齊國經濟學派和墨家學派關於財富的看法，既有相似之處，也有難以契合的地方。

對於「富國」這一想法，雙方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也根本不同。

理論道義終究只是理論道義，齊國的路，需要和現實契合。

齊國所要面對的一個重要現實、或者說和泗上墨家完全不同的局面，就是齊國根深蒂固的貴族。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變革的大時代下，變革必然要損害貴族的利益。

墨家的手段簡單粗暴，將泗上的貴族徹底清除，或是肉體消滅、或是逼著他們成為工商業的投資者，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瓦解了貴族存在的基礎。

但齊國不能用這么簡單粗暴的手段，不是因為田和仁義，而是因為他的執政基本盤是貴族，而不像墨家那里執政的基本盤是庶農工商。

貴族的勢力在齊國有多強大？不用看別人，看看田氏自己家族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大貴族陰謀政變奪權的，當年田氏不禁賓客，導致子嗣繁多，分封建制之下子嗣繁衍一個家族控制了齊國七成的封地，這正是田氏代齊得以成功的因素。

富國之後，還要強兵，這兩個很現實的夢想，也不得不考慮齊國的現實情況。

在這一次政變之前，田和已經開始思索齊國的富國強兵之路，也可自己身邊的謀士幕僚們討論過許多次，吸取了齊國委托管仲之名的管子學派的許多人。

要用管子學派的理論完成富國強兵，就不得不考慮貴族的態度。

如何讓貴族能夠聽命於齊侯？

如何能夠從貴族手里收上來錢？

如何能夠將貴族和國君的利益綁在一起？

這是齊國的難處，也是齊國不可能借用泗上墨家經驗的根本原因——泗上沒有貴族了。

放眼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如今是泗上。

泗上的經驗不能學，那么除了泗上之外最富庶的地方，便是宋國圍繞泗上周圍的那些地方。

那里很富庶。

那里又和泗上用著不太一樣的制度。

那似乎是可以學習的。

宋國靠近泗上的地方，貴族是怎么富庶的呢？

這一點田和有所耳聞，用簡單的話來說，那里的小貴族們不再依靠封地的勞役地租來生活，而是將自己的封地經營起來。

比如原本二十井的封地，依靠勞役地租的話，二十井中便只有最多三井作為自己的收入，依靠其余十七井上的農夫進行封建義務的耕種——公事畢乃敢治私——的制度，獲得三井的收入。

但現在，宋國靠近泗上的那些土地上的小貴族們，采用了另一種方式：他們收回了自己的封地，將多余的農夫驅趕出封地，使得大量的農夫前往泗上進入冶鐵、手工、玻璃等行業。

然而仍舊是二十井的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則購買牛馬、采取壟作、買來犁鏵，雇佣農夫種植糧食。

泗上的工商業大力發展，正需要大量的糧食、酒、靛草等諸多農產品，那些原本只能收入三井的宋國小貴族們經營著二十井的土地，根據泗上收購的市場價格，或是種植土豆開辦釀酒作坊、或是種植小麥玉米沿河運送到泗上、或是種植靛草棉花。

大量的農夫失去了土地，但是並沒有造成動亂，因為泗上工商業的發展急需大量的人口，順帶著泗上工商業的發展也需要宋國大量的作為商品的糧食，而泗上的手工業品又不僅僅在宋國銷售，所以造成了一種穩定。

即：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農夫被驅趕出了自己的份地，泗上那邊每年接收成百上千的宋人進入作坊或是南下墾荒，再從宋國收購大量的糧食和原材料、作出的商品再銷售了天下各處。

看上去宋國那里的富庶，是齊國可以學習的，但是田和之前和管子學派的人討論之後認為並不可以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