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仁勇校尉與副尉僅僅只是九品上下的官階，但卻是從奴身到官身的一大跨越，對於這些此前幾無前程可言的卒眾們來說，無疑是一莫大機遇。因此則天門前叩謝聲一時間如風雷一般，經久不息。

李潼開具出如此驚人的賞格，自然也是經過了一番考量。

雖然他背後有著整個行台以及數以巨萬的大軍，但接下來的各種軍事任務也是極為繁重。且不說諸邊外敵的擾寇與已經豎起反旗的契丹，單單畿內以及諸州局勢、特別是仍駐河東的數萬大軍，就需要足夠的力量加以鎮撫。

特別眼下還只是三月末，關中仍是農忙，起碼要到五月初，才能完成大規模的甲卒征調。至於眼下，也只能將現有的力量進行充分發揮。

神都局面崩得稀碎，兩衙軍事盪然無存，就算是陝州以及潼關方面後路人馬陸續入都，也是不足兩萬甲卒。且不說神都秩序的重建，一旦他四叔的旗號在河北豎起來，即刻就要組織渡河征討，從速定亂，避免河北局勢糜爛成災。

楊嘉本等關隴殘余勢力，李潼並不怎么放在心上，這些貨大凡還有料，不至於讓神都局勢崩壞成這個樣子。但這些人所掌握的門生奴仆，仍然是一股可觀的力量，值得接納吸收。

一口氣放出幾千個低品武官的散職，包括相應的祿料發給，李潼也並不感覺心疼，事實上他早有將六品以下武散階作為大規模功勞給授的想法。只不過此前行台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權力，軍功酬給的時候只能在錢帛方面加大力度。

貞觀年間定制，凡九品以上文武職事官，皆帶散官銜，謂之本品。這話說起來就像是文武散官僅僅只是官員相應的職稱與待遇，是辨別品級的一種標准。但事實上，雖然有官則必有散，但有散則未必在官，後者才充分體現了大唐官制貴族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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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凡敘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親戚，有以勛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這其中封爵、親戚、資蔭，統統都意味著政治資源的世襲化，只要生在權貴人家，母胎里就帶著官品。

秀孝是指人的才情德性、姑且不談，勛庸和勞考則是事功，只有做了官才能談得上事功，才有了敘階的資格。

李潼倒不排斥政治資源的父死子繼，畢竟他自己出身既尊貴、爸爸又多。而且對於如何破除世族政治、貴族政治，歷史也早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發展科舉，讓朝廷選士的途徑更加下沉普及。

但是在軍事上，歷史給出的答案則就相對比較晦深或者說沉重。雖然原本的歷史上，受困於軍事人才的斷層，武周後期開設了武舉，但武舉給社會所帶來的沖擊與回哺則就遠遜於科舉。

這當然也很正常，軍事本身就是一個實操性強的領域，也是統治集團最為關心與防備的話題，檢驗與試錯的成本都極為高昂，遠不同於科舉、政治。

如今的大唐，在軍事方面又是一個破而後立的漸變過程，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業已崩潰，而大規模的募兵體系仍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開元、天寶由盛轉衰的經歷也說明了即便這一套體系建立起來，所帶來的結果未必能盡如人意。後世多有詬病的盛唐時期節度使權力畸大以及重用胡人將士等問題，除了唐玄宗晚年扒灰降智，其背後也都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

李潼也算久掌軍機並且經常身臨前線，拋開更加宏大的軍制問題不談，人事方面他感受比較深刻的一點就是軍隊方面上升途徑實在是太少了，普通的小卒、哪怕是一線的精銳戰卒，如果沒有特殊的際遇，幾乎不可能獲得升遷，從卒提升為將。

軍隊中的將領們，絕大多數都不是出身尋常人家，這一點在行台西軍中也不例外。將領主要獲取途徑，在於兩衙諸衛的宿衛體系，特別是南衙親勛翊三衛，這三衛中主要成員就是官宦子弟，天然的就已經把平民子弟排除在外。

所以李潼也一直在考慮，放低一下軍功的酬給標准，特別是低品武官的給授，讓普通士卒通過自身的努力相對更加容易的完成從兵到將的過渡，以此激發底層士卒們的尚武勇義，同時給朝廷開拓一下軍事人才的遴選規模。

至於這當中所產生的行政開支，首先低品散官沒有職事在身、是不給俸祿的，其次即便他們享有一些經濟特權，干掉一個國公所節省的祿料開支，彌補百十個低階武官的損失是綽綽有余的。

這樣的普給濫授會不會造成武散官含金量直線下降？這是一定的，但那畢竟是以後需要面對的問題。李潼這種獎犒力度還是小的，他們李家剛造反那會兒，高祖李淵打進關中普授五品官，被人勸諫封賞給的太泛濫了，但李淵回答咱是造反、不是吃席，如果不成功、他媽的命都沒了，現在計較這個就是多余。

眼下李潼所面對的局面雖然不是起家造反那么艱難，但也是社稷存亡、多事之秋，如果搞不定，祖宗都得讓人給揚了，更沒有必要拿幾年、十幾年之後將要面對的問題來制約當下的言行選擇。

而且這一次群眾們在則天門前助陣撲殺叛軍，功勞的確也不小。雖然我家大門常打開，但那是北門自家人瞎鬧騰，這一次差點被正面直剛，想想也讓人覺得後怕。所以超格論功行賞，也是情理之中。

借著賞格公布、群情振奮之際，李潼又下令進行營伍整編。這方面也沒有什么花巧，在場神都群眾三四千人，三百人編成一營，以五十名在守則天門的行台老卒為核心，將已經陣列整齊的神都群眾逢十抽一，很快就編成了十五個營隊。

有了基本的軍事編隊後，接下來再使派任務就簡單多了。諸營分成三班，兩班出巡全城，一班留守皇城，肅清城中街道，若是遇到大規模的亂卒流竄亦無需出擊，盡快回奏皇城，由皇城出兵捉討，捉討使由行台部將趙長興擔任。

當定亂使陳銘貞率隊出巡全城之後，李潼才終於有時間了解一下綦連耀此次叛亂的具體情況。這一次叛亂發生的突然，李潼之所以提前知曉並疾行歸都，是來自於田少安的報信。田少安的報信中也只是指出了有這樣一種可能，具體內情所涉不多。

「此亂所以興發，根源仍在逆賊韋承慶。韋賊密謀迎回廬陵王，並暗使同謀諸家陰聚卒力。但因聖、因南衙將士入坊撲殺韋氏滿門，致使城中群逆無有協調，綦連耀以洛州司戶參軍預謀奸計……」

徐俊臣這家伙一直遠遠候在一側，等到雍王開始詢問相關事情的時候，便疾步行出講述起來。

李潼聽著徐俊臣的講述，心里也漸漸將這一場叛亂脈絡稍作勾勒。簡單而言，綦連耀叛亂就是廬陵王潛逃歸國的一次余波事件。

隨著韋承慶被殺於坊間，神都城內相關同謀者一時間也是群龍無首。接下來南衙將士再作搜捕，但本身並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再加上貪功冒殺，對於相關逆黨打擊遠遠不夠，反而讓整個神都城秩序更加崩壞。

之後聖人李旦被嘩變的北衙將士劫走，南衙這些剩余將士也陷入了崩潰。神都那些涉事人家勢力聚集後，同時也陷入了一個尷尬局面，那就是廬陵王不見了！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無所謂善惡忠逆，整個神都城都陷入無序的混亂中。

綦連耀身為廬陵王謀反同黨，官爵、權勢並不最高，但其所擔任的洛州司戶參軍卻是一個極為關鍵的位置，掌管戶籍、賦稅、倉儲等民生息息相關的事宜。雖然官職所帶來的權力也因為秩序崩壞而不復存在，但卻能夠讓他在動亂發生的最初掌握相當一部分人物力量。

「綦連耀先使州吏把守州府倉儲，洗掠存貨，之後又憑籍掠取諸坊高戶，人物強取，勢力大壯。都水使者劉思禮與之有舊，早有通奸之謀，趁亂游走坊間為其游說、招募同謀，寒家亦為造訪……」

張說繼續做出補充，並從懷中掏出一份名單遞了上來：「臣家雖不為名族，亦累世領受唐家恩祿，自不與賊同流合污。唯賊勢大，不能力敵，蟄伏坊野，細收罪證，凡所叛逆與謀者，俱錄此中……」

李潼接過那名單略作瀏覽，繼而又神情沉靜的遞回給張說，並說道：「道濟立身方正，雖立身濁流、卻能忠貞不屈。辨察使職便付予你，為我察發都畿潛藏賊惡，勿枉勿縱！」

張說聽到這話，一時間既喜且憂，喜的是能在雍王新班底中得居一席使職，憂的則是這職務所司典刑、本身就是一個結怨的差事，跟他對自己的定位頗有偏差。但雍王既然已經授意，他也不敢拒絕，只能恭然領受。

至於徐俊臣，聽到張說把他的老本行給占了，頓時也是滿心的失落，眼下的神都城對他來說簡直就是一個無比富饒的狩獵場，摩拳擦掌的手皮都快磨破，居然英雄無用武之地。

李潼自將徐俊臣的落寞看在眼中，接著便笑語道：「定亂扶鼎，首在誅惡，然諸功士若犒給不及，不免人情離散。徐某可願擔當訪問，為我擴取坊間人、物，以實倉邸之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