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種想法實在過於簡單片面，且不說諸胡本就畏威而不畏德、並不會因為包容放縱就會對大唐親近恭順，關鍵是此前朝廷所整頓的胡人與大戰前夕所需要統合的胡部勢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入唐的胡人或是各自出身不同的部族，但他們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逃離了原本的部族環境而投身於大唐國境之中，借助大唐所提供的庇護擺脫過往加於其身的酋長邦主控制。

以往大唐在這方面管控乏力，各方入唐的胡人也是絡繹不絕，這本就是在削弱周邊諸胡勢力的一個過程。現在大唐立法分明，對入唐諸胡的管控更加嚴格周詳，一定程度上也遏阻了諸胡入唐的風潮。

對那些頗具勢力的周邊胡酋們而言，他們非但不會覺得大唐各項治胡律令的頒行過於嚴格苛刻，甚至心里還隱隱希望這方面的律令能夠更加的酷厲一些。

畢竟這些政令只在大唐國境之內實施，並不會覆及到他們各自的部落領地，無論再怎么嚴格，對他們的觸傷都少，更可以此證明大唐也並非法外的樂土，讓部眾們不再熱衷於逃散入唐。

早年大唐每有征戰需要征召周邊胡部勢力，甚至還會下令州縣官府驅逐境內的逃胡，並勒令禁止招納胡人奴婢。

如今國力不同以往，姿態不需要做到那一步，但加強對境內胡人的管理，其實也是對周邊諸胡部勢力的一個示好。

決定腦袋的從來只是屁股，卻從來不是種族血緣，那些胡酋邦主們絕不會對入唐胡人的處境不妙而感覺到同情與悲憤。

在這長長的賓胡助戰名單中，李潼發現了一個比較古怪的存在，指著名單中一個字號有些訝異道：「倭國使者還沒有離境歸國？」

倭國向大唐遣使也是頗有淵源，不說更久遠，最近一次就是在開元七年聖駕轉到洛陽、重點處理與新羅的糾紛時，倭國遣使抵達洛陽。

雖然後世有關倭國遣唐使的研究頗多，但在當下這個時代中，倭國在大唐的朝貢體系中存在感實在不強烈。

一則是倭國本身的勢力不足可觀，最大的手筆就是在大唐攻伐百濟的時候，倭國助戰百濟，結果就是在白江口一戰被劉仁軌打得大敗虧輸。也是出於對三韓問題的重視，大唐才在白江口一戰後特意遣使倭國加以訓斥。

二則就是地緣環境使然了，如今的大唐疆域野心還僅止於陸地，更熱衷於同大陸上的強權勢力爭鋒對抗，但對海外的邦國勢力則乏甚熱情，還沒有產生什么征服欲。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一時期倭國遣唐的使者素質猥下，對大唐的風物禮儀與文化所知甚少，即便有所交流，往往也都是雞同鴨講，交流的效率低下至極，所以朝廷往往也都懶得應付。

包括開元七年倭使入朝，李潼也並沒有正式召見，只是責令鴻臚寺負責接洽，至於究竟交流了什么，他也早已經拋在了腦後，起碼是不足以對時勢產生什么影響。

但也不得不說，倭人雖有各種劣性，但學習能力是真的強。

歷史上幾次遣唐使都乏甚成績，可是到了開元年間，對大唐的風俗禮儀文化便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涌現出漢名朝衡的阿倍仲麻呂這樣出色的遣唐人員，在大唐士林中都享有不低的聲譽，同當時的士林人物也締結了不淺的友誼。

李潼作此發問，是因為在名單中發現了倭國的身影，倭使粟田真人上表朝廷，以武士三百人請求參加大唐攻滅突厥的戰事。

如果不是因為名單中有出身標注，李潼看到這名字的一瞬間還以為自己恍惚間又穿越到修真界面。略作回憶才想起來開元七年的倭使同樣也是這個名字，所以才有此問。

宋璟聞言後便起身笑語道：「倭使的確沒有離境，開元七年入朝不得召見，又因彼時同新羅頗有開戰氣氛，不敢循渤海航路離境歸國，便南下揚州盤桓未去。聞知聖駕將要再赴洛陽，倭使便自揚州重返洛陽，早月余之前便已入城，幾番遞告表書，但臣別事纏身，也未能抽身接見。」

「倭使入國幾員？此番助戰三百員，莫非已經是使團全部？」

李潼聞言後又笑語問道，而宋璟也沒想到聖人會對這海外倭奴國如此感興趣，並沒有將倭國人事相關記在心中，歸案翻閱片刻才又開口回答道：「聖人所料不差，倭使入國員眾三百零八人，逗留揚州時老死三人，此番奉表助戰，應是其凡所扈從盡數列甲。」

聽到這回答，李潼更是一樂，區區三百人甚至湊不成一個營，說句不好聽的，可能某一場斥候游擊的遭遇戰就能直接被干掉團滅。

但勢力雖然不大，這份態度卻是滿滿的殷勤赤誠，李潼於是便又問道：「如此殷勤表現，想是訴求不小，倭國此番入使，所求究竟何事？」

這一次宋璟倒不需要再歸案補課，開口回答道：「倭使之所訴求，一在倭國名號猥瑣不文，懇請聖人另作封賜，二在其國民愚不知禮，懇請朝廷能夠招納其國貴胄入國學受教，三在懇請朝廷赦免流亡其國百濟殘眾悖逆之罪。」

倭國這個名號自漢時便有記載，後世更挖掘出東漢光武帝賜封倭奴國王金印。往年倭國封建不興、制度全無，這樣的名號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感覺。

可是隨著上層人物智慧漸啟，便漸漸的有些瞧不上這個舊號，所以屢屢請求大唐能夠更改其國名封號。

李潼對倭國歷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體應該處在所謂的奈良時代，至於日本這個名號的來歷也是不甚了解。後世倭國漸強，倒是頗有考據論證日本這一國號並不來自大唐之所賜封，而是其國本源誕生。

但無論倭國自己怎樣叫法，眼下想要在國際上獲得存在感，也只能訴求於大唐，大唐稱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拋開這個國號問題不說，對於倭使後續兩個訴求，李潼倒是頗有想法。

他對眼下便征服倭土、封遠建制倒是沒有太強烈的期待，不過文化上的輸出倒也可以進行，如今國子監的留學生品類數量不少，再增加幾個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至於說赦免逃亡倭國的百濟遺民，也足以體現出倭國悠遠流長、欺軟怕硬的國民本性。

白江口一戰之前，倭國自是不可一世，認為自己海外雄國、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韓局勢，就連倭國君主都想來一把親征，結果還沒出征就掛了，沒能看上一眼自家戰船被燒火焰是多么燦爛。

白江口一戰結束後，倭國便徹底安順下來，不斷頻頻遣使謝罪，對大唐在東北的經略動向也是分外關心。

此前大唐在與新羅交涉過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濟故地。這還沒有對倭國產生直接的威脅，倭國便忙不迭入使懇請朝廷能夠赦免其境中百濟亡眾，唯恐被這些百濟人連累將災禍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確無意於更向海外經略，總得給後代留下一點事情去做。若後世子孫不夠給力，那即便搭好一個事情框架，也無非勞民傷財的一代之政。

但話雖如此，李潼也想試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線在哪里，略作思忖後便說道：「百濟殘眾凶悍難馴，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貿然納之，焉知是福非禍？

其國與我雖舊有隙，但近年所持賓服姿態亦甚恭謹，不忍見其養患國中而不加施救，著令有司與倭使計議於其國遠濱擇地設府、圈管百濟逃亡之眾。若事不行，亦不必強令，來年其國因此滋亂，勿謂言之不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