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緊跟著說：「我對『寫體』還是比較了解的，五四運動期間就出現了。那個時候的『寫體』小說，還沒有展得像今天這樣完善，大部分恐怕只能算散文和隨筆，主要出自於剛剛踏進文壇的小青年之手。」

蘇雪林笑道：「我就是適之先生口中的小青年。那時家里逼婚逼得厲害，我又死活不願屈服於包辦婚姻，就伙同黃英（廬隱）一起離開安慶，悄悄跑到北女師去讀書。當時的北女師真是大學者雲集，有胡適先生、李大釗先生、周作人先生、陳衡哲先生。我創作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就是『寫體』，現在想想真夠糗的，那哪是小說啊，頂多算一篇還過得去的隨筆。」

蘇雪林故意不提魯迅，這恨意夠深刻的。

郁達夫估計是盤腿坐著不舒服，一條腿繼續盤著，另一條腿換成直立的姿勢，手臂搭在膝蓋上說：「小說的創作，最開始側重於解剖個人的心理，描述個人的遭遇。但在這幾年，開始轉向於描寫集體和集團，『寫體』小說也是朝著這個方向展。『集團化』、『集體化』和『群像化』的創作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寫體』小說為什么能夠流行起來，很大原因是它能夠承載這種創作任務。」

沈從文笑著補充說：「郁先生說得雖然在理，但站在普通作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寫體』的興起，主要還是在於它有市場。越來越多的刊物，需要刊登篇幅短小的作品，只要創作出一篇合格的『寫體』小說，就肯定能夠拿到稿費。長篇小說和傳統短篇小說則不然，一是不容易刊登，二是容易被當局封殺。如此情況之下，大多數普通作者，自然會選擇『寫體』這種形式，因為它來錢快、沒風險。」

這話說得夠實在，引來眾人心照不宣的笑聲。

王文伯問道：「周先生怎么看？」

「我很同意諸位先生的看法，但是，」周赫煊說著突然語氣變強，「我認為『寫體』流行的真正原因，是如今文學創作的背景和目的生了改變。」

「請明誠細說。」林徽因笑道。

周赫煊闡述道：「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打倒舊文化、舊思想，傳播新文化、新思想。以魯迅先生為代表的『為人生派』，著重描述社會現實問題，是對舊文化、舊思想的批判；而以郁達夫先生為代表的『為人生派』，則向往自我解放和實現個人價值，是對新文化、新思想的追求。這兩派看似水火不容，其實創作目標是一致的，只不過一個尋求『破舊』，另一個尋求『立新』。」

眾人都微微點頭，顯然很贊成周赫煊的說法。

周赫煊繼續道：「而現在呢，軍閥混戰已經基本結束，新文化、新思想也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運動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所以，在1927年以後，中國作家的創作目標就開始改變了，剛開始是反對獨裁、追求民主。而直到九一八事變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內而外，變成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矛盾。所以，我們現在的文學創作目標，就應該以『追求民主』和『保家衛國』為主。搞清楚這一點，大家再回頭看看當下流行的『寫體』小說，是不是大部分都跟著兩個目標有關？」

「此言高屋建瓴，實在大妙！」一直沒說話的徐志摩，突然拍掌贊嘆。

凌淑華下意識的點頭道：「周先生說得有道理。」

陳西瀅笑道：「我喜歡這種理性分析。」

陳夢家是新月派詩人，他說：「豈止是小說，現在的詩歌也在向這兩個目標展。幾年前的詩歌，大部分都是抒情詩，但近兩年卻冒出大量的敘事詩，而且很多都跟抗日有關。『寫體』小說非常適合描繪場面，描繪特定背景場合之下的群體，說白了就是方便敘事、反應時代。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敘事詩和敘事小說出現，詩歌和小說的創作都會偏向於『寫體』！」

陳夢家這段話來自於他的親身體會，兩年前的上海，中國將士和日寇在季家橋雪中大戰，他主動跑去前線慰問和救治傷兵。

陳夢家看到勇敢的將士們在槍林彈雨中沖殺，負傷的士兵染成血人，有的戰士犧牲時還保持著瞄准的姿勢，田野上到處都是抗日志士的新墳。他感受到極大的震撼，於是在戰士們的墳墓前，寫下悲壯的詩篇《在薀藻浜的戰場上》，從一個浪漫派詩人轉變成現實派詩人。

就像陳夢家所說，以前詩人們喜歡純粹的抒感情、放飛自我。而隨著日寇鐵蹄的逼近，這兩年出現越來越多的敘事詩，通過對現實事件的描述來表達情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