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抑制軍府中更加嚴重的土地兼並，就要打擊元從勛貴群體。然而大唐國勢剛剛走上正軌，四周仍然強敵環立，屁股都還沒坐穩便要對老兄弟們下手，這也實在是太過涼薄。

正因如此，馬周才提議不要管。如果朝廷設立嚴刑峻法，大力打擊逃戶現象，這就會造成大量的軍戶破產，中上層將官們接著朝廷律法狐假虎威，大肆蔭庇蓄奴，從而成為一個個擁曲眾多的實力軍頭。

馬周的這篇奏章是一個孤本存放在長安有司官庫中，因為年代太過久遠，前後關聯的文牘已經不知所蹤，李潼也不清楚朝廷最後對此是怎樣一個回應和處理。但從後續關中府兵越演越烈的逃戶問題中，也能了解到當時的朝廷終究還是沒有大力禁絕。

眼下的國情較之貞觀時期已經大為不同，已經不再是需要考慮要不要管理府兵逃戶的問題，而是徹底沒有了府兵軍戶可管。但馬周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困境，對於當下新兵制的建立仍然有著不小的借鑒意義。

兵役沉重的問題，李潼也沒有太好的解決方案。眼下朝廷雖然務在休養，但他也始終沒有放棄對四周外敵的各種攻伐設想，等到渡過這一段休整期，勢必要加大向外擴張的步伐。朝廷是必須要保證有足夠的常備武力，這一點絕對不可動搖。

眼下的他能夠想到的降低個體兵役強度的方案，就是盡可能的擴大兵源。像陝西道所組織的州縣團練，還有河北方面新建的漕兵，通過擴大預備役員的規模，盡量保障作戰人員的有序輪換。

至於說更加普遍的義務兵制，在大唐這種生產力環境下，是絕對做不到的。就算開了掛、點開科技樹，基層的組織力想要建立起來，也非一蹴而就，還要防備村霸鄉豪借此滋生，從而破壞原本的鄉里行政結構與職能。

軍隊的資源兼並，從世兵制到募兵制的過渡本身就是在解決這一問題。兵員的組織與錢糧的撥付統統權歸中央，這個問題就會得到極大的緩解。

至於退役的兵員如何維持生計，這一點故衣社倒是有插手操作的空間。

故衣社在半官方化後，李潼雖然沒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仔細管理每一樁社務的進行，但也做出了一些指示，除了基本的救濟互助職能保留下來之外，他還授意故衣社開展一些方技培訓，教授那些退伍老兵及其家眷們一些經濟屬性更強的工藝技能，諸如養殖、紡織、造紙、陶鑄、木工、制茶等等。

如今朝廷對商貿與地區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重視，除了國中的龐大市場之外，還有周邊四夷眾多市場正快速開辟中，這也給手工業生產帶來了極大的需求。

因為擔心重工傷農，所以對於民間的工藝生產力開放到哪一步，朝廷之內還存在著許多爭議。

但軍士人員由於家庭勞動力不足，在農耕方面本就擁有著天然的劣勢，專注培養他們的工藝技能，既能保障他們的生計問題，也能滿足國中商貿的旺盛需求，同時還能緩解普遍的人地矛盾，可以說是一舉多得。

這些相關的政策，都是需要長期的執行推廣，才能獲得一定的基礎與成效。至於維持當下的軍隊規模，解決軍士們前途無望、榮譽缺失的問題，武舉正好可以補足這一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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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著豁免開元以前軍戶逃亡這一時機，公布開設武舉的政令，李潼內心里當然還是希望能夠盡可能多的將原本軍籍人員保留下來。他將武舉的參與條件設定為軍戶專屬，也是增強這一群體的榮譽感，確保他們的政治權益。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參軍都意味著更大的責任與風險。本身不能從事基本的農事勞作，已經讓他們各自家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處於劣勢，但若要做到普遍補償，哪怕後世物資充盈的時代都是一個頗為沉重的負擔。那么適當加強他們的上升渠道，對於他們也是一種回報。

所以對於武舉，李潼並不打算設定太高的標准，非要選出郭子儀那種存亡續斷的不世名將才肯罷休，而是類似於轉業安置的一種考核，盡量將軍隊中的優秀人才保留在統治結構之中。

因此在制定武舉官職的時候，除了基本的邊戎與宿衛之外，一些州縣佐官與流外胥員也被納入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