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組成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其組織管理以制度體現出來。

小而言之，制度是權力與勢力的對抗，權力是制度賦予的能力，勢力則是不能進行制度化的能量，比如個體的武力、人脈以及對各種社會資源非常規的占有。

廣而言之，制度是公心與私欲的博弈，對秩序的守護和利己主義的抗衡與妥協。

三省六部之所偉大，在於這一套制度有著極為完善的權力分配系統，同時又保證了制衡與博弈的程序空間，組織內部環環相扣，各自發揮又互相鉗制，並不存在某一環節的獨大與霸權。

從這一點而言，華夏先民在制度的探索中真的是有一種早熟的智慧。

但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是由人創造出來，約束人的行為且由人所執行的准則。且不同的制度一旦執行起來，便會無可避免的產生制度成本。

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且周詳，這是它的優點，同樣也是它的缺點。

其內部環環相扣的結構想要完全發揮作用，就要確保每一個組成部分都能充分發揮其效能，而彼此間的制衡過於細致，由此產生出來的摩擦與掣肘將會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這些制度成本所產生的內耗，有時候甚至遠遠超過制度運行所帶來的收益與回報。

像後世某一政權制度頗多擁躉信徒，方方面面論證其優越性，唯獨不言這套制度所產生的成本消耗是需要全球供血。若沒有足夠的補血能力，自己都要玩崩，更不要說圈養爪牙喉舌。

所以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度雖然完善，但真正的執行時期卻並不長久。

尤其是在中古時代的背景下，過於完善的制度建設本身就是一種自我限制，並不能適應國力增長與擴張所帶來的新的變量，對於志向雄大又有足夠執行力的帝王而言，是很難忍受繁瑣的程序過程。

因此早在貞觀時期開始，作為最高決策層面的三省便發生了改變。

到了開元年間，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並不是將簡單的中書、門下兩省合兵，而是中書門下這個機構直接凌駕三省之上，三省職權合歸於一。

李潼並不是一個坐享其成的太平君王，而是臨危受命的大唐皇帝，他對三省職權的凌越程度就更高，甚至就連政事堂都淪為附庸，不再是朝廷行政最高的決策機構，宰相們少有相坐論道，更多的是拜受制令、加以執行，對於聖人的制約幾乎沒有。

這樣的政治生態也不是他要刻意營造，而是他本來就是從行台霸府基礎之上組建中樞朝廷。

在當時風雨飄搖、諸多動盪的大唐國情之下，再去追求程序上的正當性無疑舍本逐末，托制興霸、一言獨裁才是讓家國快速走出泥沼的最有效方式。

當然，前提是他能成功帶領大唐中興，如果玩脫了，未來的他也將會是一個宗室藩王弄權用威、禍亂家國的典型。

李潼雖然是一個霸權皇帝，但並不意味著他不需要制度維持。

一則人的精力畢竟有限，就算他勤政不怠、事必躬親，每天又能處理多少政務？二則他的模式具有一個不可復制的特殊性，大唐政權總需要一個平穩的維持與過度，便需要制度的約束與管理。

但是作為一個強勢的帝王，本身又充滿了各種治國的想法與嘗試，一個職權分明、相互制約的完整三省六部對他而言就是一個災難。

他需要的是一個高效靈活的執行系統，而不是一個思路各異、理念沖突的決策團體。但他又深知人有興衰禍福，政權總有更迭之日，也不能將整個國家機器都化作一個人的應聲蟲。

這當中個人權欲的伸張與退讓的矛盾權衡，便是接下來朝局改革的一個重點。而朝廷諸司的官長們，包括領率百官的宰相們各自屈伸抱負，也都不可忽略。

如何在確保朝情事務有序進行的前提下，磨合出一個身處其中者能夠多數認同的方案，這需要方方面面都做出妥協忍讓，李潼這個聖人也不例外。

但即便如此，李潼也不想放棄他在當中的主導權，所以如何定下一個基調，便需要一個合適的契機。而剛剛結束的世博會，所涉諸司財計都賬與勾檢便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初唐時期，朝廷財政收入呈現多樣性的特征，所以諸事項也分屬各司。戶部四曹不必多說，太府、少府、司農等也有相關任事，且事權分割瑣細，常有一事通於諸衙的現象發生。

普通人或許感受不到這種職事雜細分配所帶來的繁瑣，但後世多數人都有為了一件事情輾轉各個民政部門、報告證明攢了一摞的經歷。普通人尚且因此叫苦不迭，朝廷相關職事的繁瑣流程可想而知。

世博會所涉諸司是眼下時局中關注的重點，人事才力用足，但相關的核計進程仍是緩慢。

雖然諸司流傳出來的計報頗為喜人，但真正的計量流程卻卻還在各司流轉，足足過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各種財利收入仍只存在於賬簿上、分散於諸司倉儲，大部分錢財仍然沒有歸入可作度支的倉邸。

若在往常時節，其他無涉財司的官員們也只是看個熱鬧，順便慶幸一下自己所司職事清閑。可是隨著時間進入寒冬臘月，朝中氣氛就漸漸發生了變化。

每逢年節，諸司罷市休沐，共賀佳節。而朝廷也要賜饗賜物，以示恩典。年尾的各種賞賜，也是官員們祿料之外的重要收入，直接關系到年節的質量如何。

今年因為世博會炒熱的緣故，長安城各類物價本就有不同程度的上浮，所以官員們也都迫切希望能夠早日領取到賜物、過上一個肥年。

可現在諸司審計都還沒有完成，錢利尚未入庫，各項年終福利便也未成定式。這自然讓百官們抱怨不已，事關各自的錢袋子，便也都紛紛評議財司做事拖沓、全無效率。

借著百官輿情，臘月朔日朝會時，朝廷便以戶部尚書格輔元罷知政事、轉遷尚書右仆射、加勾計大使，御史中丞朱敬則為勾計副使，會同諸司主簿勾官，專辟官衙閑邸為勾院，封鎖財司衙堂案事文書並倉儲，俱移勾院通案勾檢，務必要在望日之前結束勾檢，不誤佳節歲賜。

同時，內衛中郎將郭達為勾院捉察使，集內衛、京營八百精兵為勾院捉察軍，凡所財計失職、貪墨等諸事員，案察勾名即拿，人事驗對之後，移案大理寺，審定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