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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五八五年，是為明萬歷十三年，大明帝國走到了他的第二百一十八個年頭。這一年，執掌帝國權柄的張居正已經不在，名義上統治這個帝國的人是「萬歷皇帝」朱翊鈞。朱翊鈞被後世人鼓吹為一個不理朝政的昏君，實際上，對他的評價可以從他的謚號看出來。他被稱為「明神宗」，以「神」為謚號，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一五八五年是萬歷皇帝親政了三年，前一年，年輕的皇帝在謁陵的時候大張旗鼓地督視御林軍。這種行為，引起了當朝大臣的高度警惕。這支御林軍由帝國的天子直接掌控，是在前「首輔」張居正的同意下組建的。御林軍的最高統帥是御馬監太監，換句話說，這支軍隊是掌握在皇帝的隨從手上的。
御林軍這幾年不斷擴充規模，已經超過了朝廷官員的容忍程度。
在一五八五年，帝國的最高官員，首輔申時行是一個信奉中庸的人。在前任首輔張居正的時代，申時行曾被認為是張居正的心腹。但實際上，申時行被選為張居正的接班人，並非因為他能夠忠實貫徹張居正的政策，而是因為他在天子和文官之間的溝通能力。申時行實際上做的事情並不是協助皇帝執政，而是向文官妥協。在張居正死去後立即被清算的政治環境下，申時行沒有張居正那樣力挽狂瀾的勇氣和能力。
面對朝廷官員們集體的壓力，申時行不想得罪天子，也不敢讓御林軍繼續發展下去。申時行找到了執掌御林軍的將軍們，他說了一句，「爾等不見江彬之覆么？」
這看似輕飄飄一句話，讓一眾「負劍挾弓」的太監不寒而栗。
在帝國的後期，身體上殘疾的宦官，或者說太監，是皇帝唯一可以完全掌控的人員。缺乏生育能力的宦官沒有一代一代積累權勢的能力，他們一切的權力來源於天子的任免。這種制度讓天子對他們的控制更加有效。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宦官們是無知的。實際上，作為帝國的高級行政人員，宦官同樣知曉帝國的過去和現在。所以，他們能夠理解申時行這句話的含義。
江彬的故事是帝國所有人都熟知的一件事情，這段歷史讓宦官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安全。申時行作為文官集團的最高代表，他所說的這句話，無疑是對宦官兵權的一種警告。依靠理智的判斷，宦官們更改了自己的立場。他們作為萬歷皇帝選擇的帶兵將領，轉而向萬歷皇帝勸說。帝國天子如果想掌握兵權，唯一可以依賴的宦官。但是現在這些宦官不但不願意完成任務，更反復向天子建議放棄兵權。
很快，帝國的御林軍就失去了系統的指揮和行動能力。天子名義上至高無上，實際上卻寸步難行，皇權失去了可以依賴的武裝力量。
御林軍的這一次失敗，使得帝國的天子大為失望。帝國遼闊疆域幾千里，各方面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沒有軍隊的支持，天子的權威只是一個虛無的牌位，沒有任何實際威力。萬歷皇帝失望地放棄了一切的銳意進取，躲進了紫禁城，甚至懶得出城。他開始仇視文官，最大程度采取了消極抵抗的策略。在帝國的政治和軍事上，他拒絕和文官合作，一度在各地沒有長官的情況下不任命地方官員。
而在帝國的財政上，天子做了挽救帝國的最後努力。他決定為朱家的「後世子孫」積累一些國運，放棄了輕徭薄賦的傳統稅收政策，使用宦官向帝國正在興起的工商業征收商稅。由宦官擔任的稅監奔向全國，向那些富得流油的工商和礦業豪強征稅。
實際上，從南方的市鎮到北方的關口，帝國的工商業早已經被世代傳襲的縉紳控制。不止是工商業，江南書香門第，晉商官宦世家，甚至選拔帝國官員的科舉制度也已經被這個集團控制。在這種情況下，直接損害縉紳－文官集團的工商業稅收自然受到文官的極大阻撓。
「稅監之害」，很快就被被掌握了輿論的文官們描述成了災難性的。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抗稅的民眾，被政府的文官頌揚為英雄。尤其是滿清入關後，向滿清投降大批文官修《明史》，在官方史冊中添油加醋地把這個稅收制度描繪成了洪水猛獸。但那些史家刻意掩藏的是，這一筆「內庫」銀子，卻實實在在的延續了明代的性命。
幾十年後，當大明朝烽火四起即將倒塌的時候，富得流油的帝國卻發不出軍餉。無論是西南彝人叛亂還是遼東韃子叩關，帝國國庫――太倉庫的存銀都是遠不敷用的。後代的皇帝能做的就是動用內庫銀。帝國的繼續延續很大程度上依靠內庫銀四處救火。萬歷皇帝的這筆銀子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幾乎是這筆銀子花光的同時，帝國苟延殘喘的壽命也結束了。
當然，這是後話，我們還是轉到萬歷皇帝練兵失敗這件事情。
在帝國的歷史上，練兵失敗這件事情並不顯著。在大多數的史書中，這件事情不但不受關注，而且根本不予記錄。但其對帝國政局的實際的影響力，卻大得難以想象。這一次的失敗的影響，遠不止讓萬歷皇帝走進皇宮，不再和文官合作那么簡單。實際上，這是帝國最後一次中興的努力。它的失敗注定了帝國在之後六十年中，面臨的一切。在當時的政局上，這一次的事件直接反轉了各方面的勢力布局。
練兵的失敗，直接導致了皇權失去了軍隊的拱護。帝國的內部，再也沒有一個強大的皇權了。換句話說，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日益畸形的社會扭轉過來了。此後，萬歷皇帝在選擇接班人一事上力不從心，甚至不能以自己的願望，而必須以文官集團的偏好選擇接班人。
總之，在一五八五年申時行的一句話後，宦官們妥協了，天子放棄了軍權。文官集團在這次事件中的勝利，解除了有明一代幾百年來皇權對文官集團的威脅，成為了帝國真正的主人。當萬歷皇帝駕崩，年輕沒有經驗的太子登基後，這種情況愈發嚴重。
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尚處於中青年的太子並沒有經驗，並不是老謀深算且人多勢眾之文官的對手。太子本身往往由文官集團扶植上台，或者說是文官集團和皇權斗爭的「棋子」，顯然無法和文官集團交鋒。從此，下一任皇帝的選擇，甚至本任皇帝的壽命，都完全由文官集團掌握。
萬歷皇帝的兒子，泰昌皇帝朱光洛，登基三十天，因服用文官「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獻的「紅丸」暴亡。文官接下來扶植朱光洛十五歲的兒子朱由校登基，是為天啟皇帝。年輕的天啟皇帝登基七年，墜舟染疾，服用文官「尚書」霍維華進獻的「仙葯」暴亡。
一定程度上，帝國六十年後的滅亡，更是這件個事件所帶來的結果。無論是李自成張獻忠的揭竿而起，還是滿清叩關後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在這一次事件之後，都變成了必然。既然皇權沒有任何武力保護自己，既然中央御林軍都由文官輕易瓦解，地方軍鎮如何會聽命於皇帝？
文官越來越放肆，他們把所有反對他們的人都打為「閹黨」，他們動不動就寫著幾十頁幾十頁的奏折「彈劾天子」，他們在朝廷上撒潑耍賴，他們甚至敢在龍椅前指著皇帝的臉厲聲大罵。
這樣的局面，在帝國的末期屢見不鮮。而對皇帝發難的個人，則被文官集團捧為英雄，最終將被文官集團重用，位居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