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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章河北二劉
伽藍明白了薛德音的意思，並不代表西行、布衣和阿史那賀寶等人也聽懂了。
此時此刻，西北人需要齊心協力，齊心協力的基礎是互相信任，而要互相信任，就要公開所知的任何訊息，讓大家都能了解河北，能夠在此基礎上做出一致決策。假如伽藍要去馳援安德城，而其他人因為畏懼敵人的強大實力，擔心全軍覆沒，拒絕或者掣肘攻擊計策，那後果可想而知。
看到西行等人的目光齊齊盯著傅端毅和薛德音，而這兩人卻沒有詳細解釋的意。伽藍不得不出言提醒。依傅端毅和薛德音的意思，我即便說了，你們這些西北蠻子也聽不懂。你們對中土的事情一無所知，我們說什么都是對牛彈琴，那又何必白費口舌？
伽藍的意思卻是，即便對牛彈琴也要彈。我也是西北人，但我能聽得明白，他們為什么不行？蘇定方深夜來此，拿出這樣一份地圖給我們，你知道他們怎么想？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懷疑這是一個陷阱，所以，現在你們必須做出一些解釋，必須讓西北人相信蘇定方的確在幫助我們，而這份地圖也是真實可信的。
這個難度有些大，傅端毅和薛德音互相看了一眼，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質問伽藍，「你為甚相信蘇定方？」
「沒有理由。」伽藍說道，「他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只有賭一把。」
傅端毅心領神會，當即用突厥話向眾人解說河北世家豪望、冀城劉氏、中土儒學和河北叛軍之間所產生的一系列聯系。
伽藍和眾人用心聆聽，凡是有疑惑的地方，伽藍就詢問薛德音，以薛德音的解釋做補充。雖然薛德音離開中土也有三年時間了，但最近他與崔遜頻繁見面，以他和崔遜之間的關系，想必該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了。
蘇定方當然聽不懂突厥話，但他看到伽藍等人都圍著地圖認真商討，知道自己此舉算是「雪中送炭」，西北人必會承情，而蘇氏或許就能借助這群西北人之力踏足裴氏那條「大船」。蘇氏一旦上了這條大船，再加上先前在河北辛辛苦苦建下的基礎，不敢說蘇氏實力能「上升」一步，最起碼自保足夠了，將來皇帝率幾十萬府軍南下平叛，掀起一場驚天血雨的時候，蘇氏或許就能逃過那場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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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郡的冀城劉氏是儒家北派之一支。他們的祖輩是大漢帝國的皇族，但大漢帝國威震四海，劉姓天下為尊，就連匈奴人都被賜以劉姓，而自五胡南下禍亂中國後，以劉姓自居的人就更多了，以至於累及劉氏聲譽，導致劉氏只能在山東世家中位於二流之列。
中土分裂，儒學分裂，經籍散亡，天下學子求師無門，尤其拓跋魏國敗亡，導致黃河流域再度陷入大分裂之後，儒家北學墜入低谷，而偏偏這個時候，山東地區一些精通漢師家法的宿儒，比如徐道明、熊安生、劉軌思、郭懋當、劉智海、劉獻之等人，也陸續辭世，於是，師從這些前輩宿儒的冀城劉氏家族的劉焯、劉炫就因為出類拔萃、秀出其間而脫穎而出，取代了先賢們的地位，成為後輩學子之名師，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者紛至沓來，不可勝數。
在高齊時代，兩人沒有入仕的機會。帝國開皇初年，劉焯、劉炫在裴世矩和薛道衡等人的幫助下步入仕途，但遭到關隴人的嫉恨和陷害，革職回家。不久再被起用，但旋即卷入皇統之爭，遭到蜀王楊秀的百般羞辱，劉焯被流配戍邊，劉炫給其當門衛。楊秀廢黜後，劉悼、劉炫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尤其是今上繼承大統後，兩人官拜雲騎尉、旅騎尉，仕途一片光明。然而，關隴人和山東人的矛盾隨著今上改革步伐的加快而激化，劉悼、劉炫再一次做了政治犧牲品，雙雙罷職。
劉焯回鄉後集中精力講授和著述經書，教授弟子，於三年前去世。劉炫則窮困潦倒，孤苦無依，據說已經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門生弟子接到了叛軍隊伍里。
山東大儒劉焯、劉炫的悲慘命運，和中土儒學的式微有著直接關系。
自魏晉以來，玄學日盛。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繼興起，導致漢家儒學一度衰微。
儒學在這段艱難時間內，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撐，而北朝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強維持。鮮卑人拓跋氏統一黃河流域建立魏國之後，中土南北對峙，局勢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北朝為實現統一大業，則力推漢化之策，於是黃河流域的大世家們開始重視儒學教育，就是從「私學」向「官學」轉化。
門閥世家把持著經學，「私學」教育成為門閥世家代代傳承的紐帶，成為門閥士族獲取權力和財富的基礎，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學」轉為「官學」，門閥士族的利益豈不受到了損失？但這個利益損失，相比門閥士族利用「漢化」政策所獲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漢化之策的基礎是什么？就是儒學教育，就是讓鮮卑人接受漢族文化。
在鮮卑漢化貴族的堅持下，中土北方儒學開始了艱難的復興之路。這個阻力有來自鮮卑等虜姓貴族，有來自佛道兩教，也有來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狹隘、目光短淺、貪圖眼前小利的漢姓門閥士族，但隨著這一政策的實施，寒門貴族在這一輪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於是儒學復興就成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歷史潮流。
當時有名臣顏之推，自南朝而進入北朝的儒學名士，他在臨死之前就告誡自己的後人，「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要求子孫後代務必學習、繼承和推廣儒學。也就從這一時期始，凡仕宦之族，縉紳之家，無不互相仿效，督課子孫，授以儒業，北方鮮卑魏國隨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風，其風氣之盛竟然不讓於衣冠文物薈萃的江南王朝。
帝國建立之前，關隴地區因為有周武帝滅佛，佛道兩家受到毀滅性打擊，儒學復習步伐較快，而山東地區佛教興盛，江左卻是儒道佛三教並存。帝國建立之初，先帝首興佛道，不過考慮到中央集權的需要，考慮到中土一統的需要，考慮到周武帝滅佛的一系列深層次原因比如中央財政、漢虜同化、忠君孝親的人倫道德、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儒學來解決，所以必須重視和推崇儒學，必須加快儒學復興的步伐。
在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並重為原則，加快了儒學的復興，而儒學復興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興儒並行。所謂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進儒學的南北合流，並大力搜羅儒學人才，重禮聘請，高官厚祿，集大儒名士於京都。所謂興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縣設置學校，以設學施教做為立國為政的首要任務。
然而，自魏晉以來，儒學已經衰落數百年，積弊已久，豈是一朝一夕就能復興？而儒學的復興，名義上是政治需求，實際上就是帝國重新分配權力和財富的手段，這里面牽扯到帝國中央和世家權貴、儒家和佛道兩教、門閥士族與普羅大眾等等各勢力、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博弈，所以，儒學復興之路異常艱難。
首先就是南北儒學的融合問題。中土分裂為南北兩朝，儒學也分裂為南北兩派。南派重在簡約，得中土儒學之英華，而北派重在深蕪，窮中土儒學之枝葉。南派以江左世家中的僑姓王、謝、袁、蕭和東南吳姓朱、張、顧、陸為代表，北派則以山東五大一流世家王、崔、盧、李、鄭為代表。也就是說，關隴無儒學，但儒學的融合首先是中土三大世家權貴集團在利益上的妥協，現在主持儒學融合的關隴貴族集團竟然被排除在了儒學融合之外，其利益損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以想像到儒學融合之艱難。
其次就是儒學幾百年的衰落導致了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那就是「漢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求貧賤者哉？」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讀書無用」，書讀得越多，學問研究得越深，距離仕途也就越遠，不但在生活上窘迫，在政治上更是沒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