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山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全唐詩》卷529。
再如杜牧的《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全唐詩》卷523。
驛站的留題，往往顯示出交往行為中的「應答」或「對話」性質，用傳播學的術語來講就是有傳、有受、有反饋。如皇甫冉的《洪澤館壁見故禮部尚書題詩》：
底事洪澤壁，空留黃絹詞。年年淮水上，行客不勝悲。《全唐詩》卷250。
原題與此題，便形成一種對話的空間。劉禹錫《途次敷水驛伏睹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詩處潸然有感》中的「繁華日已謝，章句此空留」，也體現著一種應答的關系。晚唐的韋蟾奉使出行，至長樂驛，見一個寡才少情的官員只在牆壁上留下「某到此一游」之類的墨跡，便在旁邊揮筆寫道：
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因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全唐詩》卷870。
這也算對前人留題的一個反饋吧。五代時的陶谷出使南唐，則在驛舍的牆壁上有意題了四句謎語，留給後人去猜：
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廚飯。
直到宋代的齊丘才解開謎底:獨（獨）眠孤館。參見《全唐詩》卷877。
閻敬愛與李和風前後題濠州（今安徽鳳陽一帶）高塘驛館的趣事，更充分地展現了這一有來有往的對話特征。先是閻敬愛以楚辭中高唐神女的典故留下一首《題濠州高塘館》：
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台。今宵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
乍一看，他的聯想很巧妙，於是「軺軒往來，莫不吟諷，以為警絕」。後來，李和風看出了問題，發現這一聯想實屬牛頭不對馬嘴，便在旁邊又寫下了一首《題敬愛詩後》：
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荊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此詩一出，「人更解頤」《全唐詩》卷871。
《宋詩三百首》中收有孔平仲的一首《雍丘驛作》：
京塵漠漠稍侵衣，秣馬壅兵日未西。驛舍蕭然無與語，遠牆閑覓故人題。
不管此作是不是借鑒或因襲，反正白居易有一首同一意境的《藍橋驛見元九詩》：
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全唐詩》卷438。
詩題中的元九即元稹。白居易與元稹的友情，是文壇上一段人所共知的佳話。兩人志同道合，聲氣相通，一生僅唱酬之作就多達一千余首。兩人身世也頗一致，在官場上都是時浮時沉，動不動便被朝廷貶出京師，打發到遙遠的州府。於是，兩人經常在驛路上交相奔波，穿梭往來，而每到一驛，他們都喜歡在驛站的牆壁上尋覓友人的題詩，以慰傾慕之意與思念之情。與白居易的「循牆繞柱覓君詩」一樣，元稹在《駱口驛二首》其一中也說：
郵亭壁上數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盡日無人共言語，不離牆下至行時。《全唐詩》卷412。
在友人的題壁詩下默默地一直待到離去時，如此心通神交、陶然忘懷的情景猶如一幅特寫令人難忘。比這更感人的，是白居易後來在同一驛站寫的《駱口驛舊題詩》：
拙詩在壁無人愛，鳥污苔侵文字殘。唯有多情元侍御，綉衣不惜拂塵看。
看來元稹還不惜用衣服一點點拂去友人題壁詩上的塵垢，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其實，元白這種舉目會心、若見其人的神交，也是許多過往驛站的行旅所共同體驗的交流感受。大量的題壁之作無異於在士人傳播中營造了一種共通的環境，使得士人群體在精神氣質上交融匯通，形成輿論一律的態勢。隨舉一例，元稹曾在《褒城驛》一詩中寫到「已種萬竿竹，又載千樹梨」，後來薛能在《題褒城驛》中便說：「褒城驛有故元相公舊題詩，因仰嘆而作」，其中一句「鄂相（元稹曾由宰相出為武昌節度使）頃題應好詩，題雲萬竹與千梨」《全唐詩》卷409、560。直承前提之意。從某種意義上講，文人士子在這看似隨意的題壁應答中，也達到了精神境界上的認同與溝通。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以上只是粗略描繪的唐人題壁的概貌，現實的圖景無疑遠比我們勾畫的要落英繽紛，色彩斑斕。對這番「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局面，只需掃一眼下面的若干題壁詩的標題，就可略見一二：陳子昂《古意題徐令壁》、蕭穎士《早春過七嶺寄題硤山裴丞廳壁》、孟浩然《題長安主人壁》、岑參《醉題匡城周少府廳壁》、杜甫《題郪縣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錢起《題陳季壁》、羊士諤《山寺題壁》、牟融《題道院壁》、劉言史《山寺看櫻桃花題僧壁》、呂群《題寺壁二首》、元稹《題藍橋驛》、白居易《題岐王舊山池石壁》、許渾《題衛將軍廟》、李商隱《戲題友人壁》、溫庭筠《和友人題壁》、段成式《題僧壁》、方干《書原上鮑處士屋壁》、鄭谷《書村叟壁》、杜荀鶴《題汪氏茅亭》、曹松《書翠岩寺壁》、李建勛《題信果觀壁》、王周《題廳壁》、劉山甫《題青草湖神祠》、張祜《題金陵渡》，等等。真是無遠弗屆，無處不有。我們不由得想象，在唐人目力所及之處是不是都明滅閃現著一叢叢、一行行的題詩呢？至少唐詩的繁榮，在一定程度上也得歸因於這一耳濡目染、處處皆詩的傳播環境吧。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題詩未必都在壁上，事實上唐人在一切可題之處都留下了墨痕。比如：
（雍）陶典陽安（四川簡陽），送客至情盡橋，問其（得名之）故，左右曰送迎之地至此。（雍）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橋」，為詩雲雲。（詩曰）：「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全唐詩》卷518。
這是題在橋上的。
再如《本事詩·情感》中所述人面桃花的有名故事：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余妍。……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只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題於門戶之上的。
還有題在樹上的。如白居易的《郡廳有樹晚榮早凋人不識名因題其上》。而李商隱的《題小松》早已成為名作，其頷聯「桃李盛時雖寂寞，雪霜多後始青蔥」以寓意深邃而常被引用。再如，隋末楊玄感起兵反隋失敗後：
（褚亮）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青海湖西岸）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楊）玄感所禮，降威定縣（隸屬西海郡）主簿。……（褚）亮與（潘徽）同行，至隴山（六盤山），（潘）徽遇病終，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兩夜時間）遍於京邑焉。《舊唐書》卷72。
行行重行行的遷客騷人登上流水嗚咽的隴山本已百感交集，再加上同伴病逝更是悲不自勝，同病相憐的身世之感化為詩章自然動人心魄，因而題在樹上不過兩天便傳遍幾百里外的京城。下面一例題樹則至今仍值得深思：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之秀士也，因書一絕，後之來者，睹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冢壘壘，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雲溪友議》卷中。
此例表明，追香逐艷的興致並非當今小報記者所獨有，美人身上獨題詩的癖好乃是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且看人們在夢露、周璇、戴安娜等死者名下做的文章就知道了。
題壁的傳播功效顯而易見，特別是在通衢大邑的館舍佛堂題壁，更易周流開去，形成或轟動一時或綿延不息的效應。像下面一例：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雲：
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
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
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太平廣記》卷199「周匡物」。
一首題壁之作竟導致一項規則的通行，題壁功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並非所有題壁文字都能引人注目，都會在整個社會的信息海洋中涌起波浪。相反，題壁信息與其他信息一樣都同樣受制於自然選擇的淘汰律，大量信息中真正被傳播吸納的畢竟只是少數。《全唐詩》中的題壁作品雖然相當可觀，但也僅僅只是唐人題壁詩中流傳下來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消失於無聲無息之中。「在這里，詩的命運完全服從於流傳法則，而絕大多數的平庸之作則永遠湮沒在那層層疊疊的泥灰之下，無人知曉。這就是淘汰，一種相當公平，亦相當殘酷的優勝劣汰。」夏堅勇：《湮沒的輝煌》，24頁。推而言之，這也是不同的傳播者所面臨的一道相同的鐵律。一般來說，傳播者總是難免有一種錯覺，以為傳播的主動權在己，只要傳播了，信息遲早總會被人接受，哪怕藏之名山，有一天也會傳之其人。殊不知，信息不僅是一種傳播過程，同時還是一種接受、選擇、淘汰的過程，其間既有人為因素，又有自然因素。而且，這一過程還受制於一種令人進退兩難的二律背反：越想不被淘汰，越需大量傳播；而越是大量傳播，就越可能被淘汰。其間，特定的時代、人口、文化所能吸納的信息似乎是個恆量。信息在不斷地吐故納新，但總維持著這一恆量。一旦超出這一恆量，一些信息就得遭遇淘汰的命運了。鄭板橋在《焦山別峰庵雨中無事寄舍弟墨》中，曾論及一個頗為有趣的書籍自焚觀：
自漢以來，求書著書，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晉而下，迄於唐宋，著書者數千百家。其間風雲月露之辭，悖理傷道之作，不可勝數，常恨不得始皇而燒之。而抑又不然。此等書不必始皇燒，彼將自燒也。
他說的「自燒」，不就是一種淘汰的形式么？如今，人們動不動愛說「信息時代」、「信息爆炸」什么的，仿佛信息驟然鋪天蓋地，若洪水滔滔，大家都將不勝其勢。然而，這恐怕多是張大其辭的錯覺。依據生活的常情常理，信息在現實中始終得保持特定的總量，而人對信息的吸納也得保持時代所限定的比例，不多不少應該恰到好處，多余的不免作為「信息垃圾」而被自然選擇的過程所淘汰了。正如社會學家古迪所說：「每個人對某個特定領域的投入與關心的程度是有限的。多數人只要知道幾個棒球選手、科學家、酒保、雕塑家和政治人物的名字就滿足了。人類沒有足夠的時間或精力，亦即『儲存空間』有限，因此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頂尖的競爭者身上。」《讀書》，1997（8）。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個人也好，社會也罷，恐怕都難免患上信息的「厭食症」、「肥胖症」、「走火入魔症」、「精神恍惚症」等。
題壁與傳播
前文說過，從傳播手段看，士人傳播主要分為書信、著述與題壁。而就信息載體論，這些傳播所憑借的只有紙張與牆壁兩大類。對傳播而言，牆壁之為用也算唐代的一大特色。宋代以後，隨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題壁便漸漸退居其次了。問題不在於唐人題壁之繁盛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而在於繁盛的因由。曹之先生從唐代著者眾多而出書困難的角度對此提出一種解釋。按照他的統計，唐代著者人數為諸代（先秦至唐）之冠，僅詩人就占歷代詩人總數的73%。參見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45頁。
據此，他認為唐代題壁的繁盛乃是如此眾多的文人士子，在圖書制作方式落後的條件下宣泄發表欲的表現。這種解釋可備一說。至少從印刷普及後題壁就變得無關緊要的情況看，還是不無道理的。
不過，我們倒更願將異軍突起的唐人題壁，視為近世文明生成之際大眾傳播意識的最初萌動，從歷史的深層處講，它預示著「孔子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古典風范，正朝表現、外露甚或作秀（show）的現代旨趣的轉向。在我們看來，正是這種日漸突出的意識，推進了最早的大眾傳播技術即印刷術走向成熟，並構成貫穿唐代大規模題壁與宋代大批量出版之間的一條歷史脈絡。假如題壁者只是想滿足發表作品的欲望，那么寫在紙上顯然比題在壁上正規得多，而紙張在唐代已成常用品，不會再像魏晉時代那樣因一篇文章而弄得洛陽紙貴。關於唐代造紙業的情況，張澤咸先生在《唐代工商業》一書中論述甚詳，這里僅舉兩例便知當時紙張既多，用途也廣據《唐會要》卷56，「617年唐軍攻克隋都的時候，紙張極為緊缺，官吏們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來書寫」（崔瑞德：《劍橋中國隋唐史》，168頁）。但這只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情況而已。：
唐文德戊申歲（888），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略盡，直上穿雲，望之如飛雪焉。《太平廣記》卷145「鉅鹿守」。
唐益州每歲進甘（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恆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追究）布襄甘子之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大唐新語》卷13。
不僅如此，由於魏晉南北朝以來佛教及其典籍的廣泛傳播，不論宮廷還是社會的文本復制業務都非常盛行，也很便利。2008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學者巴雷特（t.h.barrett）教授，在新著《發現印刷術的女人（指武則天）》（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一書里，甚至認為恰恰由於這一點上而制約了中國古代印刷術的發明與應用。按照他的分析：
在當時的中國，印刷術在信息傳播方式上的變革意義其實並不像我們此前認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術出現之時，紙作為廉價的書寫載體已經使用了幾個世紀，抄寫復制技術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會上有大量的楷書手、書佣、經生等職業抄寫人提供文獻復制服務。
紙和強大的手抄本文化實際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術發明的可能性降低。對比中國雕版印刷術和歐洲近代金屬活字印刷術發明前後的情形，寫在羊皮紙上的歐洲中世紀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當驚人的。一部好的《聖經》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頭牛犢的皮。……與歐洲昂貴的羊皮紙書比起來，中國手抄本的價格可謂低廉至極。比較中西印刷術發明的前夜，中國抄本的產量要遠遠大過歐洲。6世紀末隋文帝獨孤皇後供養了四十六部「一切經」（即《大藏經》），卷軸數超過十萬件；而15世紀中葉在歐洲專門為大學師生復制書籍的抄寫坊里，一部書能夠抄寫四百份已經算是「龐大的數量」了。換言之，中國的手抄本已經很廉價、很普及了，我們真的是因為復制書籍的便利而發明了印刷術嗎？
排除紙張匱乏的因素，那么題壁的用意是否在於傳之久遠呢？假定如此，那么題壁並不比寫在紙上的保險系數更大。雖然，如「白樂天寫集三本：一付廬山東林寺、一付蘇州南禪、一付龍門香山寺。陸魯望（陸龜蒙）詩文手稿盡置白蓮寺佛像腹中」王士稹《分甘余話》卷2。等例，都表明唐人對文稿失傳的擔憂，但歲月風霜，兵連炮接下的題壁之作又有多大流傳的希望呢（且不論人為淘汰的因素）？既然題壁的興盛不在紙張缺失的時代而在紙張富足的時代，既然題壁的文字更易速朽而非不朽，那么唐人在題壁上所表現出的高度熱情就不僅是源於對詩歌的酷愛，恐怕也出自一種欲求人知的傳播渴望，亦即我們說的大眾傳播意識的萌動。對題壁者來說，揮毫潑墨之時未必計較「發表作品」、「出版著作」，也不會考慮藏之牆壁、傳之不朽，他恐怕更多的只是快意於這一傳播活動本身，想到讓更多的人更快地獲得由此傳出的信息。換言之，他在乎的只是當下此刻的廣為擴散，為「眾」所知。拿寒山來說，他若不是想讓人知，大可不必在竹木石壁上大題特題，他的成名願望、「公關」意識同隱士唐求將詩草置大瓢中投諸岷江的想法同出一轍。在這些僧隱心中其實已開始浮現出一個隱約顯現的受眾（audience），他們也像現今各類明星包括學術明星一樣期待著大眾的視線更多更久地聚焦於己。一句話，他們需要的是關注。
不錯，他們也想創作優秀的文字，也想一代代流傳不朽，但在題壁時他們更渴望的應該說還在於當下此刻的關注。這里，我們對比一下晉代的陶淵明和唐代的孟浩然，就看得更清楚了。以往，人們多從表象上將他倆歸為同一類的隱逸高士與田園詩人，但細加味摩便發現，倆人在精神風貌上已判然分屬於「古典」與「現代」了。陶淵明的歸隱田園是基於對生命之自然狀態的虔心向望，所謂不肯為五斗米折腰與其說是蔑視權貴的象征，不如說是古典趣味對法理制度的拒斥姿態。所以，他的《歸去來兮辭》完全是一派歡快雀躍載欣載奔的天真之趣，而他的田園詩也彌漫著安謐寧靜、無憂無慮的和諧心緒，像「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其一），真是純朴之極，自然之極！只有具有這樣的精神，才能寫出《桃花源記》這樣的篇章。說到孟浩然，則其歸隱本來就是出於無奈，正如下面這則流傳甚廣的軼事所流露的：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效風雅。忽遇上（玄宗）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唐摭言》卷11。
而且，即使無奈出世，他也並不曾忘懷仕途功名，心中依然深深地系戀人情世事，田園雖美，終不及外面的世界精彩，恰似他在著名的《望洞庭湖贈張丞相》一詩中所著意吟嘆的：「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當然上面的對比，並不是對兩大詩人的褒貶，而只是說明古典與近世兩種不同的文明心態，說明在唐人的心中已悄然滋生的欲求「風流天下聞」（李白稱孟浩然）的現代傳播意識。這種意識在宮廷傳播上促成了以《開元雜報》開其端緒的一整套創設與舉措，在士人傳播中則表露為仕進、干謁、遠游、著述、題壁等一系列表現與行為。將題壁置於大歷史的背景而不拘泥於事物本身中考量，我們才容易透視其中的歷史蘊含。
「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
上節我們曾提到題壁與印刷的關聯。這一看法不是實證性的，而是思辨性的。如果依照中央音樂學院周海宏先生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卜衛先生關於實證研究是「操作事實」而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的區分參見《國際新聞界》1996年第4期第38頁與第5期第31頁。那么我們此處所操作的概念就是大眾傳播意識。我們認為，正是這種日漸明晰、日漸強烈的意識導致了唐人題壁走向全面興盛，並最終推動了印刷術的孕育、發展與成熟。那么，意識是從哪里來的？當然是來自現實的、歷史的、物質的實在情境。歸根結底，正是由於唐宋時代經濟的發達、社會的繁榮，促使人們的交往日趨頻繁，日趨密切。雖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論及的資本主義時代與唐宋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但二者在整體的歷史趨向上倒是不無相通之處，即：
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1卷，27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聯系的密切，交往的頻繁，社會生活由板滯一律向活躍分化的松動，自然會使大眾傳播意識從無到有一點點地萌發出來，最後形成一種社會化情結。說來似乎是巧合，東方與西方的印刷技術都是在歷史的風標從古典轉向近世之際問世的。這不是頗堪體味么？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中，曾就此寫道：「事實上，正是由於商人階層的崛起和下層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印刷術才會應著他們的新要求而如此廣泛地應用開來。正是社會變遷賦予了此項發明以正當的用途，否則的話，它就會被輕輕地忽略掉。我們就此所找到的證據是，事實上印刷術的最早應用范圍是極其有限的。」［法］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173頁。
關於唐宋時印刷發明與應用情況，前人孫毓修的《中國雕版源流考》與今人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已做過經典而權威的闡述，英年早逝的漢學家卡特更以其《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為此劃出一個幾近完滿的句號。這里，我們只想順便勾畫一下印刷問世的主要歷史線索，從而為透視題壁以及其他的唐人傳播活動提供坐標與參照。
正如古登堡的印刷術最初是與宗教改革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的印刷術早期也是用於佛教經文的擴散。盡管隋代或唐初已有印刷的看法尚有爭議，但至少中唐以後印刷已經問世應屬不爭之論；被斯坦因竊去的敦煌文物、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金剛經》，即印行於868年。1966年，韓國慶州佛國寺舍利塔內，發現了一件年代更早的印刷品《陀羅尼經咒》，據有關證據推測應該印刷於704至751年之間，亦即比王玠的《金剛經》提前一個多世紀。雖然韓國方面據此聲稱「韓國發明印刷術」，但大多數中外學者都認為這卷《陀羅尼經咒》不過是在中國印造並傳到東北亞地區的，如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到了五代時期，印刷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應用范圍也從寺院擴大到其他生活領域，其中主持刊印《九經》的馮道更成為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用卡特的話講：
馮道及其同僚對中國印刷術的業績，可以和谷登堡在歐洲的業績相比。谷登堡以前，歐洲已經有了印刷（雕版印刷斷然已有，可能還有活字印刷的試驗），但谷登堡《聖經》的印行，為歐洲的文明開了一個新紀元。同樣，在馮道以前也有印刷，但它只是一種不顯於世的技術，對於國家文化影響很小。馮道的刊印經書，使印刷成了一種力量，導致成為宋代文教的重興。但稱馮道為發明者，則未免言過其實。……他不過以首相之尊，看到了這種新發明的價值，並命令大規模地開印。他的名字流傳歷史，成為中國偉大發明家之一，但在創始這種新文明時，有許多人的貢獻比他為多，他們應該分享他的光榮。［美］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6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馮道，生當五代亂世，歷事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始終不離將相高位，以圓滑世故著稱。他曾對契丹君主作踐自己是「無才無德痴頑老子」，還欣然自號「長樂老」。歐陽修在撰述《新五代史》時寫道：「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新五代史》卷54。不過此公性格並非如此單一，他可算特定的歷史條件塑造出的多重面目多重角色的典型，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其中最為人所稱道者就是後唐長興三年（932），他倡議在國子監內校定《九經》文字，雕版印刷，至後周完成，世稱「五代監本」。此事的意義誠如卡特所言：
九經的刊印，是使儒家經文和學說在全國人民視聽中恢復佛教興起以前地位的力量之一，其後繼起的古學重興，只有歐洲重新發現古典文獻以後出現的文藝復興堪以相比；而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得到印刷術發明的幫助的。中國歷史學家所以盛推馮道的業績，理由即在於此。九經刊印的另一結果，是促成了公私大規模刻書的時代，後者成為宋代整個時期的特征。［美］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71頁。
總而言之，印刷術肇始於李唐，成熟於五代，興盛於趙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此所做的概括，還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馮道）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版本。」《夢溪筆談》卷18。
作為一項影響非凡的技術，印刷追求的是大量的復制，而大量復制體現的是廣泛的擴散，至於廣泛擴散的動因則無非是受眾的信息渴求與傳者的流布欲望。雖然尚缺實證資料，但從歷史所顯示的各種征候上我們已能感到唐宋之際隱約涌起的大眾傳播潮，它將要或已經改變著傳統中既定的傳播格局與傳播心態，題壁的興盛與印刷的發展即為一例。宋人葉夢得在講書籍的版本與校讎時說過：
唐以前，凡書籍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責。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請官板鏤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文獻通考·經籍》引葉夢得建炎四年語。
這里說到的唐以前人以藏書為責和宋以後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也從一個方面顯示了傳播格局與傳播心態的變遷脈絡。
最後，讓我們借用台灣學者羅宗濤先生在《唐人題壁詩初探》一文結語中的話，對本章內容做一概括：
歸納題壁的處所有：東宮、中書省、秘書省、御史台、集賢閣、府廳、郡齋、縣衙、倉庫、關城、驛亭、石壁、橋柱、旅館、酒店、寺院、觀祠、私宅、茅亭、江村、妓院、塔墓、雪地，等等，其中以寺院、驛亭、公廨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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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方面，涵蓋了宣教、即景、行役、留言、送別、鄉愁、悼亡、自傷、同情、感謝、曠達、逞才、言志、勉勵、贊揚、不平、嘲諷、傳情，等等，獨不見郊廟和戰爭的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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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詩人題壁，其目的就在於傳播；而將這一意圖表現得最明白、最強烈的是寒山、元稹、白居易幾個人。元、白二人更互相將對方的詩作，大量題壁、題屏，以擴大宣傳，企圖以聯手的方式，增進傳播的效果。至於白居易說到題壁的目的是要傳播給「采詩者、修史者、後之往來觀者」（見《題裴晉公女幾山刻石詩》序），幾乎可以代表題壁詩人的心意。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題壁詩確實收到了可觀的效果。……題詩於壁是唐詩傳播重要的一環，也是促進唐詩興盛的因素之一。《唐代文學研究》，第三輯，89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唐代的士人傳播，大致如上所述。其間我們主要考察的是「媒介」傳播，即書信（內含新聞信）、著述（以時事性小冊子即隨筆小說為主）和題壁，而對「人際」傳播一項沒有過多涉及。這主要是因為媒介傳播有形可見而人際交往無跡可求。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際網絡的意義可以忽略不計。若論新聞傳播，則人際網絡的擴散作用就更不容低估。可惜的是其線索已無從連接，其畫面已難以復原。如今我們至多能從「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等文本中，去想象唐代士人間的人際交往，從「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的場景里去領略他們的絮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