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下之意，選鋒軍既然到了遼東城下，就必須做出決策，而從最小代價獲取最大利益的原則出發，攻城顯然是下策，但選鋒軍又不能待在城下無所事事，消極怠戰，平白遭人詬病，於是也就剩下唯一一個選擇，甩開遼東城，大踏步向前。

「選鋒軍在前，主力在後，糧草輜重都在後。倘若選鋒軍長途跋涉直殺平壤，在兵力和糧草輜重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又如何攻打平壤？」

這是事實。沒有糧草輜重的持續供給，選鋒軍就算殺到了平壤城下，也只有干瞪眼，而高句麗在經過前兩次東征的血腥廝殺後。田地荒蕪，至此已經根本無需堅壁清野，現在不論帝國的選鋒軍如何燒殺擄掠，也不會搶到一粒糧食，甚至連可以充飢的樹皮草根恐怕都搶不到。

接著，楊恭仁拿出了一個折衷方案。

「選鋒軍直殺烏骨城，在烏骨城會合榮公和譙公的水師，然後再去攻打平壤。」

這是一個好計策。從目前統帥部的混亂情況來看。指望薛世雄、李景和趙才齊心協力，以最快速度殺到烏骨城會合來護兒和周法尚有些不切實際。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薛、李、趙三人是帝**界關隴系的鼎柱人物，而來護兒和周法尚則來自江左。是帝**界江左系的領袖級人物。試想一下，帝**界這兩大對立派系的將軍們能擱置矛盾和沖突，眾志成城殺外虜嗎？根本不可能，相反，為了搶奪戰績和功勛。雙方肯定是各出奇招，無所不用其極，能本著軍人的道德不在自己人的背後下毒手就算不錯了。

第一次東征時，來護兒和周法尚率先攻打平壤失利。損失三萬多將士，他們的「借口」便是水師所帶糧草不足。又擔心陸路大軍不能盡快趕來會合，所以才迫不及待地發動了攻擊。實際上說白了就是一句話，搶功。結果等到陸路大軍趕到，水師已經大敗，水陸大軍聯合攻擊的既定策略已經無法實施了。

也正因為如此，來護兒和周法尚這一次必定會以最快速度登陸高句麗，由畢奢城方向火速北上殺到烏骨城。可以肯定的是，不論薛世雄、李景和趙才是否趕到了烏骨城，來護兒和周法尚都不會等他們，因為江左人要洗雪前恥，要攻克平壤，要拿下滅亡高句麗的第一大功。

龍衛軍直殺烏骨城，這一路上的糧草還是綽綽有余。等到了烏骨城，與水師會合後，便能得到水師糧草的支援。而在有充足的糧草、有足夠多的軍隊的情況下，龍衛軍跟在水師後面直殺平壤，其危險性大大降低，而獲取戰績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這完全符合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利益的原則。

楊恭仁這一計策當即贏得了眾人的贊同，就連崔遜都贊不絕口。

四月二十五日，楊恭仁在稟報遼東大本營的同時，率東征選鋒軍以急行軍的速度，直殺高句麗腹地，飛奔四百多里外的烏骨城而去。

楊恭仁狠狠「將」了遼東大本營一軍，讓東征統帥部在混亂之中倍感難堪。

統帥部在選鋒軍抵達遼東城下的時候，並沒有下達具體命令，既沒有讓選鋒軍馬上攻城，也沒有讓選鋒軍城下待命，結果楊恭仁選擇了第三條路，以「先鋒」之名義甩開遼東城，大踏步向高句麗腹地挺進，意圖先與來護兒、周法尚會合，然後與帝國水師一起水陸並進，殺奔平壤，直搗敵虜心臟所在。

薛世雄鎮制不了李景和趙才，只能指望皇帝和中樞決策，實際上就是把手上的權力還給了皇帝和中樞。這種做法的確很「保險」，不求無功但求無過，但問題是，皇帝和中樞發動第三次東征的主要目標不是取得遠征的勝利，而是以遠征的勝利來贏得國內政治上的勝利，所以皇帝放權了，放手讓將軍們去打，而將軍們偏偏不要這個權，於是戰場上便出現了「無令可遵」的荒誕一幕。

楊恭仁自己決策，決意去會合來護兒和周法尚，與水師一起去打平壤，可以預見，有了楊恭仁這位選鋒軍統帥，這位皇帝授權的遠征開路先鋒，來護兒和周法尚還會猶豫嗎？還會等待與陸路主力大軍會師之後再去打平壤嗎？

薛世雄、李景和趙才再不敢耽擱了，再耽擱不僅貽誤軍機，而且有故意拖延東征，與皇帝和中樞做對之嫌，所以三人在形勢的脅迫下，不得不放棄爭執，各起本部人馬，急速渡過遼水，然後以一部兵力包圍遼東城，確保糧道暢通，以主力向烏骨城飛速挺進，以求盡快與帝國水師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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