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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妻兒老小搬進縣委大院的時候，這一年夏天已經來了。縣委大院南邊是三層的辦公樓，北邊是宿舍區，二十幾個帶院子的平房里住的都是副縣級以上的領導。縣委大院里樹很多，半個多世紀的法國泡桐飽經滄桑，就像一個老革命家一樣，撐出一大片濃蔭，鋪天蓋地，讓鄭天良這些革命後代們坐在樹下乘涼。
我敲門進去的時候，耿天龍手里提著鳥籠子正在院子里跟籠中的鸚鵡對話，耿天龍教鸚鵡說「為人民服務」，鸚鵡張著堅硬的嘴說「為人民糊糊」，耿老將我帶進屋里，給我沏上茶，遞上煙，然後在沙發上坐下來聊天。他指著鳥籠子里的鸚鵡說：「教它講『反腐敗』，沒一個星期，會說了；而『為人民服務』教了三個多月了，它還是跟我說『為人民糊糊』。它糊我，我就糊它，這個星期我就不給它喂玉米，只准吃粗糠。」
耿天龍對我的到來總是很歡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邊的這座小院里，兒女都不在身邊，以前的部下都不來看他了，感嘆世態炎涼的時候，就常常陷入到對往事的回憶中，他說當年連縣長書記都對他客客氣氣禮貌有加，找他批計劃的人討好地說著諂媚的話，像蚊子一樣叮住他。他嘆了一口氣：「在台上的時候，不知道什么叫領導藝術，退下來後，我才悟出來，當官跟唱戲一樣，以台上能唱戲和有戲唱的時候，表演得跟藝術一樣，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後台沒戲唱的時候，一卸裝，既沒有人喝彩，藝術也沒有了。時間一長，人們還要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戲子，人老珠黃，就像一串報廢的鑰匙，就被人忘了。想起來當官真沒意思。」
耿天龍基本上靠回憶過日子。所以我讓他回憶往事，他總是興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勛章，耿天龍撫摸著刺刀和勛章臉上的老人斑漲得通紅。這時候，我就想，一個人沒有歷史就好了，但沒有歷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兒或人工流產的一團血暈。
人逃脫不了歷史對他的定義。
我問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覺得您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
耿老說：「上次我跟你說過，我的問題在今天看來根本就不是問題，但被鄭天良著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結果我沒去他去了，還丟了性命。」
我說：「這個絕妙的諷刺說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說：「在中國當官，腦子一定要會拐彎才行，也就是要會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兩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起過，比如說，為人民服務是對的，但反過來如果人民不為你服務，這種官誰還願意當呢？你不僅要懂得個人服從組織，還要懂得組織服從個人；不僅要懂得少數服從多數，還要懂得多數服從少數，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後半句卻一輩子也不知道，這里面辯證法學問大著呢。權力是人民給的，但帽子是領導發的，民主的目的是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數服從少數。因為真理有時候是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比如說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鄭天良後來知道了這其中的奧秘了，但已經晚了，這就像一個肺癌擴散了的病人忙著戒煙，意義不大了。他對我說，我們之間的事早就一筆勾銷了，但他與別人之間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銷得了的了。
耿天龍的話讓我在雲山霧罩中稀里糊塗，因為我沒當過官，他說的那些抽象而深奧的道理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共產黨員面對一本李洪志的《轉法輪》。我說：「耿老，你的有些觀點，我聽不懂，也不敢苟同。你還是說說和我舅舅之間的事吧？」
鄭天良坐在副縣長辦公室里很不習慣，他先是讓政府辦的工作人員將真皮椅換成了木頭椅子，然後又讓他們將辦公室里兩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說「辦公室是辦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資情調！」他時常打開窗子，看縣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攤開的麻將一樣雜亂無章，他就意識到合安縣實際上還是一個窮縣，一種改天換地的使命感常常讓他熱血，只是縣政府的「七五」規劃讓他跟黃以恆縣長始終不能統一認識，「五八十」工程雖然理想宏偉，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間縣城建設五條三縱兩橫的千米的商貿大道，八個億元鄉鎮，新建和改建十個億元產值大型企業。」鄭天良覺得馬壩鄉是全省十強鄉鎮第六位了，一萬三千畝耕地、大小十三個鄉鎮企業，工農業最高產值不過九千多萬，而其他鄉鎮只有兩三千萬，五年翻個番還要拐個彎，只能是一種想象而已；縣城人口一萬人不到，五條千米商貿大道全部開張只能是有場無市的結局，城建拆遷重建資金更是無法落實，而在這個交通並不占優勢的小縣城建十個億元企業更是異想天開。縣長辦公會上，黃以恆一再強調，改革是一場革命要有勇氣要有決心，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鄭天良說：「這是大躍進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黃以恆盡可能心平氣和地說：「馬壩鄉已經接近億元了，全縣二十八個鄉鎮用五年時間還沒有四分之一能趕上現在的馬壩嗎？同志們再想一想，五條商貿大道建成後，築巢引鳳，兩年免稅，三年減稅，提供優惠政策，鄉鎮和外地的商販們還不來嗎，可以提前發售商鋪，將資金先拿過來建設，這叫借船下海借j下蛋。十個億元企業，我們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有許多新項目在等待開發，我們到省里跑資金，到銀行去貸資金，沒有什么過不去的火焰山，錯過了機會，我們就有愧於時代，有愧於人民的重托。說句心里話，干不出成績來，我們這屆政府對上對下對自己都交待不過去。老鄭，你說呢？」
黃以恆在鄭天良任副縣長後，改稱鄭天良「老鄭」，以前稱「鄭書記」，是上級對下級的尊重，是對鄭天良沒有提拔的一種安慰，現在則沒有必要了。鄭天良將沒抽完的煙按進煙缸里，煙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緊湊了起來，他說：「作為討論意見，我發表的是個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過前，要找專家權威充分論證，我們除了熱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對專業論證的無知和盲目。」
其他幾位副縣長都說，黃以恆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戰略眼光的，是我縣未來五年方向性的發展規劃，他們都很圓滑地說：「專家對規劃的論證是可以的，局部的細節在專家指導下也是可以進行調整的，但整體的發展框架不應該有什么變動。」
黃以恆聽到其他副縣長的態度和立場基本比較鮮明，也就很民主地對鄭天良說：「老鄭呀，七五規劃還在討論過程中，你的一些意見還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們也應該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避免走彎路和多交學費。有些問題，私下我再跟你交換意見。怎么樣？」
黃以恆對鄭天良在公開場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盡管改稱「老鄭」，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來黃以恆是一個禮賢下士的縣長，他的身上從來看不到年輕干部的張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權威的決定和嚴厲的舉措，在他的手中也會以和風細雨的方式出現。其實這就是領導干部的一個重要素質，即協調能力和領導藝術。倒是大多數人發現鄭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對黃以恆縣長有些不以為然的樣子。有些事不要你說出來，大家憑鼻子都能嗅出來。
鄭天良走在縣委大院里每天接受著各部門下級的恭維和尊敬，「鄭縣長早！」「鄭縣長吃過飯了？」他夢游一樣地嗯哈著，心里卻想著自己能做些什么，他發覺自己做不了什么，因為副縣長是協助縣長分管一攤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來決定一攤子工作。以前在鄉里沒有體會到副職的被動角色，現在他真有些感到還不如到鄉鎮去干一把手，大學剛畢業雖當過兩年公社副書記，但那時除了大批判外，實際上是沒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後，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適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輩子只能是干副手，因為你就是副手的料。鄭天良當助手很別扭，工作起來就像一個剽悍的拳擊手始終向空氣出拳，用不上力。
他對工業很感興趣，這都是因為合和醬菜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經常往各企業跑，縣直企業的形勢非常糟糕，主要問題是技術力量嚴重不足，經營觀念保守滯後，生產管理隨心所欲。他跟黃以恆交換了這些意見，黃以恆說：「你說的很正確，這是全國性的普遍問題，抓住了這些問題，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調研是很重要的。」鄭天良聽了這些話很不舒服，他覺得黃以恆的話說了等於沒說，表揚卻又像批評，既然「發現的很重要」，重要的卻又是「全國性的普遍性的問題」，這就像一個人說「人活著血y是流動的」，這一發現當然是重要的，但由於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無意義的，是一句重要的廢話。鄭天良感到跟黃以恆工作有點猜謎一樣的費力。
他對分管的商貿這一塊過問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歲的老新四軍段老責問鄭天良的時候，他才開始對耿天龍痛下殺手。
段老是原縣武裝部退休的老新四軍，他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拄著一根桑木g子，搖搖晃晃地撞進了鄭天良的辦公室，鄭天良看到他的胸前還別著幾枚勛章，其中有「華東戰斗英雄」勛章、「抗日二級英模」勛章、「渡江功臣」勛章等。段老是由黃以恆的秘書宣中陽帶進來的。宣中陽對段老說：「這就是鄭縣長。」
宣中陽走後，鄭天良正要給段老讓座，段老就怒目圓睜，用桑木g子敲著鄭天良的桌子罵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電了，到今年還不給我，說計劃已經分完了。你們這些縣長是只吃飯不拉屎的？」
鄭天良一頭霧水，他只好忍著罵，請段老坐下來說：「有什么話，坐下來慢慢說。」
段老用桑木g子又搗了一下桌腿：「耿天龍這個王八蛋，他糊我兩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們打下來的，這幫龜孫子們給我耍起了滑頭，要是我手里有槍，我他娘的一槍崩了他。」
段老說彩電計劃都給耿天龍兒子賣高價了，他說：「老子們打江山，打下江山後讓這幫混蛋搞官倒！」他還罵道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說：「老子要到中央軍委去告這幫貪官污吏！」
鄭天良總算弄清了原委，就安慰了段老幾句：「你先回去，等情況弄清楚後，不管是誰的兒子在倒賣國家計劃物資，我叫他吃進去再給我吐出來。你的彩電問題，由我來負責落實。」
段老用g子頂著辦公桌上的煙灰缸：「幾天？」
鄭天良說：「如果確有其事，明天。」
段老說那我就看你的行動了。
鄭天良感到有點窩火，他跑到黃以恆那里氣沖沖地說：「段老彩電的事，你給他一個交待不就行了，將球踢到我辦公室，讓我一大早上班就挨罵了個狗血噴頭。」
黃以恆笑了笑說：「我以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家是老革命，罵就罵幾句吧，犯得著發這么大火？」黃以恆給鄭天良遞過去一支煙：「商業局這一塊是你分管的，彩電計劃的事段老找你並沒有錯。中午省計委周處長來考察黃淮海農業開發計劃，你也參加一下吧。」
鄭天良被黃以恆溫和而簡練的回答嗆住了。回到辦公室，他讓政府辦打電話找耿天龍立即到他辦公室。
商業局耿天龍局長不知道鄭天良找他有什么事，走進鄭天良辦公室的時候，還開了一句玩笑：「幾年前我就在酒桌上說過，合安縣的未來一定是你們這些少壯派的。」
鄭天良綳著臉嘴里喘著惡氣，他沒讓耿天龍坐下，手指耿天龍頭發稀少的腦袋：「有你這樣混帳的商業局長，合安縣是沒有未來的。」
耿天龍見鄭天良出言不遜，就用合理的方式反抗了一句：「鄭縣長一大早吃槍子了，火氣這么大？」
鄭天良拍了桌子：「是的，就差被段老槍斃了，你給我搞什么名堂，老革命也敢糊，答應的事拖兩年，你這是什么作風？」
耿天龍一聽這事，笑了起來：「我當是天蹋下來呢，這還不容易，我明天給他送一台十四寸『金星』彩電去。這個老革命是文盲，不識字，你不要跟他計較。」
鄭天良還是不讓耿天龍坐下說話，耿天龍就自作主張地坐到了鄭天良對面的椅子上，他在鄭天良的面前也是老革命，他用這種無聲的方式對鄭天良的蠻橫進行抗議。他已經五十八歲了，買的一張政治車票已經快到站了，因此也就表現出了一些無欲則剛的姿態。他輕松地說：「鄭縣長才三十八歲，前途無量呀。」這句話在這個場合簡直就是無中生有。像是對他充滿信心，又像是暗示他年輕來日方長，好自為之。
鄭天良用尖銳的目光盯住耿天龍，「你兒子開的商貿公司，究竟從你這倒了多少彩電、冰箱和自行車？」
耿天龍一時有些緊張了起來，不過很快又平靜了下來，他說：「彩電和冰箱自行車都按計劃將票發到了各單位各部門，我家小強沒考上大學，他跟蘇州的一個老板合伙倒了一點鋼材、水泥和尼龍衣襪，這些東西商業局是一點計劃也沒有的。」
鄭天良說：「我要你以黨性擔保，你一點問題也沒有？」
耿天龍站起來拍著胸脯說：「我以黨性擔保，我兒子沒有在我這里搞官倒。」耿天龍又挑釁性說了一句：「但我不能保證他在外地沒有參與官倒，我也不能保證其他地方的領導們沒有幫助我兒子搞官倒。」他的意思是全國自上而下倒計劃，賣高價，你鄭天良一個人能管得了嗎？你管得了我，能管得了別人嗎？
鄭天良帶著紀委和檢察院的人進駐縣商業局，將這幾年來的計劃指標及分配情況翻了個底朝天。從報表上看，一點問題也看不出來，計劃彩電冰箱自行車的票都分到了縣直各單位各部門及各鄉鎮。鄭天良聽到調查組的人匯報後，就像一個汽球被針扎破了一樣，癟了。
晚上，鄭天良在家里看黑白電視，情緒有些灰暗，電視上的自由化言論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後並沒有實質性的減少，只是更加隱蔽了起來，電視上以《河殤》的名義宣揚西方的自由化，否定自己的悠久文明歷史，還有一些節目以政治體制改革的面目出現，指出黨政分開黨要管黨這些很不負責任的言論。黨要管黨，政府難道就不要黨管了。這一段時期以來，從工廠到機關，黨政一把手對著干的事層出不窮。局面已經有些混亂了。鄭天良對此很是反感，黃以恆經常就不把陳書記的指示放在眼里，采取反面理解消極執行的辦法。會上大談縣委陳書記指示的重要性，會下按住不動，只是陳書記馬上要到二線去了，所以矛盾才以一種綿里藏針的形式出現。鄭天良雖然對黨委決定時常也有些不理解，但他認為黨委的決定應該無條件執行，不然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當年回馬壩鄉，他只是提出了個人意見，如果組織上不征求他意見，而是直接下文，他就會留下來出任輕工業局長，他不想去東店鄉，心里漚氣，但縣委做出了決定，他就無條件地移交了工作。這與具體工作中的不同意見是有本質區別的。
鄭天良看電視並不把看內容作為目的，而是勞累之後的心理放松，他喜歡自己閉目養神的時候，電視上有一些噪雜的聲音造成一種鬧中取靜的效果。妻子周玉英經常叨咕說什么時候買一台彩電呢，鄭天良先是說錢還不夠，然後又說科學證明了彩電對人的眼睛傷害很大，不能看。妻子說，不能看，那為什么要造彩電為什么人們又打破頭搶著買彩電呢？鄭天良不搭話，他頭歪在椅子上已經睡著了。屋里彌漫著腌咸菜的味道，她從馬壩油廠調到縣廢品回收公司後，特別留戀馬壩全鄉種菜的生活，於是她在縣城里就拼命地腌菜，以保持對舊生活的頑固記憶，家里壇壇罐罐里都是各種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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