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多時候，對抗往往是沒有底線的，理念上的斗爭再牽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變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於人身上的傷害。

所以盡管作為淮南首府的壽春由於來往人員變少使得管理壓力降低，但是防衛力量卻增加許多，鎮守鴻溝的毛寶所部抽調回五千兵力，用於增強壽春的守衛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養的勝武軍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負責沈哲子並淮南一眾重要屬官的人身保護。

甚至就連山遐這個執掌淮南法令過於嚴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間也都有兩百多人隨身保護。

當然山遐置於危險境地，這一次也真的是為沈哲子這個大都督背了鍋。其人提出一條政令，使得整個都督府上下官員們無不對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員申報財產。

官員申報財產，這並不是後世人治腐治貪的獨創，這種行為或許不是什么常規制度，但很多時候官員或是出於自身的道德要求、或是出於政治上的權衡，也是不乏此類舉動。像是最著名的蜀相諸葛亮，便在給蜀後主劉禪的奏書中清清楚楚列明了自己的家產。

中朝以降，包括東晉其實都有幾項對官員私產做出約束的詔令，雖然執行力包括收效都堪憂，但由此可見這也並不是一個禁忌話題。

江東中興，為了穩定人心，吏治上多以寬宏為主，所謂網漏吞舟，對官員的約束可謂寬松到了極點。庾亮包括後繼的褚翜，也都因施政過苛而名聲不算太好。沈家包括沈哲子在內，都是這種風氣的受惠者，最起碼在表面上難做指摘。

此前淮南在吏治上，尤其在貪腐方面，幾乎沒有什么規令設置，尤其是大量臨時設置的職任，充斥著一種在位則仕、去位則商的現象。

這既是時代的局限性，也不乏沈哲子的有意縱容，此前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可能快且多的對這個時代的人力、物力施加以足夠影響，籌措出足夠北伐的資本。

如果他遵循於常規手段，力爭上游之後大力整頓吏治，加強中樞集權、集財能力，且不說江東政局會不會亂，等到積攢出足夠實力時再北伐，最起碼是趕不上石勒身死、羯國政權動盪這一北伐的黃金時機。

一切的因急就緩，在於權衡，況且沈哲子本身就不是一個私德潔癖的孤高聖人，一切手段在於務實。當他將北伐作為第一要務時，擺在面前的難題就是第一要權、第二要錢，一切行為圍繞這兩個中心。

眼下北伐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短期內也很難再負荷更高強度的征討，首要任務自然變成了消化與整合。而且他恰好又成為承制拜授的真正強權方伯，能夠將都督府許多因於便宜的構架轉作正式的制度，借著這個機會，自然要對內部進行一個大力的整頓。

原本的沈哲子，作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甚至就連淮南都督府的屬官配額都保留下來，但即便如此，府下屬官真正具有品秩的還不足百人。其他大量的屬官，其實是作為吏首這種臨時委任而參與管理。

承制拜授之後，沈哲子才是真正的軍政獨攬，可以不經台令，直接委任地方官員。廣及四州、甚至連徐州、青州等地也已經半握手中，當中又能產生多少擁有正式品秩的官位

所以盡管眼下沈哲子在政局上處境微妙，但權勢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淮南雖然商賈稀少，但是前來求進的時人卻是激增。

對這些人而言，只要不成為都督府最高層的官員，也就不存在什么站位問題，就算權斗最終沈氏落敗，台中為了穩定江北數州局面，也不可能對都督府任命的官員進行一刀切，此刻正是求取一個出身的良機

往年他困於沒有人才選擇，可是現在卻是供大於求，都督府自身培養系統也已經有了不弱的基礎，收復地的鄉宗門戶，江東大量渴進南北時流，俱都蜂擁而來。

面對這種局面，沈哲子自然要問他們一句，要前程還是要利益

如果沒有山遐這樣一個招人恨的存在，這時候沈哲子只能親自操刀而上，這種事情交給杜赫去處理都不太合適，極容易形成盤結的派系。

所以從江東歸鎮後，沈哲子便即刻召見山遐，將自己的設想稍作吐露。

山遐本身就是一個刻薄孤厲性格，早就看不慣沈哲子那種寬容到縱容的作風，可謂是大刀早已飢渴難耐，一俟接受到沈哲子的暗示，返回官署即刻伏案疾書，很快一篇令人咬牙切齒的告群僚書便新鮮出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