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是在國舅李業建議的框架下進行調整，那畢竟符合皇帝心意，也是朝廷收治夏州的最終目標。只是，不像李業所求的那般急切，一步到位。

然而，即便手段相對柔和，卻有一則基本的底線，那就是黨項人要真正納入大的統治體系，要服從官府的管理，要向朝廷繳納賦稅。

有了這個前提，在其他事務上，商量的余地也就大了。黨項人可以保留自己的風俗習俗，不需要強行推動改發易服，但是，大漢律法制度的推行，也是勢在必行的。

為安撫黨項人，朝廷也給予一定的優惠，比如三年之內，不收取任何賦稅。各部黨項人，仍舊允許其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尤其原首領管理，朝廷挑選恭順朝廷者授予官職。黨項人所依賴的青白鹽，朝廷不直接剝奪，但會派鹽監前去「指導」，同時加強黨項人與漢人之間的貿易往來、經濟聯系。

總體而言，對於黨項人，朝廷采取的綏靖政策，在穩定局面的基礎上，逐步同化。綏靖的意義在後世已經變成了軟弱、投降，為人所鄙棄，然而，其本意絕不是一味的退讓與妥協，只是顧全大局的一種政策罷了。

魏仁溥這干宰臣，自是老成謀國，在大局抵定的情況下，不欲采取急切的政策與過激的手段，以免節外生枝，也是可以理解的。

劉皇帝也理解，因而認同了他們的想法。當然，最主要的是，眾臣深明皇帝吞並消化黨項人的目標，也是朝著那個方向卻努力。

有了這個認識，與劉皇帝達成共識，也就不難了。

相較之下，對於拓跋李氏，就不那么客氣了，其三代以內，不論嫡旁系，悉數遷出，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經過商討，決定將自李光睿以下的李氏族人，全部遷到河北。在集中安置還是分散安置上，最終選擇了集中，無他，方便管理，遷徙的目的地，則是相州。

銀州與綏州，並沒有出乎意料，很快就陸續投降歸附。畢竟，此前一直表現得強硬，實力也最雄厚的李光睿都投降了，他們哪里還能有其他選擇，都老老實實的。

在夏綏四州盡復之後，朝廷的善後命令也相繼而到，沒有任何的拖延，楊業與王祐便按照朝廷的政策方針，再結合當地的具體情況，進行落實。

遷族的事情，在拓跋李氏內部，自然引起了強烈不滿，重土念家，可不是漢人獨有，黨項人同樣舍不得離開自己的故土。

尤其是李氏，他們早已是脫離了傳統游牧生產方式的「新黨項人」。同時，對李氏進行大遷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其怨聲載道，再加上，拓跋原本就是黨項大部，而李氏嫡系自李思恭開始，也是旺盛繁衍，僅家族就是一大堆人，想要把這干人遷出，可想而知其中難度。

當然，人為刀俎，彼為魚肉，在大漢的強權下，李氏內部有再大的怨氣與不滿，在漢軍橫行的時代，也容不得他們有更多的選擇。

楊業可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順昌逆亡，他的戰刀，可還未怎么開刃了。

另一方面，則是對原定難軍軍隊的處理事項，在此事方面，要謹慎得多，沒有任何事務，比軍隊出了問題，造成的破壞還要嚴重。

夏綏四州的軍隊，加起來也有上萬人，其中漢籍全部保留，其軍中精壯骨干，一部分挑出充入番部以及就地戍防，還有一部分則調至東京禁軍，深入同化。

剩下有六千余眾，全部外遷，名義上是調走，這回不是內遷，而是發戍至山陽。宋琪在山陽任上，時不時地向劉皇帝要人，這回給他一份大禮。

六千定難士兵，可不是單純的六千卒，而是把他們的一家老小都包含在內的，是整整六千戶人口，對於邊地而言，足可充實好幾個縣了。

如此，將定難軍一番拆分，不管其他人怎么看，他自己心里是舒坦了很多。

當然，劉皇帝自己心里也有譜，事情絕不會輕松，黨項人也不會就真的那么聽話，那么順服。在排除直接反叛的可能下，大漢在夏綏的統治，還需經歷不小的考驗。

要看王祐與楊業的能力。顯而易見的，楊業此番平定夏綏，最考驗的不是他統軍作戰的能力，而是他協調關系、處置俗務的能力，到目前為止，做得還不錯，楊業是個有大局觀的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