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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選是一個國家能夠長期穩定存在的基礎制度、國之大典，並不只是因為通過典選制度能夠源源不斷的選拔吸納人才投入到國家的管理中來，典選制度本身就是籠絡統合社會各個階層人才的不二法門。

像是直接促使大唐走向最終衰敗滅亡的黃巢，就是典選所沒能統合到的人物。盡管大唐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社會資源高度集中、階級完全固化的死循環，但誰跳起來踹上最後一腳，也能給後繼的統治者們帶來足夠的警醒，從而在制度中進行修補。

開設武舉是李潼一直都有的一個想法，雖然武舉相對於科舉來說，所帶來的制度回報要低上許多，但對於國家源源不斷的吸納軍事人才還是有著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

任何一個政權當中，軍隊都是一個最為敏感的話題，也獲得了歷代統治者們最大的關注。但相對於其他的普通社會群體，軍隊自成一套體系，有著更強的封閉性，所以軍隊中的階級固化進程，又要遠比社會其他群體更迅速得多。

自西魏北周以來的府兵制，最終大成於初唐時期。但府兵的全盛時期，維持的時間實在不長，到了高宗時期基本上就已經崩潰了。

這也是無可避免的事情，軍人本就是一種高危職業，而府兵的生活環境又是一個上下等級極為明確的狀態。人如果長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中，為了彌補安全感的缺失，那就會熱衷於對物質資源的搜索囤積。

所以在原本的府兵體系中，中上層將領們對底層軍戶的盤剝是非常嚴重的。許多府兵名為朝廷帶甲之士，實則與勛貴家奴無異，在基本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自然就產生了大量的逃亡。

李潼看過一篇貞觀時期的奏章，講的就是當時已經出現且已經越演越烈的府兵逃戶問題。但讓他感到詫異的是，這一篇奏章的主旨並不是提議如何制止這種情況，而是建議朝廷對此大可不必過分關注，任由軍戶逃亡。

貞觀時期，正是府兵制的全盛時期，也是大唐國力永攀新高的一個關鍵時期。在那樣的年代下，面對國家根本力量的流失，非但不提議整頓阻止，反而建議放任不管，李潼下意識便覺得這是妖言惑眾，唯恐天下不亂。

但是這一篇奏章的作者也不是什么普通人，而是貞觀時期著名的寒門名臣馬周。出於對馬周這個人物的重視，李潼才耐著性子將這篇奏章看下去。

馬周提出這樣的觀點，自然是有其論據。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闡述府兵為什么會逃亡？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危機，所以要往自以為安全的地方去躲避。

軍戶逃亡本身便是一樁重罪，究竟是什么樣的危機讓這些軍戶們感覺哪怕犯罪都要比留在軍府中還要更加安全？

這才是朝廷需要深刻考慮並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而是單純的用嚴刑峻法勒令軍戶繼續呆在讓他們倍感憂恐的環境中，恐怕會發生更大規模、更加嚴重的動亂。

這個危機是什么，馬周也闡述的很明白，第一是兵役過重，第二是升進無望，第三就是生產資源被掠奪占有。當下東征西戰的戎旅生活已經艱難，前途又沒有什么光亮，妻兒父老更無從養活，逃跑還有一線生機，如果不跑，就算不死怕也要永世為奴。

馬周之所以建議朝廷不要嚴管府兵逃亡，就在於這三個問題實在不好解決。首先第一點兵役過重，每一個帝王都有開疆拓土的美夢，而且當時新建立的大唐周邊仍有許多強敵、不得不戰，哪怕到了貞觀後期，唐太宗都要親征高句麗。

第二點升進無望也很好理解，戰爭雖然是危險與機遇並存的事情，但危險又遠遠大過了機遇。唐太宗親征高句麗一戰，動員極多，但真正在這當中嶄露頭角的寥寥無幾，最知名的便是一個薛仁貴，其余絕大多數都是勞而無功。

哪怕是眼下的王孝傑投身河北戰場，雖然河北戰事進展順利且戰果輝煌，但王孝傑因為不能當方面統軍之用，也只是溜了一圈腿，順便被剃了須發。

軍隊中本就階級森嚴，普通小卒想要通過戰爭獲得階級躍遷的機會，不是沒有可能，只是這可能實在太小了。絕大多數人終此一生，就算僥幸不戰死沙場，往往到老也只是一個營卒而已，了不起混到一個伍什兵長，已經是沒有特殊際遇的情況下能夠達到的極限。

至於第三點生產資源的失去，則就更加無可避免了，均田制逐漸沒有了實施的基礎，這是整個國家大環境所決定的。當閑置土地越來越少，能夠分配給軍府的就更少，還要面對軍官勛貴們的盤剝，府兵們的生活處境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