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隨筆
少宜積勤老而不悔
青少年時期是人生的重要階段，是為以後從事某項事業奠定基礎、蘊蓄才能的黃金時代。wwwwcom它往往決定人的整個生活道路。但這個時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視，一般人還不能從更高的認識出發，對自己有一個終身的設計，使自己有規律、有目的地學習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無成。這是很值得人們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書中曾揭示過這種現象：「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雲：『少年輕歲月，不能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雲：：「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見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這段話的個別含意雖不無糟粕，但總的看，還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訴我們：青少年時期要勤奮，早謀終身大計，以避免「老大徒傷悲」。在這方面，古人的許多經歷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如孔子曾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篇》可見孔子能較早有目的地去學習了。他還認為：「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子罕》〕肯定了年輕時奮發大有可為，而到了四、五十歲無所成就，便沒有多大作為了。南宋詩人陸游在《家訓》中告誡子孫說：「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十五）象陸游這樣偉大詩人，一生勤奮寫作，給後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詩，但還抱憾自己終身沒有把才能發揮盡，而告誡後人趁未衰之年發奮有所為。實際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許多潛力埋藏著，青少年時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發掘。如果青少年時期是一個空白，單靠中成年以後去做，從時間和效果上來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費。
「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青少年應珍惜大好時光，及早為自己設計一條成才之路。在這條路上，歐陽修說的「積勤宜少時」可作為我們的最低起點。
「難得糊塗」辨
(一）
「難得糊塗」不是共產黨人的處世哲學，也為具有上進心的人所不齒。
社會上有那么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著陰暗面，又感到無力改變，就采取消極避世的態度，抱怨多於作為，自以為看破紅塵，清高自己，甚至有「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的想法，把「難得糊塗」作為處事信條，悲天憐人，無所作為，在得過且過中打發日子。如此思行，於己於人於事都是無益的。
產生這種消極觀念的原因除客觀上存在著丑惡的不足外，也與人的主觀修養有關。一是期望過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個人的良好願望，但不能超越歷史階段的發展，尤其當歷史處於轉變時期，大浪淘沙，濁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個人要隨改革大潮前進，不要隨泥沙俱下。其次，缺乏遠大的目光，看不清歷史發展的主流，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渦，從而缺乏信心。另則，缺乏斗志，不善於處理正反兩方面對立的矛盾。他們把握不了自己在現實生活中應吸取什么，應抵制什么，思想的消化力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某些願望一得不到實現，就悲觀，就跑到「難得糊塗」的盾牌後面躲起來，以為這是最好的防御，實際成了消極事物的俘虜。
「難得糊塗」的人還常常表現出一種思維混亂。正象奧地利著名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一段驚人評述那樣：「一個人陷人哲學的混亂，就象一個人在房間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辦一樣。他試著從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試著從煙囪里出去，但是煙囪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轉過身來，他就會看見房門一直是開著的」。難得糊塗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門的人，當他們一旦找到房門走出屋子，就會看到外面陽光燦爛的世界。
魯迅先生說：「不平還是改造的引線，但必須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萬不可常是不平。至於憤恨卻幾乎全無用處」。我們還是多從自身做起，多承擔些社會責任，用自己的言行影響周圍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動社會前進。
(二）
有些人掛上「難得糊塗」的招牌，卻領略不到板橋先生的胸懷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難得糊塗」的真意。
板橋老人富有正義感，同情心，他的「難得糊塗」中正包含著一種正直感和愛民心，那就是對官場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對關系到民生利益的事，卻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黃河泛濫，飢民號天，他為民作主，開倉濟賑，以至被罷了官。他晚年「關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說「嘆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擾民，是天地萬物之事」。對憂國憂民的大事，他何曾有過糊塗！要說糊塗，他是對一家一身之事不計較。正如他自己而說：「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
(三）
其實，縱觀歷史上，又有哪個有建樹的人甘心糊塗呢？
宋朝宰相呂端，是被唐太宗稱為「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人。小事糊塗，是指他不計較個人得失，但又不失大節。他曾說：「吾直道而行，無所畏懼，風波之言不足慮」。對那些流言蜚語，還是糊塗點好。清朝雍正年間進士尹望山，曾問手下人：「諸公平日最怕何物？」屬下有雲怕蛇蠍的，有雲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卻說：「這些我都不怕，只怕糊塗人。」看來，當政者絕不喜歡他手下人糊塗。
由此可知，糊塗——消極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這種思想的人應仔細玩味一下屈原和漁父的一段對語。屈原被疏，披發行吟於澤畔。漁父問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說：『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警示他說：「夫聖人不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飲薄酒）。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漁父又作歌唱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真正有頭腦、有作為的人是不會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揚其波汨其泥」的工作，這才於己於人於世都有益。
正義——可貴的人格
寫下「正義」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兩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後，第一個到湖邊憑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林彪、江青施虐盛時，有關部門組織政協十余名委員討論」憲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見，實際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態時，大家一致說「憲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發言提出：第一，憲法的產生是為限制個人太大的權力，而在「憲草」中寫上個人的名字，包括林彪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當；第二，國家主席不可不設，而「憲草」中偏偏無國家主席這一條，不知為何？當時語驚四座，在場的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後來得到周總理的保護，梁先生才在這件事上幸免於難。
這是一個富有正義感人的所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東西便是正義感。」正義，是完善人格必備的素質，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中最寶貴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子路語）義，就是應當履行的道德義務，靠什么來保證這道德義務得以實施呢？靠的是正義的人格。如果沒有這個「義」含在其中，就沒有正確的行為准則，也就無從履行道德義務。孟子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現正義。只有這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種浩然正氣和愛國主義情操，才能為民族、為事業、為真理而奮斗堅貞不渝，義無反顧。做不到這樣，就導致人格的淪喪，就會成為媚世的懦夫。這種人的出現，只會給社會帶來不公正。
正義者，其行為光明磊落，昭然於世。
正義者，不媚權貴，不屈從於勢力，保持完全獨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明朝名臣文征明是這樣的人。據《玉堂叢書》記；「衡山（文征明）待詔素不下河拜客，嚴介溪（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也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為文衡山乎！」好一個有獨立個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權勢，也不折節屈從。「悅大人則渺視之，勿視其巍巍然！」
正義者，當別人受擠壓、處於落魄時，不昧於偏識，不諳於是非，不隨世事涼炎待人，敢於挺身而出，言別人所不敢言。南宋愛國主義詩人陸游是這樣的人。當南宋革新派的領導者朱熹在和韓宅胄的對立中遭到壓抑迫害，許多人都和他脫離了關系，死後連追悼會都不許開。陸游卻挺身而出，寫下《祭朱元晦侍講文》。雖短短二十五字，卻表達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雖死了，但卻把精神留給了後世。
正義者，不會用不正當手段為自己謀私利。「不義且富貴，於我如浮雲。」至始至終，會保持清正廉潔的品質，鍾況是這樣的人。他連續十三年任蘇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見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詩誡兒女：「膏腴竟作兒孫累，珠寶還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潔，就無法打擊強豪，懲治貪官污吏，無法為人民伸張正義。他死後，整個蘇州城罷市，府屬七縣成千上萬百姓哭奠他。正是因為他能為百姓主持正義而贏得了民心。
正義者，敢於講真話，同邪惡勢力斗爭，不怕坐牢，不怕殺頭。馬寅初是這樣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開講演時，指責蔣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學講演，又一次斥責「神聖不可侵犯的委員長」，以至被捕人獄。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論」而被誣蔑為「中國的馬爾薩斯」，橫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變自已的觀點，堅持真理，在所不辭。
正義者，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親，不違心，只唯真理。田家英是這樣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講話時，為了保護可能遭傷害的同志，毅然刪去了《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等涉及彭德懷的內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
正義者，他的心永遠和人民聯在一起，敢於替人民說話。彭德懷是這樣的人。他的《萬言書》和催人淚下的《故鄉行》：「谷撤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么過，我為人民鼓與呼！」流露的是一片為民分憂的摯情。
「廩然相對敢相欺，直干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只有蟄龍知」。蘇軾這首詩是以檜樹來比喻和贊揚人的正直。一個人要想立身於世，必須有正義的寶貴品質。富有正義感，才能表現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愛美。
「主持正義者，必有大放異彩之日。」
墓志銘的啟示
墓志銘，是古人記述生平傳略，留名後世的一種誄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對這種身後名的態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呂溫的人，他的祖父、父親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條規距就是「碑志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原因就是「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字之荒墜。」宋代大詩人陸游，對墓志銘的態度是「自記平生大略」授與子孫，「溢美以誣後世，豈吾志哉！」不願以不實之辭誑後世人。這都是「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的行為，自身磊落，不浮名於身後。
墓志銘多請人作。也有不願為人作「溢美」之辭的和不得已為人作銘的。元朝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講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當時有位羅司徒奉鈔百錠，請胡仲汲為其父作墓銘，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當時他家正缺糧，兒子和朋友都勸他接受，但他堅決卻之，表現出他「剛介有節」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學家韓愈，是一個有時不得已委心為人作銘的人。韓愈在中國文學的發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詩、賦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應人之邀寫過許多墓志銘，有時是違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諛墓」之譏。據說有個叫劉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韓愈為人作墓志銘所得的酬金數斤而去，還說：「這是阿諛墓中死人得來的錢，不如給我姓劉的祝壽吧！」韓愈本人對這類事也感到厭惡。他曾說過「大好則大慚，小好則小慚」的話，就是每受到贊揚時他反而感到慚愧。
盡管韓愈為很多人作銘，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樣為後人稱道的有幾個呢？有的人不用說經不起歷史的淘汰，恐怕連一時的聲名也難維持。而真正有實績的人，何需靠別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詩並稱的「蘇黃」之間有這樣的軼事：有一次，蘇軾在孫莘老處，看到黃庭堅寫的詩，蘇軾「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當孫莘老告訴他黃庭堅其人後，要東坡為之揚名。東坡說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可見，一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只要腳踏實地地去做，努力充實自己，盡管有時不被人理解，但終有大放異彩之日。
俄國詩人普希金說自己用詩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我們每個人都應樹一座人生的紀念碑，建造者應是自己，而不是靠別人。
陸游《家訓》的啟示
讀明朝葉盛的《水東日記》，內載陸游《家訓》一篇，頗受益。擇其要意，與識者共賞。
陸游是宋代著名詩人，他一生寫下了近萬首詩，愛國愛民之心溢於詩句。同時，他又是一個正直、有高風亮節的人。從《家訓》中略知一二。
陸游在《家訓》中說：「墓有銘，非古也。吾已自記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孫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誣後世，豈吾志哉！」
「溢美以誣後世，豈吾志哉！」何等磊落的胸懷。古時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沒有多大建樹，但晚年卻用重金請人寫下碑銘誄文之類，以求留名後世。唐朝大文學家韓愈就沒少干這難為情的事，以致被人譏為「墓諛」。而陸游一反古人這種世俗鄙念，不以不實的美名欺騙後世。為防止「溢美」，他還親自撰寫了平生大略，留給後人一個實實在在的自我，也昭然於後世一種淡泊名利的高風亮節。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盡其實，至老必抱遺恨。吾雖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書，過四十又精力日衰，忽變衰老，子孫以吾為戒可也。」
這是一段勸人及早奮發的話。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有潛在的才能有待開發。開發才能，最好在青年時打下堅實的基礎，趁著精力旺盛，多積累知識，充實自己，一且錯過這個黃金階段，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盡其實」，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時期把寶貴的時光荒廢了，直到後半生才有所醒悟。雖可「補乏桑榆」，但也畢竟是「時過境遷」了。象陸游這樣勤奮的作家也有這樣的感嘆，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應當把握住青春大好時機，以避免「老大徒傷」。
「子孫才分有限，無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讀書。」這是陸游以切身的體驗認識到讀書對人進步的作用。陸游出身詩書世家。其父陸宰是個十分喜愛讀書藏書的人，「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皇帝曾有詔到他家求遺書一萬三千卷。陸宰到老後，「嗜書之心，固未衰也。」這無疑對陸游有很大影響。陸游可以說一生都在書的陪伴下生活。「萬卷古今消永晝，一窗昏曉送流年」（《題老學庵壁》）「讀書四更燈欲盡，胸中太華盤千仞」，（《讀書》）「近村遠村雞續鳴，大星已高天未明。床頭瓦檠燈煜燴，老夫凍坐書縱橫」。（《五更讀書示子》）這都是他讀書生活的寫照。特別到暮年，嗜書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曾作《書巢記》，生動地刻劃自己的生活：「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棲於櫝，或陳於前，或枕籍於床，俯仰回顧，無非書肆。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嘆，未嘗不與書俱……」。只有全身心投人書中，才解除他的憂愁，豐富他的知識，使他人生境界更臻於完善，成為一名受後人景仰的著名愛國主義詩人。
陸游這篇《家訓》，是他人格的寫照，也是我們民族奮發向上精神的寫照，當作為一份寶貴的遺產，藏之於我們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學點進取精神
對曹操父子在歷史上的功績和作用，人們褒貶不一。不過，有一點是人們共同稱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國，流惠下澤，建永世之業、流石之功」（曹植語）的抱負的。他們的進取精神至今仍給我們啟示和教育。
讀曹操《讓縣自明本志令》，乃見其年輕時就有才志：「好作政教，以建立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沒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他為官清正，積極推行一些改革。壯年更有為國獻身之心，「後征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為國家建功立業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他認為人生一世應給後人留點什么。他曾說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與王朗書》）他立德揚名，並非為圖虛名，而是不甘心虛耗自己的生命。他說：「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以攀援。《與吳質書》他最痛恨那些胸無大志，敷衍於世的人。他指責那些遇到困難就退縮，條件舒適只圖安逸，一天到晚蠅營狗苟，枉負人生良機，最後只能隨「萬物遷化」的人。「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於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論·論文》〉因此，他很珍惜時間，「夫然則古人賤尺壁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典論·論文》〉他到了晚年，雄心還是未減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乃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與吳質書》認為自己還有能力恢復年輕時的志向。正因為這樣，他不僅建立了功業，還寫下了不朽的文學批評專論《典論·論文》。
曹植雖經「飄搖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的生活，卻從未忘報國立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雜詩》他在文帝、明帝時，備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寧願「積危蹈險，馳舟奮驪」，戰死在沙場，也不願做「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的人。
曹家父子的進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們應繼承這種進取精神，為昂揚奮發的人生注人一點動力。
「出世」的精神
一個做大事的人，要具備宗教那種「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瀟灑不粘泥，便於天無二」。（清·王船山《示侄孫生蕃》灑脫不染俗氣，便是頂天立地的男兒。世俗的東西，是溺人的陷阱。「習氣薰人，不醪而醉。」一個人掉進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與英雄相去甚遠。一個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雞毛小利中，還能干什么大事業嗎？
其二，象唐玄突取經那樣，要有獻身的精神。
獻身的精神，就是認准目標，無論前面布滿荊棘，還是萬丈深淵，都一往無前。只要對人民、對社會有利，就不計較代價。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這樣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恆。這樣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羅米修斯，是煉獄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護花的落紅。
其三，做事要有虔誠的態度。
虔誠的態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為別人說了什么，就放棄信念。虔誠的態度，就是有始有終，不傍馳別騖，不瞻前顧後，不事事兼顧。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顧，正象魯迅所說：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堅韌不拔的恆勁。
人做事，往往功虧於一簣者多。見難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後的勝利，就在那堅持，再堅持。詩歌大師里爾克曾說：「有何勝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無成。
一個人有「出世」的精神，就會有獨立挺拔的性格。這樣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會有唯利是圖的短見，眼看的是人類前途的光環，心想的是人間正義的大道，實踐的是生命的真正價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戰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瑣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為政」論
春秋時，鄭國的執政大夫子產經常用自己乘坐的車子幫老百姓過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說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為政」。孟子的高論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車的橋，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的問題而苦惱了。
在這里，我們無法討論事情發生的更復雜的背景，究竟是子產做得不對，還是孟子指責的不對。子產做為一代名相這樣做，自有他的理由。子產在鄭國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觸，民間流傳一首歌謠：「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但到第三年，歌謠變了：「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亡。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老百姓從恨子產，到擔心失去子產這樣的人。又如他的不毀鄉校，讓百姓集於此，「以論執政」，子產從中擇「其善吾則行之，其所惡吾則改之。」這些政績都說明他是一位優秀的管理者，我們有理由相信，他不會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會見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於這些小手段，告誡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與「為政」究竟是什么關系呢？
很顯然，「惠而不知為政」這一結論是對的。作為一個執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對百姓很關心，但對關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卻說不出一二，這樣為官，在哪一個時代都不會受歡迎。因為他只是一個會做表面文章的庸官。這樣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基本的一個素質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針和主張，至於如何去實施，那是你如何調動下屬積極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現在我們一些部門的工作，具體的方面做得都很細，但總體方面總是沒有突破，這就是小打小鬧、小修小補戰略的結果。我們的一些干部只會幫老百姓「過渡」，卻不懂得「修橋」，這如何能適應改革的需要呢？
這個問題說到底，還是個能力問題，一個領導者缺乏遠見卓識，只會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現。卓識來自哪里，來自對政策的理解，來自對工作對象的熟知，來自對信息的掌握，來自對下屬智慧的集成。一個領導者不願在這些方面下功夫，換洗頭腦，那他永遠處於劣勢，不僅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反而是發展生產力的包袱，其可悲歟！
話又說回來，惠而與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沒有能力「修橋」前，能做些幫百姓「渡河」的好事，也總比無所事事強。但切不要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既能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舉雙手歡迎嗎？
安民則惠
一個愛民的好官，就要時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幾則歷史故事：
唐代何易於任益昌縣令時，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攜帶眾多的賓客游玩，當船行至益昌縣境內時，崔朴派人傳縣令遣民拉纖。何易於得知傳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間為崔朴拉船。當崔朴發現拉纖的竟是縣令時，驚訝地問，縣令為何如此？何易於拱手答到：「正值春時，百姓不是忙著種田，便是忙著養蠶，我正好無甚大事，可以充當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聽後，面帶愧色跳出船艙乘馬返回。
乾隆時，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視，黃廷桂任兩江總督，規嚴威重，對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說了就要置辦好，下級官吏誠惶誠恐，不敢怠慢。當時丹徒知縣熊某，會同黃廷桂開辟街道。熊知縣不忍毀壞百姓的墳墓，御道繞了一里多路。黃廷桂知道後很生氣，說皇帝車駕所經過的路不走直道，是對皇帝大不敬，如不馬上改直道就要殺頭。熊知縣對他說：「難道皇上駕前有人拿著指南針，從北京到丹徒一個彎也不轉嗎？況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聽說為了御道有掘墳墓曬屍骨的事必然要動怒，那時擔當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難道就沒有惻隱之心嗎？」在場的道員、知府都嚇得不得了，拉熊知縣的衣服叫他快向黃廷桂認錯，熊知縣大聲說：「參我的官罷了，還能殺我嗎？」黃廷桂拿他沒辦法，御道也終於沒有改。
何易於、熊知縣都是關心維護百姓利益的好官。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顧，挺身抗命。他們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在明代，也有這樣一個勤政愛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載有方克勤任濟寧知府時的事：
「……盛夏，守將督民夫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鍤。』請之書省，得罷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濟寧人歌之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視事三年，戶口增倍數，一郡饒足。」
方克勤是一個愛民不唯上的好官。愛民，就應把百姓的利益裝在心里，凡事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如果只唯上，為迎和討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辦，討你滿意歡心，弄好了就會加官進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會，冒犯上司就會有丟官的危險，在烏紗帽和百姓之間，你選擇什么？你是為官位干還是為民生著想，在這個試金石面前截然而見人之品行。今天，我們的干部隊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為本」的宗旨觀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實。工作只要領導滿意就行，不管於百姓利益有無損害。反正你領導有話，產生負效應責任不在我，這是一種對事業極不負責的干部。這樣的官，百姓是不會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優點，就是不圖虛名。《明史》中記：「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嘗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晉身盜名的「墊腳石」，他是絕不去做的。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達治本。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來邀名求官者相比，一個是磊若日月，一個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討論治國方略時說：「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史記·夏本紀第二》〉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樂業，使國家、百姓都能得到實際利益。這樣的為官者，就是把功業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書·魏征傳附魏謨傳》記：唐文宗要看史官為皇帝寫的起居注，魏謨進言說：「古代設置左、右史，記錄朝政得失，作為後代的鑒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記錄；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們也會記得的。「唐文宗說不是這樣的，我已經看過了。」魏謨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盡職。陛下一看，以後作記錄時，必然會有所忌諱並歪曲事實。記錄善與惡不符合實際，就不應該作史官，況且後人怎么能夠相信呢？」於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這是古代對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筆直書，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實記下，不要有溢美之辭；皇帝做了錯事，也要如實記下，不可夾雜個人的貶辭。為的是讓後人了解到真實的歷史，同時也對皇帝有監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周書·柳虯傳》而且監督的作用還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聲，就得對自己嚴要求，處理朝政不得馬虎，否則，史官就會在歷史上給你參上一筆。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獵，史官如實記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獵，這樣的次數多了，後人就依此評價出皇帝是怎樣的當政者。史官的這個權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剝奪。古時有「董狐之筆」之說，說的就是史、官為捍衛自己的權力不惜獻身的一種執著追求精神。
北魏時有這樣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與崔浩一起修纂《國語》，他們「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魏太武帝十分惱火，以「暴揚國惡」為罪名，要將他們處以極刑。
太子想為自己的老師高允開脫，便同他一起晉見太武帝。事前，他叮囑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話。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責推給了崔浩。在這生死關頭，高允沒有按太子的話說，而據實承擔了大部分責任。太武帝大怒：「此甚於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釋：「高允見皇上天威嚴肅，故一時驚慌說錯，平時我問他時，他都說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違心之事，他說：「太子可憐我，為我乞命，平時我沒講過此事。剛才我講的是真話，不敢虛妄。」
太武帝也被感動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詔書，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滅五族。而高允直言極諫，拒絕擬詔。太武帝又大怒，經太子再三拜請，高允才得以獲免。
對皇帝是這樣，對朝廷發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們更是不客氣。唐代吳兢當初與劉知幾撰寫《武後實錄》，記錄了張昌宗勸誘張說作偽證，誣告魏元忠謀反一事。文中記述：「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後來張說任宰相，讀後不快，知道是吳兢所寫，於是假裝不知，對吳兢說：「劉知幾寫齊國公魏元忠事，一點都不留情面，怎么辦？」吳兢說：「劉知幾已去逝，不可誣陷他。其實是我寫的，草稿至今還在。」張說多次請求改寫，吳兢拒絕說：「順從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實錄呢？」終於沒有改。見《新唐書·吳兢傳》
有時，當權者會施各種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晉朝孫盛所作《晉陽秋》，用辭直率，道理嚴正，人們都稱之為良史。後來大司馬恆溫看了《晉陽秋》，大怒，對孫盛的兒子說：「枋頭之戰確實是失敗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說的那樣。如果這部書流傳開來，關系到你一門的身家性命。」孫盛的兒子連忙拜伏謝罪，說要請父親刪改。於是兒孫們都向孫盛痛哭流涕，跪下磕頭，要他為一族百人的命運著想。孫盛大怒，堅決不同意。後來他的兒孫們還是自己動手悄悄刪改了。以至流傳下來兩個版本的《晉陽秋》。
「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彰，經群英之辨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間，豈不幸乎！」（方以智《通鑒·考古通說》）能在史書上書上一筆，也是史官們引以為豪的事，正是他們敢於秉筆直書，敢於「彰善癉惡」，才給我們留下了一部真實的歷史，也留下了一種不媚世、不媚權貴的正義精神。
「六言六蔽」說
孔子教誨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說，即六種品德和六種弊病。讀之思之，於人生修養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愛好仁德而不愛好學習，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這大抵是指一種忠厚之人，百姓所謂「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這里的「狡猾不足」是說過於死板以至於呆。這樣的人，如果不善學習，不能拓寬知識面，心中不充沛，反而總是把自己的思維局限在某一具體方面，不能舉一反三，也不能觸類旁通，處事顯得拙，容易上別人的當。這種人雖不失為本分之人，但終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愛自己的聰明不愛好學習，其弊病是放盪不羈。這是百姓所說「浮靈」之人。不學習，沒有扎實的基礎，沒有廣博的知識，僅憑一點小聰明，遇事似懂，其實什么也不懂，總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樣無根底。這樣的人，一生終將一事無成。
其三，「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雖然有誠實、講信用的本質，但不愛好學習，容易被人利用。這是說，不學習，缺乏識辯能力，往往稀里糊塗地上了當，小則害己，大則害人。小則害己，是說個人利益受損不要緊，大則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壞事。
其四，「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是說，愛好直率而不好學習，其弊病是說話尖刻傷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誠相見，很容易交到摯友。但缺乏知識修養，口無遮攔，就犯了禍從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緘密，慮言之或失」，更何況信口開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無意中傷人。沒有知識修養把住嘴的關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點。
其五，「好勇不好學，其弊也亂。」這是說，性格勇敢而不善學習，它的弊病是容易鬧出亂子。這是針對魯莽人說的。上一段是針對語言方面，這一段是針對行動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沒有知識修養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計後果，只逞一時之能，最終落個孔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