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幾百上千年的開墾發展，關中的耕墾環境已經不容樂觀，在沒有化肥這一現代農業利器產生的情況下，即便是農業技術有所改進，但也只是將這過程略作延緩，很難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盡管情況是這么一個情況，可是關中平原對於唐家社稷而言是有著非凡的政治意義，當然不可能完全放棄。特別是在接下來的西線戰略中，關中仍然會長期的作為政治與軍事中心。

一個以農業為根本的強大政權，其政治中心卻不能選擇設立在農耕環境最為優越的地區，這也是中唐以後大唐朝廷所面對的一個困境。

對於外部物資的嚴重依賴，也讓運河沿岸的淮西等諸藩鎮壯大起來，安史之亂所產生出來的藩鎮問題，真要對比的話，其發源地的河北三鎮給中央帶來的威脅甚至還比不上河南諸鎮。單單淮西一地，便先後出現李希烈、吳元濟等悍藩。當然，這幾個貨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兒。

想要維持住關中地區的地域優勢，就要加強對外的交流與溝通，同時也讓關中能有更多的生產方式選擇。所以除了編戶均田之外，對於民間手工業的推動，也是朝廷近年來一直在力推的一項政策。

這並不是罔顧農耕為基礎的立國之本，而是結合現實情況、因地制宜，順應時勢而做出新的改變。關中想要維持住其政治、軍事與經濟中心的地位，就要對普羅大眾有更大的吸引力。

雖然朝廷也可以通過改革漕運、倉儲等來改善增強關中對資源的聚合力度，但這與推動民間的商事發展並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並進、相得益彰。

過去幾年，大唐國力之所以恢復得這么快，與商貿的繁榮也是有著極大的關系。雖然說各項內外政令的改革讓大唐的生產力快速恢復，但是像最近的河東、河北與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壞，短時間內並不能快速恢復對關中的輸血能力。

江南對關中的漕米輸送倒是逐年激增，像開元元年江南糧食運到關中總量還只有六十多萬斛，但到了開元三年，已經達到了兩百三十余萬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內，規模激增數倍，這也極大的改善了關中對糧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僅只於此，關中的糧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會滿地餓殍，但也不足以讓府庫充盈、谷米滿倉，可以盛論軍事的程度。

官方的糧食輸運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間的糧貨供應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訓，所謂千里不販糴，糧食的長途運輸成本大、風險高，且利潤不夠可觀，因此民間行商，對於糧食的販運熱情並不高。

當然，糧食作為基本的生存物資、對於社會的穩定擁有著極強的影響作用，朝廷當然也不能放任民間商賈們囤積居奇，長途販運牟利。

但是這件事也並不是沒有變通的余地，隨著各地倉儲、漕運環境有所改善，常平倉這一制度便又重新煥發生機。

此前朝廷僅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進行經營，覆蓋面有限且效率並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糴的過程中，還存在著大量強買與攤派等現象，官員們往往為了政績與利潤，有的時候甚至連民戶們的口糧都不放過。

畢竟由官府進行的買賣，彼此勢力與體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種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開商賈參與到和糴中來，地方上的常平倉只負責收納、轉運，而朝廷則專遣使員，與州縣官府會同糾察與監督，將糧食的和買進行一定程度的市場開放。

驪山一場講武，已經將京畿最近幾年所積攢的糧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諸軍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頗成問題。但就算是這樣，李潼仍然敢放膽籌劃對外的攻略，就是因為眼下關中雖然糧儲不夠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著大量的糧食。

別處不說，單單洛口倉一處官倉，所儲備的糧食便有將近五十萬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處官倉，儲糧或多或少，累加起來的總量都已經超過了三百萬斛。

眼下這些糧食還沒有輸入京畿，一則是眼下並不需要，關中仍能維持，二則集中在一起發運的話，沿途的消耗必然會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確切的計劃與需求，漕運沿途諸倉便可以次第起運，源源不斷的將糧草輸入京畿，以滿足朝廷在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糧、心里便不慌。而且儲備的增加，也並沒有給地方上帶來更加沉重的負擔，特別是沒有給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權力。

常平倉本身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監督權，但卻沒有絕對的管理權。而這一套和買體系，由於民間的商賈力量廣泛參與其中，整個商貿體系的中心又在於關中。

他們參與和買，在這項交易中直接獲得的利潤很有限，但是能夠在後續前往長安進行商貿的過程中獲得一定的優待。比如貨品的折扣，以及緊俏商品的供給等諸項。換言之，如果不來長安，那其變現的額度就會遭到限制，達不到利益最大化。

如此一番安排，朝廷既確保了糧食這一條生命線的壯大與穩定，同時又能保證地方上的人物力量進一步向京畿集中。

而關中作為這一商貿網絡的中心，其優勢當然不僅僅只是建立在政策的導引方面。如今的關中，產業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單單在籍的各類工坊匠戶，便達到了三十多萬戶，單單長安一地便有將近十萬戶的手工匠人。

這樣的產業分配，既保證了長安周邊有足夠的商品產出，又能緩解一直非常嚴峻的人地矛盾。大量的民戶投身於手工業生產中，對土地的需求自然便有所降低。

甚至許多有地可耕的民戶，除了基本的糧食生產之外，也更加樂意種植回報率更高的經濟作物。畢竟人對利益的追逐，那也是發乎本能的。

大唐國體龐大，自然可以進行區域之間加強交流、彼此互補的產業調整，並不需要在一地進行所有的產業布置。

關中如此龐大的一個手工生產規模，對於原材料的獲取自然也就有著極大的需求。所以對於噶爾家所提出的商貿請求，無論是出於戰略上的考量，還是實際的利益取舍，朝廷自然也就沒有拒絕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