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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旁邊的人又哈哈大笑起來。馬林娜不滿意地掃了大家一眼，發火了，說起家里人來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聽見她的聲音，感到聲音奇怪。但沒法弄清其中的奧妙。

「家里有很多東西要洗，馬克爾。得打掃干凈。擦地板。我還想洗點東西。」

桌子旁邊的人驚訝不已。

「你說這種話不害臊嗎？你開了中國洗衣店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請您允許我女兒上您那兒去。她上您那兒去，幫您洗衣服擦地。有穿破的衣服也能幫您縫補。閨女，你別怕他。你不知道，像他這樣好的人少有，連蒼蠅都不敢欺侮。」

「不，您說什么呀，阿加菲娜·吉洪諾夫娜，不用。我決不答應馬林娜為我弄得一身臟。她又不是我雇的女工。我自己能對付。」

「您能弄得一身臟，怎么我就不能呢？您可真不好說話，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您干嗎拒絕呢？要是我非上您那兒去做客，您難道把我轟出來？」

馬林娜能成為女歌唱家。她的嗓音純正洪亮，聲調很高。馬林娜說話的聲音不高，但她的嗓音比說話所需要的有力得多，同馬林娜合不到一塊兒，具有獨立的含意。仿佛從她背後的另一間屋里傳過來的。這聲音是她的護身符，是保護她的天使。誰也不想侮辱有這種聲音的女人，傷她的心。

從打水的這個星期天之後，醫生同馬林娜之間產生了友誼。她常到他那地幫他做家務。有一天她留在他那兒，沒再回門房去。這樣她成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第三位沒在戶籍登記處登記的妻子。因為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並沒同頭一個妻子離婚。他們有了孩子。馬林娜的父母不無驕傲地管女兒叫作醫生太太。馬克爾抱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沒同馬林娜舉行婚禮，也沒登記。「你發昏了吧？」妻子反駁他道，「這在安東寧娜還活著的時候哪辦得到呢？重婚？」「你自己才是傻瓜呢。」馬克爾回敬道，「提東尼娘干什么。東尼娜跟死了一樣。沒有任何法律保護她、」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玩笑說，他們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同二十章或二十封信構成的小說里的浪漫史～樣。

馬林娜原諒醫生這時變得古怪的脾氣和他的墮落，以及意識到自己墮落後的任性，也原諒他把屋里弄得又臟又亂。她忍受他的呼叨、刻薄話和愛發脾氣的毛病。

她的自我犧牲還不止於此。等到他們由於他的過失而陷入自願的、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時，馬林娜為了不在這種時刻把他～個人丟下，竟扔掉了工作。電報局非常器重她，在她被迫離職後還願意讓她回去。她屈從於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幻想，跟他一塊兒挨家給人打零工。他們給住在各層樓的房客計件鋸木頭。某些人，特別是新經濟政策初期發了財的商人和靠近政府從事科學和藝術的人，開始自己蓋房，置備家具。有一次馬林娜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把鋸剩的木頭小心翼翼地抱進房屋主人的書房，生怕氈鞋把木屑從外面帶到地毯上。房屋主人對鋸木頭的男人和女人毫不理睬，傲慢地沉浸在閱讀中。女主人跟他們講干活條件，支付他們工錢。

「這頭肥豬專心讀的是本什么書？」醫生動了好奇心。「他干嗎這樣拼命地往書上做記號呢？」他抱著劈柴繞過他的寫字台時，從百~萬\小!說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擺著瓦夏先前在國立高等工藝美術學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小冊子。

馬林娜和醫生住在斯皮里東大街，戈爾東在旁邊小布隆納亞街上租了一間房子。馬林娜和醫生有兩個女兒，卡帕卡和克拉什卡。卡皮托林娜，即卡帕卡，六歲多了，不久前誕生的克拉夫吉娜才六個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氣很熱。熟人穿過兩三條街彼此做客都不戴帽子，不穿上衣。

戈爾東的房間建築得很古怪。它原先是一家時裝店的作坊，有上下兩個單間。一整塊玻璃櫥窗從當街的那一面把兩個房間嵌在一起。櫥窗玻璃上用斜體金字寫出裁縫的姓名和他的職業。櫥窗里面有一條從樓下通往樓上的螺旋梯。

現在這個作坊隔成三個房間。

在兩層樓之間用木板隔出一道夾層，上面有一個對住房來說顯得稀奇古怪的窗戶。窗戶有一米高，一直伸到地板上。「它遮住了剩下的金字母。從它們之間的隙縫中能看到屋里人的腿，一直看到膝蓋。房間里住著戈爾東。日瓦戈、杜多羅夫和馬林娜帶著孩子們坐在他的房間里。孩子們跟大人不同，從窗外看得見全身。馬林娜不久便帶著小姑娘們走了。屋里只剩下三個男人。

他們正在閑談，那種夏天老同學之間懶洋洋的閑談，老朋友們之間的友誼長得已經無法計算了。他們平時怎么閑談呢？

誰要有足夠的詞匯，誰就能說得和想得自然連貫。只有日瓦戈具備這個條件。

他的朋友們缺乏必要的表達手段。他們倆都缺乏口才。他們能夠使用的詞匯太貧乏，說話的時候在屋里走來走去，不停地使勁吸煙，揮動著兩只手，一連幾次重復同一個意思（「老兄，這不誠實；就是說，不誠實；對了，對了，木誠實」）。

他們沒意識到，他們交談當中這種過分的緊張情緒毫不表示性格的熱烈和開闊，恰恰相反，暴露出它們的不完美和缺陷。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屬於有教養的教授圈子。他們的一生都在好書、好思想家、好作曲家和那種昨天好、今天好、永遠好、就是好的音樂當中度過的。但他們不明白，中等趣味的貧乏比庸俗趣味的貧乏更壞。

戈爾東和杜多羅夫不明白，就連他們對日瓦戈的種種指責，也並非出於忠於朋友的感情和影響他的願望，而只不過由於不會自由思想和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談話罷了。而談話像一匹撒級的野馬，把他們帶到他們完全不想去的地方。他們無法掉轉馬頭，最後必定會撞到什么東西上。他們用全部說教猛烈地沖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

他看透了他們興奮的動機、他們靠不住的關切和他們見解的機械。然而他卻不能對他們說：「親愛的朋友們，嗅，你們和你們所代表的圈子，還有你們所敬愛的姓名和權威的才華和藝術，是多么不可救葯的平庸啊。你們身上唯一生動而閃光的東西是你們和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並且認識我。」怎么能對朋友們坦率到這種程度呢！為了不讓他們傷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恭順地聽他們說教。

社多羅夫不久前服滿了第一次流放的期限，恢復了他暫時被派奪的權利，並獲准到大學重新執教。

現在，他向朋友們傾吐他在流放期間的內心感受。他是真誠地、毫不虛假地同他們談的。他的見解並非出於膽怯或其他考慮才說出來的。

他說，控訴的理由，在監獄里和出獄後對待他的態度，特別是同偵查員的單獨談話，使他的腦筋清醒，政治上受到再教育，擦亮了他的眼睛，他作為一個人成熟了。

杜多羅夫的議論之所以授合戈爾東的心意，因為正是他聽得爛熟了的那些話。他同情地向因諾肯季點頭，贊同他的看法。打動戈爾東的恰恰是杜多羅夫的話中和感受中的公式化的東西。他把對干篇一律感覺的模仿當成全人類的共性。

因諾肯季合乎道德的言論符合時代精神。但正是他們那種虛偽行為的規律性和透明度惹得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惱火。不自由的人總美化自己的奴役生活。這種事發生在中世紀，耶穌會教徒往往利用這一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所無法忍受的正是蘇維埃知識分子政治上的神秘主義，把它當成最高成就或像當時所說的，當成「時代的精神天花板」。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避免，同朋友們爭吵，把這種感覺也隱藏在心里。

但吸引他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件事，是杜多羅夫所講的有關博尼法季·奧爾列佐夫的故事。奧爾列佐夫是因諾肯季的同監難友，一個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個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歲女兒。父親的被捕以及他以後的命運對她是個打擊。「宗教人士」、「被視奪公民權的人」這一類名詞對她來說是不光彩的污點。她也許在自己熾熱的童心里發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這個污點。這么早就立下這樣的目的，並充滿不可動搖的決心，使她現在仍然是她所認為的共產主義當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熱的追隨者。

「我要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說，「別怪我，米沙。屋子里悶氣，街上熱。我有點透不過氣來。」

「你瞧，地板上的通風窗敞開著。對不起，我們煙抽得太多了。我們老忘記你在的時候不該抽煙。房子蓋得這么糟，我有什么辦法。幫我另找一間房子吧。」

「我走啦，戈爾多沙。咱們聊夠了。謝謝你們對我的關心，親愛的伙伴們。這可不是我故意掃你們的興。這是一種病，心血管硬化症。心肌壁磨損得太厲害，磨薄了，總有一天會破裂。可我還不到四十歲呢。我不是酒鬼，也不是放盪的人。」

「你做臨終祈禱還早著呢。別說傻話了。你還有的活呢。」

「我們這個時代經常出現心臟細微溢血現象。它們並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況下人們能活過來。這是一種現代病。我想它發生的原因在於道德秩序。要求把我們大多數人納入官方所提倡的違背良心的體系。日復一日使自己表現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響健康。大肆贊揚你所不喜歡的東西，為只會帶來不幸的東西而感到高興。我們的神經系統不是空話，並非杜撰。它是人體的神經纖維所構成的。我們的靈魂在空間占據一定的位置，它存在於我們身上，猶如牙齒存在於口腔中一樣。對它不能無休止地施加壓力而不受到懲罰。因諾肯季，我聽你講到流放的時候你如何成長、如何受到再教育時感到非常難受。這就像一匹馬說它如何在馴馬場上自己訓練自己。」

「我替杜多羅夫打抱不平。你不過不習慣人類的語言罷了。你對它們已經無法領悟了。」

「也許如此吧，米沙。可是對不起，你們還是放我走吧。我感到呼吸困難。真的，我不誇張。」

「等一下。這完全是托辭。你不給我們一個干脆誠懇的回答，我們就不放你走。你同意不同意你應當轉變，改正自己的觀點？在這方面你打算做什么？你應當明確你同東尼姬的關系，同馬林娜的關系。這可是活人，女人，她們會感覺，會痛苦，而不是隨意組合在一起、蔡繞在你腦子里的空靈觀念。此外，像你這樣的人白白糟蹋自己未免太可恥了。你必須從睡夢和懶散中清醒過來，打起精神，改正毫無根據的狂妄態度。是的，是的，改正對周圍的一切所持的不能允許的傲慢態度，擔任職務，照舊行醫。」

「好吧，我回答你們。最近我也常常這樣想，因此可以毫不臉紅地向你們做某些允諾。我覺得一切都會順利解決，而且解決得相當快。你們會看到的，是的，真的，一切都會變好。我太想活了，而活著就意味著掙扎向前，追求完美，並達到它。

「戈爾東，你護著馬林娜，像你先前總護著東尼娜一樣，我很高興。可我跟她們並沒有不和，跟誰都沒吵過架。你起先責備我，她跟我說話用『您』，我跟她說話用『你』，她稱呼我時帶父稱，好像我不覺得別扭似的。但這種不自然態度中的深層次的紊亂早已消除，什么隔閡也沒有，互相平等。

「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他們又開始從巴黎給我寫信了。孩子們長大了，在法國同齡伙伴當中非常快活。舒拉馬上就要小學畢業了，他上的是初級學校，瑪尼娜也要上這所學校。可我從來沒見過自己的女兒。我不知為何相信，盡管他們加入了法國籍，但他們很快就要回來，一切都將以某種微妙的方式完滿解決。

「從很多跡象來看，岳父和東尼姐知道馬林娜和女孩子們。我自己沒寫信告訴過他們。這些情況大概間接地傳到了他們那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覺得受到侮辱，傷了他父親的感

情，他為東尼娜感到痛心。這可以解釋為我們五年沒通信的原因。我剛回到莫斯科時同他們通過一段時期的信。他們突然不給我寫信了。一切都中斷了。

「不久前我又從他們那兒收到信，收到所有的人甚至孩子的信。親切溫暖的信。不知道他們的心怎么軟了。也許東尼娘發生了什么變化，交了新朋友，願上帝保佑她。我說不清。我有時也給他們寫信。可說真的，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走了，不然非被整死不可。再見。」

第二天早上，半死不活的馬林娜跑到戈爾東家里來。家里沒有人幫她照看孩子，她把最小的克拉什卡用被子裹起來，用一只手摟在胸口上，另一只手拉著跟在她身後不肯進來的卡帕卡。

「尤拉在您這兒嗎，米沙？」她問道，聲音都變了。

「難道他昨天晚上沒回家？」

「沒有。」

「那准在因諾肯季那兒。」

「我上那兒去過了。因諾肯季到學校上課去了。但鄰居認識尤拉。他沒上那兒去過。」

「那他上哪兒去了？」

馬林娜把裹在被子里的克拉沙放在沙發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來。

戈爾東和社多羅夫兩天沒離開馬林娜。他們輪流看護她，不敢把她一個人留在家里。他們在看護馬林娜的間隙還四處尋找醫生。他們跑遍了他可能去的地方，到過面粉鎮和西夫采夫街上的住宅，到他曾任職的思想宮和意識之家打聽過，找遍他們知道並有地址的他的所有老熟人，但尋找了半天仍毫無結果。

他們沒報告民警局，因為不想引起當局對他的注意，盡管他有戶口，沒判過刑，但在現今的概念中遠非模范公民。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報請民警局尋人。

到了第三天，馬林娜、戈爾東和杜多羅夫在不同時間收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信。信里對讓他們驚恐不安深表遺憾。他央求他們原諒他，千萬放心，並懇求他們不要再尋找他，因為反正找不到他。

他告訴他們，為了盡快地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想單獨呆一段時間，以便集中精力做事，一旦在新的領域中安定下來，並堅信轉變之後不再故態復萌，他便離開秘密的隱蔽所，回到馬林娜和孩子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