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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台水師演習之後，李國樓跟隨李鴻章，在直隸地區展開巡察，在每個省城開千人大會，把大清改制的春風帶到各地。一般由李鴻章做主報告，李國樓做副報告，當地官員做結束語，一堂大會要開半天時間。晚上的接風宴，李國樓只帶一個夫人出席，即保持威儀，又讓心懷叵測的歌姬，知難而退。

一個多月的會海議政，讓李國樓苦不堪言，奔波勞碌不說，這自家的生意顧不過來。做官就是會議多，李鴻章每天收到朝廷的文書，還要征詢李國樓的意見，簡直把他當做書辦用。

李國樓發幾句牢騷，想早點回京，不想和地方官員打交道。被李鴻章狠狠的批評一通，告誡他戒急忍用的道理。想要政令通暢，就要和下面處理好關系，面對面的交流才最有效，行政命令，不止靠一紙敕令，與人溝通，妥善解決各種問題，才是為官之道。李鴻章又說了一大堆關心地方百姓疾苦的長篇大論，讓李國樓站了老半天。

李國樓誠懇的做了千字書面檢查，這才得到李鴻章的諒解。趁著會海的間隙，李國樓還察看了地方民情，體恤下面官員辦事的難處，帶著四位夫人做送溫暖活動。

沿途官道兩旁以瓦房居多，但只要是小道，就以茅草房居多，熱鬧的城鎮討飯的人扎堆，大清百姓生活在貧困線上掙扎。寒風中身穿破衣，手捧一只破碗，手持一根打狗棒的叫花子，看見馬隊已經，立刻來精神，跪在地上討要錢財。

李國樓一路看著這一幕，心情變得沉重。他對農村建設沒做出多大貢獻，只搞了變相的土地改革，但沒有動搖農村鄉紳階層的根本，農村還是貧窮落後，窮人還是窮人。他的大清工業改制道路，沒有讓廣大農民得益，還讓城市和農村的面貌更加二級分化，這是不好的先兆，會讓更多人產生仇富心態。

怎么樣提高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呢？李國樓第一次有了這種想法。在隨後的巡察中，李國樓的身影出現在農村里，和地方官吏探討這個民生的問題。

大清勛戚貴族的領地庄田，較前朝有所縮小，官僚、縉紳對土地的兼並，則有所增加。而商人兼並土地的活動，則成為相當突出的現象。大清入關以後，曾將明朝的一部分貴族庄田改為更名田，這是把皇庄轉化為民田的一項措施。清初雖然在京畿地區進行過大規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後來也逐漸向民田轉化。因此相對明朝而言，勛戚貴族的領地庄田，實際上有所縮小。但皇親貴族以外的官僚縉紳，還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部分地主階級的實力，還有所發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跡象。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並大量土地，並不單純依靠他的祿俸。大清官僚的正俸，是相當低的。一個一、二品大員，年俸只有一百多兩。雍正時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謂養廉，但平均計算，養廉也不過相當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證。顯然，單靠正俸和養廉，是不可能滿足官僚對土地的巨大**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權地位，貪污納賄，巧取豪奪。

官場歷來是貪污納賄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計算的，貪污納賄收入，則無法加以計算。一個巡撫，年俸不過一百余兩，而一個巡撫衙門，每年收受下屬的規禮，在貴州為一萬余兩，在山東則達十一萬余兩。如果說，平均計算，養廉相當正俸的六倍，那么，單是規禮一項，就相當正俸的九十多倍。至於規禮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於此。

封建官僚依仗特權地位，對土地進行巧取豪奪。官僚兼並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

地權分配的另一特點是：商人兼並土地的活動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對土地的兼並，和商業資本的活躍有密切的聯系。官僚地主兼並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權力，商人兼並土地，則主要依靠經濟的權力。

當政治權力在土地的兼並上發揮主導的作用時，商業資本向土地的轉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從而缺乏相應的推動力。

此時，貴族、官僚、縉紳，仍然是特權地主。但是，他們的特權地位，視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勢力，則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大而有所增長。山西的票商，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蘇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資本以萬計的商人集團。這些大商人挾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對土地進行大量的兼並。

商人兼並土地，就其數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們卻十分活躍，他們手中的資金，有較大的流動性，哪里出現兼並土地的機會，他們就會聞風而至。山西商人遠至河南兼並土地，徽州商人到蘇北購買土地，廣東商人到廣西購買土地。在山東、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買此邑地畝」的大量事實。單是山東一省，就有六十一縣之多。

由於商人資本有較大的流動性，兼並土地的商人，就能在農民遭受災荒飢餓時，壓價收買土地。山東、江蘇、安徽、湖北等省發生旱災，聚集在揚州、漢口、徽州的鹽商，就紛紛盤算越境買產以圖利。毫無疑問，這種兼並土地的方式，給農民帶來雙重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