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自我所受的局限逐漸消除，最後他便治愈了。這樣對嗎？「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我又一次看到人們能夠有機會指責我把一個不是醫生的人變成了分析者。你已經完全令人滿意地掌握了這種療法。

「我只不過是把從你那兒聽到的重復了一遍罷了——就好像這是我牢牢記住的東西似的。

盡管如此，我還是難以想象我應該怎么做，而且我也根本鬧不懂這樣一項工作為什么竟要每天進行一小時並持續那么多月。

說到底，平常的人一般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遭遇，而且童年時期所壓抑的內容很可能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如果要真正從事分析，你還得學會其他各種各樣的事。

譬如說：你根本不會發現從患者對你講的話中推導出他已遺忘的經歷和他所壓抑的本能沖動是那么簡單的事。他對你說的一些話起初你聽了也和他本人一樣不知所雲。你不得不打定主意用一種相當特殊的方法去看待他遵循規則傳送給你的那些材料——仿佛那是礦石，必須用一種特殊的工序從中提煉出貴重金屬的含量。

你還必須做好思想准備，很可能從好幾噸礦石中只能提煉出極少你所尋找的寶貴材料。這可以算是我們解釋分析治療持續較久這一特征的第一個原因。

「可是怎樣對這些原材料進行提煉呢？」

你可以假設患者的述說和聯想只不過是你所尋找的材料的變形物——也可以說是一些暗示，你必須猜出其隱藏著的含義。

總而言之，這種材料，無論其實際內容是記憶、聯想還是夢，都必須首先得到解析。由於你具有專門的知識，你在聽的過程中就會在頭腦中形成種種預料，從這點來看，你當然會對這些材料進行解析的。

「『解析！『多么令人討厭的詞！

聽起來就叫人不喜歡；它使我完全喪失了確鑿性。

要是一切都取決於我的解析，誰能保證我的解析正確無誤呢？

這樣看來，終究還是一切都聽憑我隨心所欲。「

且慢！事情並不像你所說的那么糟糕。你為什么偏偏要把你自己的精神活動從你在別人的精神活動中發現的法則中排除出去呢？

當你已經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我約束，並且掌握了某些能自由支配的知識時，你的解析就會脫離你的個人特性而擊中要害。我並不是說分析者的個性在他的這一部分任務中是無關緊要的。一種善於聽出無意識的和被壓抑的內容的敏銳力——這不是每個人都同樣具備的——顯然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而且這里我們首先還得要求分析者恪守職責，通過對自己的深入分析而使自己能夠不懷任何偏見地接受分析的材料。誠然，還有一個現象也不能忽視，亦即相當於天文觀察中的「人差」的那種現象。這個人因素在精神分析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將起到更大的作用。一個不正常的人完全可能成為一名嚴謹的物理學家；但是作為一位分析者，他就會因為自己的不正常而無法看清未經扭曲的精神生活圖景。既然誰都不可能向別人論證自己的不正常，因此要在深度心理學的問題上達到完全一致是格外困難的。

事實上，有些心理學家還認為這是完全不可能的，認為每一個傻瓜都擁有同等的權利，把他的愚蠢當作智慧表現出來。我承認我在這個問題上倒是更為樂觀的。不管怎么說，我們的經驗已告訴我們，即使在心理學領域也是能達到比較令人滿意的一致的。每一個研究領域都有其獨特的困難，需要我們努力去克服。而且，即使在精神分析的解析技術中也有許多像其他任何研究材料一樣可以學會的東西，例如那種通過象征間接表現的獨特方法，等等。

「行了，我再也沒有從事分析治療的任何欲望了，連做夢都不想干這種事。誰能說得准我還會遇到別的什么意料不到的事呢？」

你放棄這個念頭是完全正確的。

你已看到，做這項工作還需要多少訓練和實踐啊。

等你作出了正確的解析時，另一個任務又擺在你的面前。你必須等待合適的時機才能向患者傳達你的解析內容，否則是毫無成功希望的。

「怎樣才能總是看准合適的時機呢？」

這是一個策略的問題，它會隨著經驗的積累而不斷趨於完善。如果你一作出解析立刻就往患者的腦袋里塞——也許是為了縮短分析過程——你就會犯嚴重的錯誤。因為這樣一來，你就會促使患者表現出抵抗、拒絕和憤怒，而不能使他的自我掌握被壓抑的材料。

正確的做法是：等到患者已經非常接近被壓抑的材料，只需要在你所提供的解析引導下再跨出幾步就能大功告成時，才讓你的解析發揮作用。

「我想我是永遠學不會這項工作的。不過，假如我在解析過程中遵守這些規則，那么下一步怎么樣呢？」

然後你就注定了會發現一些你事先毫無思想准備的東西。

「那會是什么呢？」

例如，你受了患者的蒙騙；你根本不能指望得到他的配合和依從；他會盡其能事地在你們的合作道路上隨時設置種種困難——總之，他絲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真的，這可是你到現在為止對我說的最荒唐的事。而且我也不相信這樣的話。

患者得了這么嚴重的病，如此傷心地訴說他的痛苦，為了治療而作出那么大的犧牲——可你竟說他絲毫不希望得到治愈！

不用說，你說的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

冷靜一下吧！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的是真理、——當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但無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部分真理。

患者想要治愈，但他又不想治愈。

他的自我已失去協調，正因如此，他的意志也已失去協調。要不是這樣，他也就不是神經症患者了。

「『倘若我明智，我當不是退爾！『「1

壓抑內容的衍生物闖入了自我，並在那兒安頓下來。

自我對這些衍生物正如曾經對實際壓抑的內容一樣無法駕馭，而且一般說來對它們一無所知。

這些患者確實具有奇特的性質，他們造成了我們還不慣應付的困難。我們的所有社會機構都是為那些具有協調、正常的自我的人設置的，而這種自我是可以按好與壞來分類的，它不是完成自己的職能，就是被一種強大的影響完全征服。因此從法律上就可以分為：負責與不負責。

這些區別全都不適用於神經症患者。

我們必須承認，把社會要求運用於他們的心理條件是有困難的。這在上次大戰期間有過大量的實際經驗。逃避服役的神經症患者是不是裝病

1指席勒《威廉。退爾》中的主人公退爾。——譯者注。

逃差的人呢？

既是又不是。

如果把他們當作裝病逃差者對待，使他們在疾病中不得安寧，他們就會恢復健康；要是在他們表面好轉之後立刻送回軍隊，他們便會馬上又重新遁入疾病。

對這種人是無計可施的。

不服役的神經症患者情況也是如此。

他們訴說自己的病痛，但又竭盡全力發掘自己的疾病；要是有人試圖把疾病從他們身上奪走，他們就會像傳說中的母獅子保護小獅子一樣全力保護自己的疾病。

然而，因為這種矛盾而指責他們卻是沒有道理的。

「可是，難道最好的辦法不是根本不給這種難對付的人作任何治療，隨他們去嗎？照你說的情況來看，你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花費了那么大的心血，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這有什么價值。」

我不能同意你的說法。對於生活中的種種復雜情況與其反抗倒不如認可，這無疑是人們更願意采取的態度。

我們所治療的患者並非全都值得費這樣的周折予以分析，這可能也是對的。但是這些患者中也有一些十分寶貴的人物。我們必須努力去實現這樣一個目標：使盡可能少的人帶著這樣的有缺陷的精神裝備進入文明生活。

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必須積累大量經驗，學會許多知識。每一次分析都可能給人以教益，都可能為我們開辟一個新的知識領域，這是遠遠超過個別患者的個人價值的。

「可是，如果在患者的自我中形成了一種受本人意志控制的想要保存疾病的沖動，這也必須有其原因和動機，而且必然能以某種方式證實自己的正當。

不過，要搞清人們為什么竟會希望患病，或者他能從中獲得什么好處，我看是不可能的。「

哦，這可不是那么難搞清的。你看看那些戰爭神經症患者，他們正是因為有病而不必服役。在平民生活中，疾病可以作遮掩職業上或與別人競爭時的無能的屏障；而在家庭中，疾病又可以充當犧牲家里其他成員並迫他們對自己表示愛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們的手段。這一切都是比較明顯的現象；我們可以用「患病的利益」這個說法來予以歸納。

然而奇怪的是，患者——亦即他的自我——對這一切互相關聯的動機以及這些動機所牽涉的行動竟是一無所知。

於是，人們總是迫使自我認識到這些趨勢，以此來消除其影響。

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不肯放棄疾病的動機，埋藏得更深，不那么容易對付。不過要理解這些，必須重新對心理學理論進行一番探討。

「請講下去。現在講一點理論已經問題不大了。」

當我向你描述自我與本我之間的關系時，有一部分關於精神器官的重要理論我沒有講。

我們不得不設想，在自我的內部有一個特殊的媒介被區分出來了，我們把它命名為「超我」。

這個超我在自我與本我之間占據看特別的位置。

它屬於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屬於其心理組織的一部分，但是它與本我又有著特別密切的聯系。其實它是本我最初的對象精神注入（obaject－cathexes）的沉淀物，是俄狄浦斯情結繼承者1。這個超我能正視自我，並把它當作對象看待，而且常常對它非常嚴厲。自我與超我應該像它與本我一樣和睦相處，這是很重要的。自我與超我的疏離能對精神生活產生極大的影響。你也

1源自本我的精神能量釋放（注入）到本我最初的外界對象（即父母身上）之後，便轉化為自居作用；這樣，其對象便被引入自我，並在那兒形成超我。

許已經猜到了超我就是我們稱作良心的那種現象的媒介。精神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超我的正常發展——也就是說，取決於它失去足夠的人情味。神經症患者所缺乏的正是這一條件，因為他們的俄狄浦斯情結沒有經歷過正確的轉換歷程。

他們的超我仍然正視著他們的自我，就像一個嚴厲的父親正視著孩子一樣；他們的道德是以一種原始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亦即自我主動讓自己遭受超我的懲罰。

疾病被用作這種「自我懲罰」的工具，因而神經症患者必須表現得好像受到一種負罪感的支配一樣，而這種負罪感為了得到滿足就需要受疾病的懲罰。

「這聽起來實在太玄虛了，最奇怪的是，甚至連患者的良心這一強大的力量似乎也停留在他的意識之外。」

不錯，我們還只是剛開始懂得所有這些重要現象的意義。

也正因如此，我的描述注定了會這么含糊不清。

但是現在我可以繼續往下說了。我們把所有阻止患者痊愈的力量稱作患者的「抵抗」。

所謂患病的利益就是這樣的抵抗之一。

「無意識負罪感」代表著超我的抵抗，是最有力的因素，也是我們最害怕的力量。在治療過程中我們還會遇到其他的抵抗。如果自我在早期出於恐懼而建立起一種壓抑，那么這種恐懼在自我接近被壓抑的材料時仍會繼續起作用，並表現為抵抗。最後，正如你能想象的那樣，如果幾十年來一直沿著一條特定的道路行進的本能活動過程突然被引上一條剛剛為它開辟的新道路，那就可能會出現一系列困難。這也許可以稱作本我的抵抗。我們在分析治療過程中的主要任務就是與所有這些抵抗作斗爭；與此相比，解析任務就算不得什么了。正是由於這場斗爭的勝利，也正是由於這些抵抗的征服，患者的自我便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大大得到增強，因此我們在治療結束時可以對他將來的行為寄予樂觀的期望。

另一方面，現在你也該明白我們為什么需要這么長的治療時間了。決定因素並不在於發展道路的漫長和分析材料的豐富。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這條道路是否順暢。

一支部隊可能會在一個和平時期每隔一、兩小時就駛過一列火車的地區被整整堵上幾個星期——假如這支部隊必須沖破敵軍設在這里的抵抗的話。精神生活中這樣的戰斗也需要花費時間。我不得不遺憾地告訴你，迄今為止，任何試圖加快分析治療速度的努力都明顯是以失敗告終的。縮短時間的最好辦法似乎是依照規則循序漸進。

「如果我哪天產生了親手試一試對別人進行分析的意願的話，你告訴我的這些關於抵抗的話，肯定會把我的這個意願治好。不過你自己到頭來還是承認的那種特殊的個人影響究竟怎樣呢？難道這種影響不能對患者的抵抗起到任何阻擋作用嗎？」

你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太好了。這種個人影響是我們最有力的武器。

這是我們引入分析情境的新的因素，通過它我們可以使分析流暢地進行。我們的解釋中的知識內容不能起到這種作用，因為患者分享著對他周圍的生活天地的種種偏見，不免和我們的科學界評論家們一樣不相信我們。一個神經症患者之所以在分析中予以配合，是因為他相信分析者，他之所以相信分析者，是因為他對分析者的形象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充滿感情的態度。

孩子也是這樣，只相信他們所依戀的人。

前面我已經對你講過我們是如何利用這一特別大的「暗示」影響的。不是為了抑制症狀——這就是分析療法與其他人精神療法的區別所在——而是作為誘導患者克服其抵抗的動力。

「哦，要是這一點成功的話，是不是接下去一切都能順利進行了？」

是的，應該是這樣。

但是實際上還會出現一個意料不到的復雜情況。分析者最感驚訝的也許是發現患者主動與他建立的情感關系是具有十分獨特的性質的，最早嘗試分析療法的那位醫生——不是我本人——遇到了這種現象，但不知道如何對待。

因為簡單說來，這種情感關系具有戀愛的性質。

這很奇怪，不是嗎，尤其是如果你考慮到分析者根本沒有挑動這種情感，反倒是竭力與患者保持距離，從不讓自己感情沖動——如果你還了解到，這種奇怪的愛戀關系根本不顧及其他任何真正有利的條件，以及個人魅力的各個方面，如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等等，你就會更覺得不可思議。

這種愛戀是完全強迫性的。這並不是說自發的愛戀之情不能有這種特點。你也一定知道，事實往往與之相反。但是在分析情境中，這一特點完全有規律地出現，對此無法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釋。

人們不免會認為，患者與分析者的關系所必需的只不過是一定程度的尊敬、信任、感激和人與人之間的同情罷了。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這種關系中還有這樣的愛戀之情。這本身就使人感到是一種病態的現象。

「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這對於你的分析目的是有利的。

要是一個人產生了愛戀之情，他就會表現得順從，他就會為了對方做出一切犧牲，承擔一切義務。「

是的，一開始確實是有利的，但是一旦這種愛戀之情變得更深，它的整個本質就會完全暴露出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同分析任務格格不入的。

患者的愛戀之情並不滿足於順從；它會提出種種要求，需要得到感情上和感官上的滿足；它要求獨占對方的身心，產生妒忌，還會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其相反的一面——要是達不到目的就會隨時產生敵意和報復的願望。同時，就像任何愛戀一樣，它會驅除其他任何精神材料；它會扼殺對治療與痊愈的一切興趣，簡而言之，它無疑已經取代了神經症，我們的治療工作也無疑造成了以一種疾病形式驅走另一種疾病形式的結果。

「這聽起來真的叫人感到失望！

有什么辦法改變這種情況呢？不然分析治療就不得不放棄了，不過，要是像你所說的那樣在每一次分析中都會發生同樣的情況，那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任何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