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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卡，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鬧起來的？」

「全是桑卡鬧的，那個桑卡·潘夫努金。我們脫光了站在一排檢查身體。該輪到桑卡了。他不脫衣服。桑卡喝了酒，到村公所的時候還沒清醒過來。文書提醒他，客氣地叫他脫衣服。對桑卡稱呼您。軍隊上的文書。可桑卡對他粗野極了：」我偏不脫。我身體的一部分不想讓你們大家看見。『仿佛他害臊。他側身靠近文書，掄起拳頭照他腮幫子就是一拳。一點不假。你猜怎么看，一眨眼的工夫，桑卡彎腰抓住辦公桌的腿，把桌上的墨水瓶和兵役名單都倒在地上！施特列澤從門後頭喊道：「我決不允許在這兒胡鬧。我要讓你們看看不流血的革命，你們膽敢在政府所在地不尊重法律。誰是帶頭起哄的？』

「桑卡奔向窗口，喊道：」救命啊，各人拿好自己的衣服！我們的末日到了，伙伴們！『我抓起衣服，跟在桑卡後面，一邊跑一邊穿。桑卡一拳打碎了玻璃，一下子跳到街上。我跟在他後面。還有幾個人跟在我們後面。我們撒腿就跑，追捕的人在後面追。你問我這是怎么回事兒？誰也弄不清楚。「

「炸彈呢？」

「什么炸彈？」

「誰扔了炸彈？要不是炸彈，是手榴彈？」

「老天爺，這難道是我們干的？」

「那是誰干的？」

「我怎么知道。准是別人干的。他一看見亂了，便想在混亂中把整個鄉炸掉。讓他們懷疑是別人干的，他准這么想。准是政治犯。這兒到處都是帕仁斯克的政治犯。輕點，閉上嘴。有人說話，聽見沒有？施特列澤的人回來了。唉，完蛋啦。別出聲。」

聲音越來越近。皮靴吱吱聲，馬刺叮當聲。

「您不用辯解，騙不了我。我可不是那種容易上當的人。這兒一定有人說話。」傳來上校盛氣凌人的彼得堡口音，地窖里聽得越來越清楚。

「大人，也許是您的錯覺。」小葉爾莫萊村長奧特維亞日斯金老頭想說服上校，村長是個漁夫。「既然是村子，自然有人說話，這有什么可奇怪的。這兒不是墳地呀。也許有人說話。屋子里住的不是不會說話的牲口。也許家神在夢里掐得人喘不過氣來。」

「輕點！您要再裝傻，做出一副可憐相，我就給您點顏色看！家神！您也太不像話了。自作聰明到共產國際可就晚了。」

「哪兒能呢，大人，上校先生！哪兒來的共產國際！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連舊聖經書都看不下來。他們哪兒懂得革命。」

「沒拿到證據之前你們都這么說。給我把合作社從上到下搜查一遍。把所有箱子里的東西都抖摟出來，櫃台底下也都看一遍。跟合作社挨著的房子統統搜查。」

「是，大人，照您的吩咐辦。」

「潘夫努金、里亞貝赫、涅赫瓦林內幾個人活的死的都要。從海底撈出來我也不管。還有加盧津那個小伙子。盡管他爸爸發表愛國演說，想把我們說糊塗了。正相反。我們可不會打腦兒。如果鋪子老板發表演說，其中必有緣故。這讓人起疑，不符合本性。我們的秘密情報說他們在聖十字鎮的家里窩藏政治犯，舉行秘密會議。我要捉住那小雜種。我還沒打定主意怎么處置他，可如果發現什么，我就絞死他，殺一儆百嘛。」

搜查的人往前走了。等他們走遠了後，科西卡·埋赫瓦林內向嚇得半死的捷廖什卡·加盧津問道：「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他低聲回答，聲音都變了。「如今咱們同桑卡和格什卡只有進樹林這一條路了。我並不是說永遠呆在那兒。等他們明白過來再說。等他們清醒過來就知道該怎么辦了。說不定還能回答。」

林中戰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在游擊隊里做了一年多的俘虜。但這種囚禁的界線很不明確。囚禁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地方沒有圍牆。既沒人看守他，也沒人監視他。游擊隊一直在移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同他們一起轉移。這支部隊並沒同人民群眾隔開，移動的時候經過居民點和居民區。它同居民混雜在一起，融化在他們當中。

仿佛這種從屬關系、這種囚禁並不存在似的，醫生是自由的，只不過不會利用它罷了。醫生的從屬關系，他的囚禁，仿佛同生活當中的其他強迫形式沒有任何不同，同樣是看不見和摸不著的，似乎並不存在，是一種空想和虛構。盡管醫生沒戴手銬腳鐐，也沒人看守他，但他不得不屈從仿佛想象出來的囚禁。

他三次試圖從游擊隊里逃走，但三次都被抓回來。三次逃走雖然沒受到懲罰，但他是在玩火。他以後沒再嘗試。

游擊隊長利韋里·米庫利欽對他很寬容，讓他住在自己的帳篷里，喜歡跟他在一起。這種一廂情願的親近很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惱火。

這是游擊隊幾乎木停地向東方撤退的時期。有時，這種轉移是把高爾察克驅逐出西伯利亞的攻勢的一部分。有時，白軍迂回游擊隊後方，企圖把他們包圍起來。這時候，游擊隊仍向同一個方向撤退。醫生很久都不明白其中的奧妙。

游擊隊常常同大路兩旁的城鎮和鄉村保持平行的方向撤退，有時還沿著大路撤退。這些城鎮和鄉有時屬於紅軍，有時屬於白軍，就看誰的軍事運氣好了。但從外表很難斷定是誰的政權。

游擊隊經常穿過農民義勇軍的村鎮，它們當中最主要的正是這支拉長了的隊伍。大路兩旁的農舍仿佛縮進地里，騎兵、馬匹、大炮和背著大衣卷、互相擠碰的高大s手們踩得路面上都是泥，仿佛比房子還高。

一天，醫生在這類村鎮上接收游擊隊繳獲的戰利品——一座英國葯品庫，這座葯品庫是卡比爾將軍的軍官撤退時丟棄的。

這是一個漆黑的雨天，只有兩種顏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設光的地方是黑色。醫生的心里同樣是這種單調的明暗，沒有緩和的過渡，沒有半明半暗。

軍隊的頻繁調動完全把道路踩壞了，道路變成一條黑色的泥漿，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勝過。街道上只有幾處相隔很遠的地方可以通過，不管從街道哪一邊，都得繞很大的彎才能走到這些地方。醫生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帕仁斯克遇到火車上的旅伴佩拉吉娜·佳古諾娃的。

她先認出他來。他沒馬上想起來這個面熟的女人是誰。她從大路那邊，像從運河河岸上似的向他瞥來含有雙重意義的目光，決心同他打招呼，如果他認出她來的話，不然便准備隨時離開。

過了一分鍾，他全都想起來了。在擠滿人的貨車廂、趕去服勞役的人群、押解他們的衛兵和辮子撩到胸脯上的女旅客這幅圖畫當中，他看見了自己家里的人。去年一家人乘車的情景都清晰地出現在他腦海中。他刻骨思念的親切的面容生動地浮現在他眼前。

他用頭向佳古諾娃指了指，讓她往前走幾步，走到踩著幾塊石頭便可以通過的地方。他也走到這個地方，向佳古諾娃那邊走過去，同她打招呼。

她告訴了他很多事。她提起被非法抓進勞工隊里卻沒受到壞影響的漂亮的男孩子瓦夏，瓦夏曾和醫生同坐在一節加溫車廂里，她還把自己在瓦夏母親住的韋列堅尼基鎮的生活向醫生描述了一遍。她在他們那兒過得很好。但村里的人時常給她難堪，因為她不是本村人，是外來戶，還責備她同瓦夏有私情，全是村里人編出來的。她不得不離開，不然便會被他們用各種難聽話糟踏壞了。她到聖十字鎮姐姐奧莉加·加盧津娜家來住。傳說有人在帕仁斯克見過普里圖利耶夫，她便被吸引到這里來。但消息原來是假的，可她在這兒找到了工作，無法離開了。

這段時期她的親人們一個個遭了難。從韋列堅尼基鎮傳來消息，由於違背余糧征收法，村子遭到軍隊屠殺。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燒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燒死。在聖十字鎮，加盧津的房子被強占，財產被剝奪。姐夫木是被關進監獄便是被槍斃了。外甥失蹤。姐姐奧莉加最初挨餓受窮，後來在茲沃納爾斯克鎮給一家農村親戚當用人，掙一口飯吃。

佳古諾娃在帕仁斯克洗刷器皿的葯店正好是被醫生征用的財產。對所有靠葯店生活的人來說，包括佳古諾娃在內，征用使他們陷入絕境。但醫生無權取消征用的決定。葯品移交的時候，佳古諾娃在場。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大車一直趕到葯房後院倉庫的門口。一捆捆葯品，一筐筐裝著葯瓶和葯盒的柳條筐，從地下室里抬出來。

葯房老板那匹長了癬的瘦馬同人一起悲傷地從馬廄里望著別人往大車上裝貨。y雨的天快到黃昏了。天空已經放晴。被烏雲緊緊裹著的太陽露了一下面。太陽快要落山了。它的綜紫色的余光灑進院里，把糞便坑染成金色，這大概是不祥之兆。風吹木動它們。糞漿稠得搖不動。但大路上的積水被風吹得泛起漣確，現出朱紅色的斑點。部隊繞過深水溝和坑窪的地方，沿著大路邊緣向前移動。在繳獲的葯物中發現了一罐可卡因，游擊隊隊長最近吸它吸上了痛。

醫生的工作多得要命。冬天是斑疹傷寒，夏天是痢疾，此外，戰斗重新爆發，在戰斗的日子里傷員不斷增加。

盡管打敗仗，隊伍不停地撤退，但游擊隊的人數還是不斷增加，有的來自農民義勇軍經過的地方，有的來自敵人陣營中的逃兵。醫生在游擊隊度過的一年半的時間里，游擊隊員人數增加了一倍。利韋里在「十字架節」鎮地下司令部的會議上提到過他的部隊的人數，那時他大概誇大了十倍。現在，他們已經達到利韋里所說的人數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有幾個助手，幾個具有一定經驗的新來的衛生兵。他的主要醫療助手是匈牙利共產黨員、當過戰俘的軍醫克列尼·勞什，在戰俘營里大家都管他叫狗叫同志。還有個助手是醫士安格利亞爾。醫士是克羅地亞人，也是奧地利戰俘。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同軍醫用德語交談，醫士出生於斯拉夫人居住的巴爾干半島，勉強聽得懂俄語。

根據國際紅十字公約，軍醫和部隊醫務人員不得參與作戰雙方的軍事行動。但有一次醫生違背自己的意志被迫違反了條約。戰斗打響的時候他正好在野地里，迫使他分享戰斗人員的命運，向敵人s擊。

游擊隊的散兵線布置在林子邊上。游擊隊的背後是大森林，前面是一片開闊的林中草地，四周毫無遮掩，白軍從那里向游擊隊進攻。敵人一開炮，醫生馬上躺倒在游擊隊電話員的旁邊。

敵人越來越近，醫生已經看清他們每個人的臉。這是出身於彼得堡社會非軍事階層的青少年和被動員起來的後備部隊中的上年紀的人。但其中的主力則是頭一類人，青年，一年級的大學生和八年級的中學生，不久前才報名參加志願軍的。

他們當中醫生一個也不認識，但他覺得有一半臉孔他都熟悉，曾經見過。他們使他想起過去的中學同學。也許這些青少年是他們的小兄弟？另一部分人他仿佛過去在劇場里或街道上的人群當中遇見過。他們一張張富於表情的、討人喜歡的臉使他感到親切，就像見到自己圈子里的人一樣。

忠於職責，像他們所理解的那樣，使他們激動大膽，顯出不必要的挑釁的樣子。他們排開一字形隊列向前進，挺直身子，英勇的姿勢超過正規近衛軍，做出藐視危險的樣子，既不跳躍前進也不卧倒，盡管草地不平，有可供掩蔽的土丘和坑窪。游擊隊的子彈幾乎把他們挨個掃倒。

白軍前進的寬闊光禿的野地上有一棵燒死的枯樹。它不是被雷電或黃火燒焦，便是被前幾次戰斗炸毀。每個前進的志願兵s擊時都要看它一眼，克制住躲在樹干後較為安全也較容易瞄准的誘惑，繼續前進。

每個游擊隊隊員的子彈數目是有限的。必須珍惜子彈。下了絕對的命令，只能在近距離，在看得見的目標同步槍數目相等的情況下才能開槍。

醫生沒有槍，躺在草地里觀察戰斗進程。他全部的同情都在英勇犧牲的孩子們一邊。他全心祝願他們成功。這是那些在精神上、教養上、氣質上和觀念上同他接近的家庭的子弟。

他腦子里突然產生一個念頭：朝他們向草地那邊跑去，向他們投降，以此獲得解脫。但這一步太冒險了，伴隨著極大的危險。

當他跑到草地中間，舉起雙手的時候，兩邊都可能把他撂倒，打中他的前胸或後背，自己人為了懲罰他的徹底背叛，白軍則由於弄不清他的真正動機。他已經不止一次遇到這種情況，考慮過所有的可能性，並早已確認這種解脫的辦法是不可取的。醫生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繼續趴在地上，臉朝著草地，沒有武器，注視著草地中進行的戰斗。

然而在周圍進行殊死戰斗的時候，一個人無所事事，冷眼旁觀是不可思議的，是活人所辦不到的。而且問題並不在於個人自衛，而在於必須遵從現實的秩序，服從發生在他眼前和周圍的事件的法則。置身度外是違背規則的。必須做別人所做的事。戰斗正在進行。他和同伴們遭到s擊。必須還擊。

當他身旁的電報員在散兵線內抽搐起來，後來伸直身子不動了的時候，醫生解下他的子彈袋，拿過他的步槍，回到原來的位置上，一槍接一槍地s擊起來。

但憐憫心木允許他瞄准他所欣賞並同情的年輕人。胡亂朝天s擊又太愚蠢，違背他的意願。於是他選擇在他和他的目標之間沒有任何進攻者的時刻，對准枯樹開槍。這便是他的s擊方法。

醫生瞄准目標，越瞄越准，不知不覺地勾動扳機，但並未勾到底，仿佛沒有s擊的打算，直到扳機勾下，子彈像走火一樣s出為止。醫生像通常一樣，s擊得很准確，把枯樹底下的枯枝打得紛紛落在它的周圍。

可是，太可怕了。不管醫生多么小心，多么不想s中人，但進攻的敵人，一會兒這個，一會兒那個，在關鍵的一剎那沖進他和枯樹之間，在開槍的時刻穿過他的瞄准線。他打傷了兩個，第三個倒霉鬼倒在離枯樹不遠的地方，大概也沒命了。

白軍司令終於確信進攻是無益的，便下令撤退。

游擊隊人數不多。他們的主力一部分在行進，另一部分撤往～側，同更為強大的敵軍作戰。支隊為了不暴露人數不足，沒去追趕退卻的敵人。

醫士安格利亞爾把兩個抬擔架的衛生兵帶到樹林邊。醫生命令他們救護傷員，自己走到躺著不動的電話員跟前。他暗暗希望，也許電話員還有口氣，還能把他救活。可電話員已經死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為了證實他是否確實死了，便解開他胸前襯衣趴上去聽。心臟已經不跳了。

死者脖子上掛著一個護身香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它解了下來。香囊的破布里包著一張折疊得快要磨爛了的紙片。醫生打開一半已經磨爛的紙片，碎紙屑從他手指間散落下來。

紙上寫的是第九十一詩篇的摘錄，但同原詩篇略有出入，這是人民在祈禱時自己加進去的。人民傳誦時以訛傳訛，所以出入越來越大。古斯拉夫文的片段在抄時改寫成了俄文。

詩篇中說：「得到全能者的蔭庇。」在俄文中這一句改成咒語的標題：「蔭庇」。詩篇：「你不必再懼怕黑夜的恐怖或白晝的危險」。改為鼓勵的話：「你不必再懼怕戰爭的危險。」「因為他信奉我的名」，詩篇這樣說。可俄文改為：「知我名已晚。」「在患難的時刻，我必與他同在。我將拯救他……」在俄文中變成了「很快把他帶入冬天」。

詩篇被認為具有不受子彈傷害的神效。上次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士兵便把它當作護身符帶在身上。過去了幾十年，或在更晚的時候，被捕的人把它縫在衣服里，每當夜間提審犯人的時候，他們便在心里背誦這些詩篇。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電話員身旁走到林中草地上被他打死的白衛軍屍體跟前。少年俊秀的臉上現出純潔無假和寬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嗎要殺死他呢？」醫生想道。

他解開死者的大衣，把衣襟撩開。衣服上工整地綉著死者的姓名：謝廖扎·蘭采維奇。大概是疼愛他的母親用手精心綉上的。

從謝廖札襯衣領口垂下掛在項鏈上的十字架、j心和一個扁平的小金匣或扁煙盒，損壞的盒蓋仿佛用釘子釘上去的。小匣子半開著。從里面掉下一張疊著的紙片來。醫生打開紙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也是詩篇中的第九十一篇，不過是按照古斯拉夫體印刷的。

這時謝廖扎抽搐了一下，呻吟起來。他沒死。後來發覺，他內臟受到輕微的震傷。子彈打在母親的辟邪物壁上已經無力了，這挽救了他。但怎樣處理這個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白軍呢？

這時作戰雙方都凶殘到頂點。俘虜不活著押送到目的地，受傷的敵人就地扎死。

當時游擊隊的人員流動很大，一會兒新隊員加入了，一會兒老隊員離開並投到敵人～邊，如果能嚴格保密的話，可以把蘭采維奇說成不久前參加游擊隊的新隊員。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打死的電話員身上脫下上衣，在安格利亞爾的幫助下（醫生把秘密告訴了他），給尚未恢復知覺的少年穿上。

他和醫士護理這個男孩子。等到蘭來維奇完全康復後，他們放了他，盡管他不向自己的救護者們隱瞞，他還要回到高爾察克部隊去，繼續同紅軍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