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延續上一章的話題，繼續探討官方系統中的常規及非常規的新聞傳播方式。wwwwcom所謂傳播方式，實即傳播手段。不論傳播手段如何千變萬化，花樣繁多，總不出經由中介的間接一路和通過交往的直接一途這么兩大類型。現在常說的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無非是對自古及今這兩大傳播脈絡的承繼與拓展。至於當下的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則又似將二者交融為一體了。從傳播的視角看，信息不管是經由中介系統還是通過人際網絡，都在於使原本孤立的各方發生聯系，產生互動。不言而喻，天然的人際交流總不免受時空的制約，為了突破這一限制，使信息得以盡快盡廣地流傳開來，人類便在文明的進化歷程中，不斷地發明和完善各種中介手段。從遠古的結繩記事到西周的置郵傳命，從文字的書寫到書籍的印刷，從古代的邸報到現代的報刊，從廣播到電視，進而到如今被稱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媒體」——互聯網等，都是這一努力的結晶，這一跋涉的足印。而我們這里所探討的一系列傳播方式——烽燧、榜文及其他，也都不妨被視為這一文明長河中波涌浪翻的一個個浪頭，一股股潮流。
白日登山望烽火
如同露布一樣，烽燧也是通報軍情的常用方式。一般來說，烽燧常同邊關、征戍、大漠、沙場等形象聯系在一起，就像唐詩里反復吟詠的：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
魏征《從軍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楊炯《從軍行》
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
李白《戰城南》
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
郎士元《送李將軍赴鄧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李頎《古從軍行》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海風秋。
王昌齡《從軍行》
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
祖詠《望薊門》
烽燧報警究竟源於何時，現在無法確知，至少西周時這種傳播手段已見使用，最著名的莫過於幽王烽火戲諸侯之事。據《史記·周本紀》記載：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最初，「烽」與「燧」各有所指，是兩個獨立平行的名物，後來二者逐漸固定成一個專用詞語，用來指一般所說的烽火。關於烽與燧的能指與所指，前人早做過詳備的考辨李敬一先生在其近著《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中，對此進行了較系統的綜述。詳見該書第53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公認的看法是：「夜里點的火叫烽，白天燒的煙叫燧。」《古漢語常用字字典》，7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細則正如《後漢書·光武帝紀下》李賢的一條注里所言：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臬（一種可以上下牽引的機具），桔臬頭有兜零（籠），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焚燒）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
簡言之，烽指火，燧指煙；白天燃煙，夜晚點火。因此之故，烽燧又稱烽煙、烽火。如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營》詩：「從今巂州路，無復有烽煙。」另外，邊地荒涼，柴薪難覓，所謂「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適），「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岑參）等名句，都是這一荒寒景象的生動寫照。於是，白晝燔燧燃煙，便不得不常以狼糞代薪，就像邊地牧民至今仍有以牛糞為燃料者一樣。之所以使用狼糞，一是此物當時在邊關可能遍地皆是，收集起來容易；二是狼糞燒出的煙又高又直，容易看到。唐人段成式，在其「所涉既廣，遂多珍異」（魯迅）的名作《酉陽雜俎》中曾寫道：「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唐）段成式著，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160頁。如此一來，烽燧便又有了另一常見的別稱——狼煙，而狼煙四起便同烽火連天一樣，都成為亂世的寫照。
從傳播的時效上講，烽燧在古代諸多傳播形式中無疑屬佼佼者。蔡謨《與弟書》里就講道：「軍中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遙見，鼓可遙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如此迅捷，在電信技術用於傳播前實可謂「神速」。所以，烽燧自然始終與十萬火急的軍情通報聯為一體，而「孤山幾處看烽火，壯士連營候鼓鼙」（趙嘏《水調歌》第一）便成為歷史上的一個常見畫面。作為最迅捷的傳播手段，烽燧報警降至唐代已形成一整套完備的制度、設施與運作規則。當時，每三十里左右設烽候一座，制同三十里設驛站。候又作堠，指瞭望敵情的土堡、哨所。烽候連用即指燃放烽煙的烽火台，如陳子昂《感遇詩》雲：「亭堠何摧兀」，徐悱《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琊城》雲：「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等。臨近邊塞的烽候為加強防衛能力，還築有驛站似的城池，並置烽帥一人、烽副一人掌管。即《舊唐書·職官》所言：
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舊唐書》，183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
對此，成書於唐玄宗時代的《唐六典》記述得更詳盡：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以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日］廣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烽帥手下負責守衛烽火台並監視動靜燃煙放火的士卒，稱為「烽子」。戎昱《塞上曲》中有一句：「山頭烽子聲聲叫，知是將軍夜獵還。」據杜牧的祖父，不僅出將入相還留下一部史學巨著《通典》的杜佑說：「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資治通鑒》，774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幾與杜牧同時出生，且同為「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的段成式，則在《酉陽雜俎》中以怪誕的筆墨記述了這么一則故事。
永泰初，豐州（今內蒙古五原）烽子暮出，為黨項縛入西蕃養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吐蕃君主）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余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雲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雲：「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其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沙漠）中。忽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宿（兩夜），方及豐州界。歸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爾失，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令果其誓。」（唐）段成式著，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272頁。
這個被賣到吐蕃當奴隸的烽子，憑著自己的聰明能干一步一步由下人升至近侍，最後竟然死里逃生回到家里，確實讓人稱奇。怨不得被《四庫全書總目》譽為「小說之翹楚」的《酉陽雜俎》，專門將此事記載下來，後又被《太平廣記》著錄其中（見105卷）。從這則故事里我們知道，烽子同驛卒一樣屬社會底層，且由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充任。
唐代的烽燧系統統歸中央尚書省的兵部。兵部分為四司，即兵部、職方、駕部和庫部。從具體的隸屬關系講，館驛系統的頂頭上司是駕部郎中，而烽燧系統的行政主管就是職方郎中。據《通典·職官五》，職方郎中「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另據《新唐書·百官志一》：「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雖說烽候串聯起來差不多等於一條邊防線，但事實上在後方、在內地也都設有成套的烽燧警報系統。尤其在唐朝防御的核心地帶，如陝西、山西、河北等地，更是像前線一樣處在烽燧雷達的警戒之下。據《唐六典》記載：
舊關內（陝西北部）、京畿（西安）、河東（山西）、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敕以邊隅無事，寰宇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臨近首都）烽（堠）二百六十所，計烽帥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日］廣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頁。
依照此處量停的烽候與人員，我們不難算出每烽的平均人數為五人，這與前引杜佑的說法相近。不過，開元二十五年的這紙罷停內地烽候的敕書恐怕僅僅是停留在書面上，並未付諸實施。晁公武在評論「六典」時盡管強調「諸司遵行，殆將過半」，但還是承認這部成書於開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未能「悉行於世」語見《郡齋讀書志》，轉引自吳楓：《隋唐歷史文獻集釋》，94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法國學者戴何都在《唐六典正確地描述了唐朝的制度嗎?》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2（10）。一文中說得更明確：「《唐六典》中所描述的制度並沒有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甚至在玄宗臨朝年間也是如此，到了後來幾代君主間則越來越松懈了。」證明停罷內地烽候之敕令未能貫徹的根據，還在於當漁陽鼙鼓動地來之際，這些烽火台依然照樣發揮作用。如唐人姚汝能在其保留了安史之亂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安祿山事跡》中就提到，潼關失守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懼焉」（唐）姚汝能著，曾貽芬校點：《安祿山事跡》，卷下。當此時，不知玄宗是否憶及十八年前在歌舞升平中下的那道「內地置烽誠為非要」的詔書，但他翹首急盼烽燧送來平安消息的心情卻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亂後，藩鎮勢力崛起，形成與朝廷武力抗衡的局面，從此中央王朝強求統一與地方軍閥力圖分裂的沖突便持續不斷。在這種背景下，各大藩鎮也都設置了自己的烽燧報警系統。如李愬冒雪奔襲蔡州之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資治通鑒》卷24l。切斷了吳元濟的「電話線」，結果「（李）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資治通鑒》卷240。再如，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的部將劉悟倒戈歸唐，擒殺李師道，傳首京師。此前，劉悟曾駐軍陽谷（今山東陽谷），當他准備回師直搗李師道老巢時，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圍剿李師道的官軍統帥之一）：「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且使（田）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劉）悟函（李）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資治通鑒》卷24l。
正是這個李師道在官軍討伐吳元濟的815年，派刺客潛匿於上都進奏院，刺殺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又派兵埋伏在東都進奏院謀亂，以牽制唐軍，從而制造了兩起震驚天下的特大新聞。
除了上述這些常設的烽候之外，還有一種大軍出征時隨處臨時布置的烽火報警網絡。這種網絡就像現代戰爭中前線指揮部架起的電話線，戰斗結束了或指揮部轉移了，它也就隨之撤除。對此臨時烽火的功用與操作，文武雙全的杜佑曾做過詳盡的敘述：
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即烽火），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如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之敵），即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同，即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點燃上一程烽火的士卒）即赴軍（大本營），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就置爟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急報大總管（元帥），雲「某道煙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掌管），一道（諸）烽令折沖、果毅一人都押。《通典》卷157。
這樣周密細致，可謂萬無一失。由此也可知唐代烽燧制度之完善了。需要說明的是，以來敵數量決定烽火之數，在隋代已成定制。如隋文帝開皇十九年（599），突厥內訌，已為皇家女婿的突利可汗大敗，其部落散亡，而他本人則與出使突厥的隋朝大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數百騎」。其時，突利不免又生猶豫，覺得「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不若回去與對手和好。欲使突利入朝的長孫晟得知此情後，「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城中連舉四烽，便問長孫晟，長孫晟回答說：「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一聽大懼，忙入伏遠鎮以避兵鋒，而入城後便由不得自己了，「（長孫）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資治通鑒》卷178。再如，《太宗實錄》中也記載了一段不無相似的故事：
初，羅士信（即舊小說中羅成的原型）取千金堡（洛陽北），太宗（李世民）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屈突）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王）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資治通鑒》卷188武德四年春胡三省注。
校尉羽書飛瀚海
如同露布與檄書形同一體，烽燧與羽檄也可謂形影相隨。說起露布不能不提檄書，同樣，講到烽燧也不能不談羽檄。
羽檄，又稱羽書，嚴格說是征調軍隊、通報軍情的火急文書，通俗說就是現代的雞毛信之屬。《漢書·高帝紀下》有一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對此顏師古注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就是說，稱羽檄者是因為插有鳥的羽毛。而插上鳥羽則表示像鳥一般飛速傳遞。這種刻不容緩、急如流火的情形，在唐代詩人的筆下常可見到：
青槐夾兩道，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單於寇井陘。
王昌齡《少年行》
羽書如流星，飛入甘泉宮。
劉灣《出塞曲》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
王維《老將行》
校尉羽書飛瀚海，單於獵火照狼山。
高適《燕歌行》
一旦敵寇壓境，兵臨城下，邊關守軍須做的第一件事無疑是舉烽火，第二件事自然就是發羽書。如把烽火比作一篇戰地消息的導語，那么羽書便是消息的主體了。故而，人們常將二者相提並論，如「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高力士外傳》）。前面提到安史之亂中潼關失守當晚，玄宗遙望平安火的事情。唐制，「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資治通鑒》卷218至德元載六月胡三省注。當時，玄宗先見平安火不至，已知大事不妙。第二天又看到驛騎飛送的羽書，才得知事態的詳情。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於朝廷。」決計離京奔蜀前夕，玄宗最後一次登上往日與兄弟們歡歌暢飲的花萼相輝樓，演出了一幕心酸的歷史悲歌：
祿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四顧凄愴）命作樂，有進《永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上（聞之潸然淚下）問誰為此詞，日：「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鄭處誨：《明皇雜錄補遺》，見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4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另見同書所收李德裕：《次柳氏舊聞》，7頁。
我們感到，這首悲詞不僅是大唐盛世的挽歌，同時仿佛也為烽燧傳播留下一縷蒼遠浩茫的歷史心音，以致後世之人每登臨古烽火台，總會生出同樣的感喟，體味同樣的酸辛：「城郭為墟人代改，但見西園明月在。……試上銅台歌舞處，唯有秋風愁殺人。」（張說《鄴都引》）
榜文與告示
當話題由上節的烽燧過渡到本節的榜文時，我們的感覺就像從狼煙滾滾的疆場步入其樂融融的田園，從高江急峽雷霆斗的喧騰轉向唯見長江天際流的從容。
傳播方式的演變同生物世界的進化非常相似。在進化過程中，有的生物完全滅絕了，如恐龍，有的被更高級的物種取代了，如從猿到人。相對於烽燧的恐龍式命運，榜文則沿用至今，與各種現代化的媒介一同發揮著信息傳播的功能。
榜文，古代徑直稱榜，並多寫作「牓」。它其實就是現在仍很常見的告示。我們認為，在唐代諸多的新聞傳播形式中，榜文應該說是真正具有大眾傳播特質的。首先，它是面向公眾的，它的目的就在於廣而告之，不像狀報、羽書等有特定的傳播對象。其次，它是經常發布的，不像露布、烽燧等只在特定時刻使用。最後，它的內容包羅廣泛，從軍國要聞到日常須知都在其傳布范圍，具有十足的新聞性。總之，我們想象不出當時有比榜文更近於新聞媒介的傳播方式。或許，正由於榜文在唐代新聞傳播活動中的普適性、廣泛性和常規性，使得人們像對待無處不在的空氣一樣對其習以為常不以為意，因而反倒沒有留下多少可供一閱的「文字說明」。
傅璇琮先生在論及唐代的進士放榜時說過，「唐代的進士榜，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張榜，用大字書寫貼於禮部固定的地點，一種是所謂榜貼，也稱『金花貼子』，可以傳通到各處」傅璇琮：《唐代的進士放榜與宴集》，載《文史》，第二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84。其實，不獨進士榜，任何榜文都可分為張榜與傳榜（榜貼）兩種。前者如「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後者如「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白居易《杜陵叟》）。杜詩中說的「黃金榜」，即常言金榜題名之金榜，唐人多稱之。如李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己》：「金榜高懸當玉闕，錦衣即著到家林。」再如廣宣《賀王侍郎典貢放榜》：「再辟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登科榜之所以稱金榜，「可能當時榜書系用黃紙，黃紙金色，故稱金榜；同時金榜也有吉祥喜慶的意思」（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