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保障與內部策反

曹操出兵荊、揚之前，先做了政治上的准備工作。建安十三年曹操借故殺害反曹派的旗幟孔融，嚇唬住皇帝和大批反對者，然後為自己某得丞相一職。這樣就更堅固了「動輒以朝廷為辭」的正統地位，難怪稍有動作，荊州劉琮請降，而東吳也是降聲四起了。

建安十三年以前曹操就注重荊州內部的分化工作，劉表部下大多為親曹派，蒯越、蔡瑁、韓嵩之類親曹人士對劉琮決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對東吳也是同樣，與主降勢力積極聯絡，計劃發兵南下的同時，派出漢使劉隱與孫權黨兄、豫章太守孫賁接觸，給孫賁官職「征虜將軍」。孫賁的女兒早先嫁給曹操兒子曹章，此時孫賁還想把兒子送到曹操那里做人質，在孫家老臣朱治的及時勸說下才作罷（見《吳書·宗室傳》和《吳書·朱治傳》）。

曹操還煽動丹楊（丹陽）郡的山越的大叛亂，可見《三國志》。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建安十三年，「是歲，使賀齊討黟、歙，」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記載，「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

《三國志·吳書·賀齊傳》記載，「（建安）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強、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仆、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

這些史料單個看來，沒有什么意義，而綜合起來就見其端倪。這表明，建安十三年，丹楊山越渠帥費棧叛應曹操，並煽動支黨金奇、毛甘起事於歙縣，陳仆、祖山起事於黟縣。為此孫權派出陸遜、賀齊等討伐。

綜上可知，曹操發兵南下，政治上准備充分，戰略上策劃周密、東西呼應，實力占絕對優勢，還充分調動敵方主降力量。赤壁之戰失敗的結果不能否認曹操戰略謀劃的老道高明，曹操取得荊州後繼續東下揚州的決策，在當時情況下是積極正確的。曹操可能有些驕傲情緒，但決不會驕傲輕敵導致錯誤的決策。正如裴松之說：「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

●周瑜的非常規冒險決策

實際上，相比曹操，更「冒行兵家大患」的恐怕是周瑜。

兵力上，周瑜向孫權要五萬，但孫權不肯給，理由是「五萬兵難卒合」。孫權還很感人說，「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而這三萬人也是個虛數，《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記載，周瑜、程普「各領萬人」，可見總兵力僅兩萬余。這「各領萬人」，不是指周瑜、程普各自的私兵部曲各萬人，而是兩人各已轄領的全部兵力。

大將擁兵在外，孫權難免不放心。明知程普不服周瑜年少而位居其上，卻要令程普與周瑜共領兵，玩的是平衡。兩帥不和，很可能導致將領分成派系。可以推測，韓當、黃蓋與程普都是孫堅舊將，他們很可能聽從程普，為「老將派」，凌統和甘寧有家仇，可能也加入本派。而周瑜可能與呂蒙、呂范、周泰、甘寧為「少壯派」。因為呂范、周泰與周瑜同為孫策時期事吳的將領，呂蒙當時也是孫策武士，後被孫策提供攜領兵。甘寧此時從荊州投奔東吳只有幾個月，並且是「周瑜、呂蒙皆共薦達」。

好在周瑜、程普都忠心耿耿，知道主上雖然耍點小心眼但還是拿自己當生死不逆之臣。加上周瑜折節容下，程普自相親敬，也沒出大亂子。

而作為友軍的劉備，也是兵力少的可憐。而劉備的兵力，諸葛亮對孫權說，「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有很大水份。

劉備在長坂，「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而關羽領水軍由漢水南下，在漢津與劉備會合。關羽南下過程中，曾在尋口被樂進、文聘追擊（見《文聘傳》），其剩余人眾能有多少？加上失散戰士又找到夏口來，也絕不會達到以萬來計的數字。

而聯盟之中，雙方都是既想利用對方，又想在聯盟中為自己撈利益，同時又都不得不做出些讓步。劉備派出諸葛亮向孫權求援時，就事先和孫權打招呼要三分天下，「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引注《江表傳》記載，劉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系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劉備並不誠心與周瑜聯兵抗曹，隨時做好退逃的准備。

吳軍不足三萬，劉備、劉琦軍不足兩萬，臨當數倍曹軍。兵少主疑，兩帥不和。後方主降人士與曹操聯結，山越為亂。長江與曹操共之，非可守之險，曹操已得荊州水師，舟楫不弱於東吳。此四數之者，皆用兵大患，而瑜皆冒行之。

這種眾寡懸殊、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東吳絕大多數人主張迎降曹操，看起來是很合理的。《吳主傳》中有「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魯肅傳》中有「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可見主降的是「諸將」，是眾人，絕非《三國演義》中所說的「文主降吳主戰。」

周瑜、魯肅這樣野心大的人，力主迎戰，史稱「建獨斷之明，出眾人之表」。周瑜能言巧辯，戰前之議，「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浩氣沖宵，先從道義上感染孫權，而後歷數曹操用兵之患，用事理說服孫權。但這不能改變東吳更加不利的實事。

不僅如此，周瑜的信心也是亘古未有，劉備嫌周瑜兵少，周瑜卻說「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這種信心，如《孫子》所說，「見勝不過眾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如果人人已見可勝之理，則此戰已失可勝之機。眾人眼里看到的是必敗，魯肅為了孫權利益主張一拼，而周瑜卻看到別人看不出的必勝。蘇洵《幾策》中也說：「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周瑜主戰之謀，看似以身犯險，卻正是這「宏遠深切之謀」。

其實，戰爭做為一種破壞性活動，必以破壞性、偏離性見長。《孫子》雲「兵者詭道」，違犯常規就是用是用兵的規律。周瑜在用兵風格上很象曹操，同樣是敢於冒險、迅速決斷並積極行動，爭取最大的利益。甚至在細節作風上，兩人都有相似處，比如曹操火奔襲烏巢和周瑜救夷陵，都是放棄主營而親自領兵執行重要任務的大冒險。也都擅長攻擊敵人的弱點、必敗之外，「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孫子》）

不知道江東後起之秀與自己驚人的相似，可能是曹操的一大失誤。

而孫權聯軍最後的施火，看似天機時為人謀。

天侯與詐降，二者缺一不可。對黃蓋的詐降，以曹操的機謀是不可能完全上當，只有趁著曹操將信將疑的時候，將覺察未覺察的時候，利用這點間隙發動突襲。周瑜的選擇十分冒險。曹操發兵東下，也是很冒險的，但周瑜力主抗曹更為冒險，因為曹操有退路，而周瑜沒有退路。

周瑜采取積極大膽的攻勢戰略，犯兵家大忌，無可憑之險，暴師與長江上，挑戰看似不可戰勝的曹操。並且任之於勢，因勢利導，使敵軍的優勢完全不能發揮，出奇勝利，迅捷無常，難怪孫權說評價周瑜「膽略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