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規令等於是一刀切，將大量鄉野之中開墾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來，各地官府有了這些土地在手，各項政令實施起來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雖然態度強硬，但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騷亂波瀾，一方面是因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開不足的問題，除了一些特別達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則就是江北生產秩序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同樣存在著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問題上，除了一些特別的地區如廣陵、襄陽這種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並不存在一些大一統王朝中後期往往會出現的兼並嚴重的問題。

這一時期，最嚴峻的問題還是在於生產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夠的，但是勞力卻有限，那些鄉宗門戶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蔭戶部曲。

這個問題在短期內還並沒有凸顯的過於嚴重，且不說在淮南都督府時期便不遺余力的收復流民，單單中原大戰打敗石堪，便從河北鄴城周邊搜羅了百數萬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說是完全消化下來，俱都安排進了生產中，給河洛地區提供了旺盛的元氣與活力。

可是自此之後，人口問題就漸漸凸顯出來。無論關中還是河北，這些存活於亂世的鄉宗門戶們危機意識要更加強烈，想要通過和緩手段從他們手中將人力摳出來幾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態度強硬其實也是一種借題揮，既然常規手段不行，那么就暴力摧毀。對人口的掌握無關乎代價高低，是行台展最重要的客觀制約。

哪怕是這些強硬手段有可能將一部分鄉宗逼到敵對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讓步，要保證行台在籍人口的持續增長。只有人口持續不斷的增長，行台各種建設才有其存在的意義。

換言之未來這些鄉宗門戶無論是要求政治聲望還是個人前途，都有商榷余地。但唯獨人口方面，誰敢越境都是一個死！

哪怕會因此推遲整個北伐統一的進程，沈哲子也不允許在行台統治之下還存在那種蔭庇、占有大量人口的鄉野勢力。

在行台會議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強調了這個問題，一眾行台官員們也都感受到大將軍在這方面的決心之堅定，表態奉行的同時，也都各自心內凜然，謹記告誡家人切勿逾越這一雷區。

說到底，他們各自能在行台為官，擺在面前最輝煌的道路還是遠大的政治前途，與之相比，熱衷於私營部曲、盤踞鄉野才是一種沒有志氣的想法。

上洛、弘農等地的戰後復建，基本不存在鄉資問題。就連弘農楊氏這種舊望高門都被鐵血鏟除，那些鄉宗勢力縱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暫時忍耐下來。

至於河東這種沒有經歷過刀兵蹂躪的地方，也並不會因此成為法外之地。雖然暫時不會強令那些蔭戶歸籍，但河東軍府的創建本身就是一個開始，通過軍府將一部分私蔭鄉曲轉變為在役甲士，將分散在那些鄉宗之間的生民戰斗力整合起來。

在各項政令頒行方面，沈哲子有一項最大的優勢就是時間充裕，凡事並不強求一步到位，爭搶朝夕之功。

無論是原來的淮南、還是後來的徐州，包括眼下的河洛，其實在政令方面都不強求統一標准，而是各自都有著不小的差別。通過這種日積跬步的治理，漸漸達於一種政令統一的局面。強勢外表之下，其實也是充滿了因地制宜的施政彈性。

比如這一次新收復的上洛、弘農，以及稍後的關中，想要快恢復秩序的建設，沈哲子就打算采用均田令，直接按籍授田。

這也是他一開始就不打算與那些關中豪強談和苟且的原因之一，只有將他們徹底打殘打服，之後政令的推行才能少於掣肘。否則就算是大軍貿然攻入三輔、占據了關中，一旦如此推行起來，各方也肯定是動亂不斷，那些豪強不可能容忍這種人地兩失的政令實施。

之所以要在關中推行這種此前沒有實施過的政令，就是因為關中形勢太復雜，雜胡太多，強求趕盡殺絕是下下之策，沒有那個時間，代價也太大。

畢竟關中漢胡雜居日久，就算是一味強殺，都缺少一個有效的甄別手段。胡人殺得太狠，漢人也會因此元氣大傷。

而且很有可能，關中的漢人可信程度未必就比胡人高多少。畢竟他們長期生長於這樣的環境中，面對各種實際問題困境需要解決，那種血脈和法統的號召力與認同感已經變得極為脆弱。

只有強迫從最根本的生產方式上改變他們，通過土地刺激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而土地反過來又會對他們施以捆綁與制約。

關中本身地勢便就相對閉塞，立足於此整合當地力量，才能有條不紊的一一拔除掉那些刺頭，而不需要重兵長期駐守關中，嚴重拖慢整個北伐步調。

當然，這些考慮是建立在目下的關中戰事上王師在戰斗力方面占據著絕對的優勢。通過這種摧枯拉朽的威壓，才能最大程度縮短一項政令的實施並成熟周期，同時快有效撲滅境中各種反對勢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