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對劉永福也甚為欣賞。認為劉永福為「數千年中華吐氣」的「義勇奇男子」。第二共和國成立後，經過副總統張之洞的大力舉薦，李經述任命劉永福為越南都督。他早在中法戰爭時，就意識到黑旗軍的裝備落後，於是在越南練就了新黑旗軍二萬人，全部換上了洋槍洋炮。

劉永福帶兵很有一套，和黑旗軍同甘共苦，加上他的主將黃守忠、吳鳳典等二十多名大小將領都是廣西上思、寧明一帶的壯族，這支兩萬的黑旗新軍經過三年的訓練，英勇善戰。因為黑旗軍擅長在越南茂密的森林中作戰，雖然越南並不是非常典型的熱帶雨林，但處於季風區，和古巴的熱帶雨林的自然地理條件很相似。加上劉傳福還熟悉江河水情，所以李經述決定派劉永福的黑旗新軍一起去遠征古巴。

劉永福的副將吳鳳典不想遠征，憂心忡忡對他說：「我們黑旗新軍剛練成，總統就迫不及待派我們不遠萬里征討古巴。這明顯是要削弱我們的力量。我聽說古巴的叢林當中，毒蛇猛獸巨多，我們去必然死傷慘重。總統和清廷一樣，對我們黑旗新軍還是不信任。」

劉永福聽了吳鳳典的話，臉色頓時陰沉得像要下雨，他生氣不是對李經述起了疑心，而是吳鳳典竟然對總統的用兵之意妄加揣度，狠狠一耳光扇了過去。劉永福雖然已經61歲，但因為長期習武，身體還很硬朗，力氣也很大，吳鳳典的臉挨了重重的一耳光，頓時留了紅紅的指印。

劉永福怒斥吳鳳典：「予心惕惕，終不以官爵為榮，只知捍衛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國人為責任。今四萬同胞在古巴生死未卜，海軍總長劉步蟾都親自率艦隊遠征，總統會欺我等？此身雖老，熱血常存。倘為國用，自宜竭力馳軀，不惜以鐵血鑄山河，強大種族，以期臻於五大洲最強美之國！汝何敢妄自揣度上意，亂我軍心？」

劉永福毅然帶著一萬五千黑旗軍隨著中國艦隊遠征古巴，只留下五千黑旗軍駐守越南。李經述聽說後，下令褒獎。他對前來聽候指示的外交總長伍廷芳說：「我中國有劉銘傳、劉永福、劉步蟾這『三劉』，都是猛將，打西班牙這個沒落的帝國，不會有問題，外交部的腰桿子可以硬直起來。」

劉步蟾率領軍艦到達古巴後，分成兩支分艦隊，一支艦隊由北洋艦隊副司令馬吉芬、左翼總兵黎元洪帶領，八艘軍艦抵達聖地亞哥港，另外由他帶領，七艘軍艦封鎖古巴的沿海。

李經述並不想中國首先挑起戰爭，於是讓外交總長伍廷芳強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國政府的條件：一是必須對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種植園、礦山受虐待致死的華工給予補償，按國際標准，每人賠償一千兩白銀，中國死亡的苦力華工，有記錄的共計十萬人左右，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對於在集中營里被虐死的華人，每人賠償五千兩白銀，共計二萬人，須賠付白銀一億兩，共計兩億兩白銀；二是必須給那些合同期滿並希望回國的華工提供船費，還須給那些願意留下來的人重新訂約，提供住房，允許其自由活動；三是禁止雇主對華工施行監禁與苛罰；允許建立華人工會，並允許勞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違法案件均由中國領事處理。五是馬上與古巴的「叛亂起義者」停戰，結束萬惡的集中營制度。

當時西班牙處於波旁王朝時期，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歲，他的母親，來自奧地利的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攝政，她這人極為自負，跟中國的慈禧太後一樣，對權力極為嗜好，但又沒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極為混亂。

接到伍廷芳的「最後通牒」後，尤其是第一條的兩億兩白銀賠款，極為憤怒，當場把中國的外交書撕毀。當時，西班牙還是一個歐洲強國，在當時歐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列強，為文明發達國家，美國、中國、日本等屬於半開化的國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屬於野蠻的國家。中國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後通牒，簡直是對「歐洲文明強國」的侮辱，於是讓古巴總督韋勒積極備戰，並派海軍中將雪爾維拉為艦隊司令，率領七艘西班牙鐵甲軍艦前往古巴支援韋勒。

李經述深深知道戰爭中的輿論，意味著人心向背，意味著軍心士氣等，會讓讓瞬息萬變的戰場動態更加撲朔迷離，以致深刻影響著一場戰爭的走向。他將輿論宣傳上升為國家戰略，重金收買英美的報紙，揭露數十萬古巴人趕出家門，被韋勒集中到指定的營地加以囚禁，然後分別隔離盤查。集中營里食宿惡劣，醫療闕如，傳染病蔓延，成千上萬的人死去的慘象，讓英國通訊社發表一次有償新聞，中方付給2000銀元；通過路透社發布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經過英美報紙添油加醋的報道後，韋勒很快被世人斥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蠻名聲頓時「頂風臭萬里」，「西班牙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和獨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國在不見硝煙的戰場上占據優勢，出兵古巴也就順理成章了。

李經述這一招，是跟歷史上的日本人學習的。日本在甲午戰爭期間，就跟中國大打輿論戰，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家輿論宣傳的總指揮，收買英美主流通訊社和報紙，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並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如經過策劃，《紐約新聞報》就曾發表評論說：「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和獨裁中得到解放。」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論」「文野之戰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爭的輿論氛圍。如日本《郵便報知新聞》在社論中就叫囂：「我帝國必須援助朝鮮，並有堅決維護其國體之決心」「此實為我帝國之天職，順天之責任」。緊接著《北國新聞》《朝野新聞》《東京曙新聞》《東京橫濱每日新聞》等報刊也隨聲附和，為軍事侵略「正名」。反觀清政府在戰爭期間由於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放任其「自由」，致使輿論到了混亂的程度。戰前，國內報刊上很多報紙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還有的重復過去那一套痛罵，類似於「中國分分鍾就能干掉小日本」之類的言論大有市場！在外國人眼里，當時中國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

輿論和戰爭兩手准備好了以後，李經述盼著劉銘傳、劉永福和劉步蟾戰場上給中國帶來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