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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四年的下半年，許多大事集中爆發，所幸這些事情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雖然朝野繁忙，大方向則是積極向上的。

人是容易受環境影響的生物，哪怕身為帝王也不例外。所謂三人成虎，當某一環境因素頻頻被身邊近人加以強調，自然就能影響到人對環境整體的判斷。

越身在高位者，對環境的感知其實就越片面。譬如眼下的李潼，青海大戰的勝利讓他的威望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日常身在宸居，其實做不到對整個帝國方方面面了如指掌。

想要保持清晰准確的認知，首先自己的頭腦要保持冷靜，要擁有在諸多歌頌聲中提取有效訊息的能力。其次便是擴大了解訊息的范圍，對各種渠道得獲的信息進行交叉對比的分析。

身為一個帝王，自然是凡人能夠達到的最高榮耀，但這個位置同樣也是各種欲望與紛爭交織匯聚的一個焦點。所以一個帝王真實的心境，往往都是慎重且孤獨。如果覺得萬事順心、全無憂懼，那么離出問題也就不遠了。

樂高腳程極快，往返也只用了不到半個時辰，再次返回延英殿時，身後跟著兩名侍者，搬抬著一個盛裝文書的半滿箱籠。

集英館眼下還並不屬於正式的朝廷官署，雖然具有近侍備問的性質，但仍然沒有參與到正式的朝議系統中來。

這樣一種存在狀態也是有利有弊，壞處顯而易見，那就是不能插手正式的上下奏對與文書往來，譬如李潼要向外界發布什么命令便不能通過集英館，因為沒有法律效力。而臣下們向上進言，同樣也需要中書門下的轉呈。

好處則是集英館眾人對聖人的依附度更高，而且沒有固定的朝軌章程約束，所以對咨詢的獲取與傳達要更靈活一些。聖人與集英館諸眾之間針對時勢的交流商討，甚至就連宰相都無從參聞。

也正是因為這樣一點便利，李潼才沒有急於將集英館納為正式的朝議與供奉機構。

此前外朝群臣之所以反對將集英館事員履歷記錄在官資中，並不是反對集英館這一存在，而是希望能夠盡快將集英館納入系統中，如此才能明確集英館到底在做什么。

眼下集英館除了收錄圖書文籍並培養一些聖人欣賞的少俊人才之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訪探朝野逸聞、收錄成籍，納入禁中。說的更直白一點，那就是搜羅時事八卦，然後向聖人打小報告。

這種作用還不等於御史的風聞奏事，因為御史凡所言奏自有流程，哪怕再怎么荒誕的奏事，都具有著法律效力。

比如說貞觀年間，長孫皇後去世，百官致哀，許敬宗這家伙好死不死的見到歐陽詢相貌丑陋而大笑起來，結果遭到了御史的檢舉揭發，直接被貶出京。

可若這樣的事情是由集英館上奏的話，僅僅只是皇帝知道了這么一件事，真想加以懲罰的話，還要著御史上書彈劾，才能執行懲罰。

李潼眼下是需要一個靈活有效的消息來源，所以暫時不考慮將集英館制度化。

不過這樣的存在也不可長久維持，一則他對集英館有著更大的寄望與用途，不能一直當做八卦來源地，二則這種事務對士流而言也的確有傷風評、格調不高，若遲遲不能融入到朝政系統中，漸漸的對真正有抱負的時流便也失去了吸引力，會讓集英館真的流於奸佞幸進者聚居地。

之前李潼跟宰相們透露明年將要新修律法，還沒說的想法就是讓集英館也參與其中。

集英館眼下是他的私人幕僚群體，對於他的意圖與理念了解自然更深刻，而且集英館諸眾的見識是真正能夠下沉閭里，並不是單純的經學門徒。在修訂律法的過程中，便能很好的顧及到市井下層的訴求與管理。

書文送上來之後，李潼便開始翻閱起來，因為並不是正式的文牘奏對，內容所涉也是五花八門，李潼看起來心情便頗為輕松，像是閱讀市井氛圍濃厚的唐人筆記，而不是關乎家國大計的嚴肅奏章。

文人獵奇，所涉也頗多士林逸聞。李潼翻起第一篇文書來看，入眼便是今年長安詩壇的一些趣事。

這其中第一則故事，便是詩壇名家的宋之問入京，寓居於終南山，京中士林多往拜訪，宋之問過去幾年的一些詩文也流傳出來，獲得不少時流的稱贊推崇，號稱聖筆制律、宋詩雄發。

宋之問的詩才自是不俗，原本歷史上便是唐人律詩定式者之一。不過在當下這個時空中出現了李潼這個掛比，將律詩格式的成熟大大推進，再加上身份的特殊，律詩定格的榮耀自然歸於聖人，沈宋都無緣此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