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好剛不好學，其弊也狂。」是說，愛好剛強而不好學習，其弊端是狂妄不羈。爭強好勝這本不是什么缺點，人總是要求進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強威，鋒芒畢露。這樣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為是，到頭來，把自己架空。而知識修養，正是培養謙虛的品質，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勸誡人們多通過學習提高修養，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達到更完善的境界。
陰去其弊說
「陰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讓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覺中去除，使事業得以成功。《治國方略》一書中有這樣一句話：「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陰有以去之」，實際就是疏導的策略。
五代時，楚人不願意從事養蠶事業，強行讓他們從事養蠶，也未必心甘情願。楚王馬殷的謀臣高郁建議，讓百姓在繳納稅租時以帛代錢，解決了百姓盡心養蠶的事。唐德宗時，屯兵邊塞，敵人來了就棄地逃跑。宰相陸贄建議，征集有勞動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敵人來了，人們會自覺投入戰斗。這就是「陰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國方略》中是針對「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怕也」這種說法而提出「陰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認為：「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為愈也。」是說：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卻違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終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違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覺服從統治者的意願而又不易察覺出來，以至達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會不發生動亂為妙。這里引出兩種工作方法。一種是當人們還未認識到做某項事業的利益時，是不是等人們認識以後才去行動呢？那恐怕歷史發展的進程要緩慢得多。歷史允許一部分先知先覺的人走在前面，帶領未覺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這當中，歷史的潮流會裹挾著一些人前進。許多改革都是在這種情勢下進行的。如果等到人們都覺醒，都統一了思想（所謂的），歷史的機遇會一而再錯過。如農村土地承包制剛開始施行時，許多人轉不過彎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中央下文件把這一策略推行下去，現在看來受益無窮。如果光照顧人的情緒，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種是「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達到完成某項事業的目的，又能把事業進展中的弊端和負面效應策略地彌除，豈不更好嗎？這是說，施政者在施政過程中要多動腦，多想出幾條解決問題的方法，既體現原則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於情於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結果會更圓滿。
美國人耐爾·尺·斯威尼在《致未來的總裁們》中指出：領導方式的選擇，實際上就是激勵方式的選擇。專制的領導發號施令，人們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領導同人們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領導讓人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在相當程度上按自己的意願工作。我們要做開明的領導，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強硬地施用權力，多做一些疏導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愛人
毛澤東同志雅好歷史，尤能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他在閱讀《南史·韋睿傳》時，在「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屬必須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兵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寫了一段批語：「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韋睿作風，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愛人的作風，這是古往今來善於選賢任能的政治家們共同遵循的一條原則。
孫權在三國鼎立之時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濟濟，和他有這種作風有關。他和手下將領同甘共苦，對他們關心備至。大將呂蒙病重吋，他把呂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側，常穿壁觀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將領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時，諸將不服，孫權借大宴群臣之機，讓周泰解開夜衫，指著他身上的傷痕，不禁流淚說：「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劃，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事乎？」眾人皆感服他這愛人之心。
在當代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更能體現出用人而愛人之情。毛澤東非常關心身邊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羅榮恆與林月琴剛結婚半個月，即奉命到前線。毛澤東讓警衛員把林月琴找去，他開玩笑似地說：「你們新婚就離別，我是不是有點殘酷？」看對方沒有什么情緒，毛澤東高興地說：「今天你也是送郎參軍嗎？」這些話使林月琴感受到了關切撫慰之情。以後，當毛澤東得知羅榮恆在前線患病的消息後，即電示他到醫療較好的新四軍醫院檢查。不久，中央指示羅瑞卿到當時仍是國統區的上海繼續醫治。不料，中央來電剛到，毛澤東來急電：羅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敵人發現，不宜去上海。以後數年，毛澤東對羅瑞卿的健康牽念不已，多次催促診療，不時派人探視，寫信問候。
「欲人之愛己者，必先愛人、《國語·晉語》當領導的只有用人而愛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級關系，才能增加下屬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影響到周圍的人。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們的領導者，應對身邊的同志政治上關心，生活上體貼，工作上創造條件，建立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而不是「役使」關系，那么，「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會同心協力，把事業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這句話容易為人接受，不外是「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唐·吳兢語）而提「知人善免」，似乎違反了人們的思維定勢，不好為人接受。不過，當前改革中，有必要把這個問題提出議一議。
在現實中，「官本位」的優渥對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當了官可以穩坐鐵交椅，只要不出大問題，無過，便是功勞，即使工作平庸，毫無進取，也保你在鐵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單位搞糟了，把企業搞垮了，換個地方照樣當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總有些借口：「干這么多年了，沒功勞還有苦勞」，「熟悉情況，老經驗多」等。或因是老關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斷絲連的聯系，於是，「寧用不才以曠世，不肯變例以求人（宋·包拯語）致使一些庸才屍位素餐，為官一任，糊塗一方。這類人你還指望他去改革嗎？
要想成就一項事業，擇人必善，尤其要搬開那些興業不足、敗事有余的絆腳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會任用庸才誤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為官時，針對當時「居官者，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的現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於減冗雜而節用度。」他尤其主張對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固位無職」的官員，不論職位多高，即使沒有什么過錯，也毫不留情，堅決予以糾彈。他在知諫院時，曾上書彈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無建樹的宋癢，認為他是「竊位素餐」，極不稱職。包拯所為，是順應時勢之舉。而我們在這不可逆轉的改革中，尤需此種精神。對那些平庸無能、缺乏創新精神，打不開局面的干部，應堅決把他們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把真正德才兼備的人提拔上去，這是搞好改革的關鍵一環。
做到這一點，也絕非易事。舊有的觀念，盤根錯節的糾葛，勢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動真格的勇氣。應該象安徽省蕪湖市委書記金庭柏提出的那樣，敢於用「三鐵」破「三鐵」。所用的「三鐵」是：鐵面孔，鐵心腸，鐵手腕。能有這種魅力，才能杜絕「無功者而祿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現象，使改革健康發展。
用人當舉其所長
文壇上曾研究過一種「何其芳現象」，是說一些大作家從政後，其創作才華大減，連作者本人也為之喟嘆。不由得想起南唐詞人李煜來。
以作詞而論，李煜堪稱一代巨匠。據《唐音戊簽》記：「煜少聰慧，善屬文，性好聚書。」他一生寫下許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國而言，李煜只是一個庸才，丟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說：「李煜若以作詩功夫治國，豈為吾所俘也。」其實，作好詩的功夫未必能成為治好國的本領。有的人有學士才，未必有宰相器。這是因為人的氣質、興趣和修養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長，在社會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們應選擇發揮其特長的有所能，不強求不能發揮其特長的所不能，使每個人都能有所建樹。生活中偏有逆於此理的，某些人在專業上一有點小名氣，官帽就要扣到頭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這些人學術問題鑽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頭爛額，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國，官本位的優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個人在精神上獲得充實。在人生的座標上，每個人都應找到最合適的位置。歐陽修曾說：「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號聯接管理才能和專業技術才能，這也是亟需改變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種現象。
墨守成規者戒
鄧小平在視察深圳時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象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子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講話的主旨，就是要我們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改革步伐，把經濟盡快搞上去。每一個公民，都應「以國家之務為己任。」（唐·韓愈）應有緊迫感和責任感。一些習慣墨守成規的人，在那里徘徊觀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個地區單位局勢的人，鑼鼓已敲了幾遍，仍不敢上陣，拿不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動來，對這種人有必要對他猛擊一掌。
墨守成規的人，一是對改革的認識不足，缺乏足夠的信心。他們只看到不利的條件，看不到有利的條件；只看到局部的形勢，看不到全面的形勢；只看到個人的力量，看不到蘊藏在群眾中的改革的能量；只津津樂道於眼前既得的和回味過去的，而不思考將來的。他們不知道失去當前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就永遠處於被動，永遠處於劣勢。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維定勢。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才能闖出新路。而這種人喜歡用經驗把自己束縛起來，一旦跳出既定思維的圈子，就沒有安全感，只有失落感。於是劃地為牢，不肯前進。
墨守成規的人，不肯冒風險。向前邁進一步，總要看看別人怎樣做的，文件上怎樣寫的，上面怎么說的、，做事總想到反面意見的壓力，因此永遠邁不開步子。
改革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沒有固定的模式和經驗，只有靠我們去闖，深圳等特區靠闖勁，殺出了一條「血路」，成為帶動中國改革的龍頭。
闖，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眾都認識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們的行動去帶動他們。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須有膽有識。有識，能認准方向，不盲干；有膽，能排除阻力，闖出新路。
我們還要造就一種文化氛圍，更新思維，改變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一個人在生活中處處唯唯諾諾，時時恭謙，他的生活不會豐富多彩，屬於他的世界太渺小，這種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舊派，只有在生活中勇於打破清規戒律，磨煉思想的敏銳，促進思想的不斷圖新，才能走在社會改革前列。
「削足適履」與個性發展
人都是有個性的，人的個性又都是豐富多彩的。
一個充實的、有獨自特點的個性，既需要主觀上不斷加強修養，也需要外部良好環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環境中，缺乏使個性充分發展的條件，世俗的觀念常常限制人個性的發展。人們總是用習慣的標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現出隨和大家，這「隨和」，不管有無社會意義和價值，你就是一個標准的人，就會獲得穩重、忠厚、嫻淑……的稱譽。而你順應個性去做一些事情，盡管是理智的，不違背社會公德的，也會被認為「出格」了。「愛出風頭」、「魯莽」、「放縱」的毀譽也隨之而來，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適履」，壓抑自己的個性去順應別人。
實際上，個性是不應受壓抑的，個性受壓抑，就會畸形發展，失去生活的樂趣和色彩，也於改革不利。因為一個單位要充滿活力，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單位的成員並不是「千人一面」的。試想，在一個機關內，如果都用同樣的個性標准要求人的言行（這是封建家長式的做法〉，人人都溫順恭謙，都唯唯諾諾，誰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觀念模式，還談什么創造才能，也無從談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時代里，應允許干部有個性，干部身上有明顯的個性特點往往是最可貴的東西，不能把干部的個性特點看成是缺點。領導者應容得下干部的個性，並加以尊重和愛護，而不應把他們變成「和我一樣」。在生活中我們既需要有群體的依賴性和趨同性，也要保持獨自的個性，保持個真實的我，無妄無畏無任何虛假成分的我。馮玉祥將軍的墓碑上題有「我就是我」的話，我們在生活中，何嘗不能塑造一個全新的自我呢？唯此這樣，才有全新的事業。這是對人生價值的肯定。
文人相輕·相重與人才
「文人相輕」是文學發展潮流中的一種逆現象。最早概括這種現象的是三國時期的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至，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這種現象是由於作家思想、藝術修養不高而造成的。它對於人才的成長極為不利。
文人相輕的事，在歷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列舉班固輕視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傅毅〉以能屬事為瀾台令史，下筆不能自體。」傅毅和班固都是東漢時的文學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卻貶低他的文章汗漫無統。唐朝孫光憲的《北夢瑣言》曾記白居易被李德裕壓抑的事。當時的白居易雖已文章冠世，但還「不躋大位」，和他同時的大詩人劉禹錫曾向李德裕太尉作過推薦。一天，劉禹錫拜見李德裕時說：「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說：「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等到取出看，已滿箱笥，覆沒在塵埃中。李德裕告訴說，他不屑一顧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無怪當時的人都說李德裕「有學士才，非宰相器。」可見其心胸狹窄。居官在上，而輕視小人物，連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過這方面的過失。王安石當政時，有個叫郭祥正的，很有點名氣，連梅堯臣也稱他是「太白後身。」他認識到王安石變法的意義，上書給神宗皇帝，認為天下的大事都應由王安石來處理，有持異議的，即使是大臣也應當屏黜。神崇看了很驚嘆。一天問王安石：「卿識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並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給王安石看。王安石卻認為自己受一個無名的小縣令薦舉感到可恥，矢口否認郭祥正無行，終使郭祥正歸隱青山。由此可見，文人相輕會抑制人才的成長。
與文人相輕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現象。如宋代的大文學家蘇軾就善於舉用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都是由於受到蘇軾的選拔推薦而顯名的。據《宋史》記載，蘇軾看到黃庭堅的詩文，「以為超世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晁補之是通過帶著一篇描寫錢塘山川風物的賦《七述》謁見蘇軾，受到贊賞而顯身的。蘇軾讀到秦觀的詩文，認為有屈宋之才，「以賢良方正薦於朝」。後來聽到少游死在道路，深為感嘆：「世豈復有斯人乎！」對張耒，稱其文「汪洋沖淡，有一唱三嘆之聲。」對他們四個，都「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即使對不為人知的孤兒李薦，也不埋沒其才，收為學士，甚至「解衣為助。」難怪李廣聽到蘇軾死去的消息，「哭之慟」，作祭文頌之說：「皇天厚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而蘇軾等人也受過梅聖俞、歐陽修的推薦。據《能改齋漫錄》記：「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書略雲：『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歐陽修在愛惜人才上，是深為人贊賞的。和歐陽修同時的一個文人江磷幾，晚年曾極力詆毀歐公。歐公從未計較。當江磷幾死後，「公吊之，哭之痛。」而且為他作祭文，沒有一字之貶。由此可見，文人相重，對人才的成長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說只是文學領域的事，推而廣之到社會其它方面，都有借鑒作用。我們建設四化大業是前所未有的鴻舉，需要多方面的人才為她獻策出力。我們應該有「放人出一頭地」的精神來尊重人才。孟子說：「以善舉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如果全社會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業早日可待。
儲才以濟事
人才，歷來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尤其是改革之際，更需要卓越人才擔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儲存培養一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梁啟超先生曾說過：「變法之本，在育人才」。我們也可以說，人才是改革之本，是當務之需，更是關系事業發展與傳承的長久大計，萬不可掉以輕心。
為使人才脫穎而出，我們要獨具慧眼，確信「百步之內，必有芳草」，時時留意我們周圍的人才，及時發現，及時儲存，而不是臨需要時才象考古似地去發掘。林則徐在發現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他在書齋里設了一個大櫃子，內設十八個小箱子，每個箱子代表一個省，箱內收集了該省豐富的人才資料，以便隨時推薦。這種儲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當然領導者除具慧眼外，還要有接納人才的胸懷，有「薦賢當惟恐後」的伯樂精神。唐太宗能廣任賢良，「朕思賢之情，豈舍夢寐」（《貞觀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舉賢，身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舉，受到太宗的詢問，封德彝辨解說，自己「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駁斥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資治通鑒》卷192）心有所偏見，視野被雍蔽，對人才就視而不見了。
當然，人才被發現後，還要創造條件，通過多種途徑培養，提供更多的機會使之成熟。但最重要的是善於發現，平時勤於「儲備」。明朝黃仲昭曾說：「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年，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多發現培養人才，是濟我們事業成功的長久戰略。
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著名改革家，他十分重視人才的作用。他認為，人才是「國之棟梁」，「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厚」。尤其在改革中，得失人才更是成功或失敗的關鍵。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說，當今改革之勢不能成功，是因為「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真正有用的人才沒有被發現，被任用。他提出要把那些「一道德於上」、「為國除憂」和「急其民之急」、「貌、語、行精，作風正派」的人選拔上來，擔當起改革的大任。對如何選用人才，他又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的方法。
所謂「教之」，就是象古代聖賢的當政者那樣，「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也就是說，不僅要嚴格選拔，還要注重教育培養，教給他們「朝廷禮樂刑政之事」，具備從政的基本素質和能力，以適應國家需要。所謂「養之」，就是要給他們一定的生活待遇，有物質生活基礎。對他們「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載之以法」。「饒之以財」，「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約之以禮」，使他們不至於「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對其行為產生制約力，不走到邪路上去；「載之以法」，使他們「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做到有令必行，行必到位；所謂「取之」，就是對他們審德知才，問以言行，考驗事功，命以爵祿；所謂「任之」，就是根據其德才高下，分別任用，發揮所長。對那些經過實踐檢驗是無能的官吏，要堅決罷黜。
王安石還提出對人才要「推己之心而置於其心」，也就是我們說的「以心換心」，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共同去創造業績。王安石這些對人才選用的方法，都來自切身的體會，有些未必妥當，但對我們仍有借鑒作用。
「百步芳草」與「遠來和尚」
「百步之內，必有芳草」，人們常用這一比喻來說明身邊就有人才，但在實踐中未必每個人都能深刻認識這個道理。
戰國時，田饒侍奉魯哀公，但是不被魯哀公所賞識。田饒於是對魯哀公說：「我將要離開君王，像鴻鵠一樣南飛了」。魯哀公說：「你的話是什么意思？」田饒說：「君子難道沒有看過雄雞嗎？它頭上戴著冠，那就是文宗：腳後附著利爪，那就是武器；敵人在前面，敢於和他們戰斗，這就是勇敢的表現；見到食物，互相招呼，這是仁愛的表現；從夜晚等到天明，按時鳴叫，這是守信的表現。雞雖然具備了這五種德行，但是君王還是每天把它煮了吃掉，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來源很近的緣故。鴻鵠一飛，就能達到千里，停在君王的田園和池塘里，吃池塘里的魚鰲，琢田園里的菽粟。雖然它沒有俱備文、武、勇、仁、信五種德行，但是君王還是看重它，那是因為它從遠方來的緣故。所以我要離開君王，象鴻鵠一般高飛了。」魯哀公說：「你留下來吧！我把你的話記載下來。」田饒說：「君王有賢臣都不能用，又何必把他的話記載下來呢？」終於離開魯國，到燕國去。燕國任命他為宰相。經過三年，燕國的政治非常安定，國內沒有強盜和小偷。魯哀公知道後，深深地嘆息，為了這件事，三個月沒睡在床上，說：「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見劉向（見《新序·雜事第五》）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常犯魯哀公式的毛病。往往抱著「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觀念，不注重身邊人才的培養和能力的挖掘。在他們眼里，「天低吳楚，眼空無物」，「媳婦」是人家的好，自己身邊的人都是低能兒。這里邊有兩個客觀的蔽障，一是由於久處，把身邊人看得太「透」了，既看到長處，也看到不足，用起來總覺得美中不足。遠來的「和尚」初來，比較有活力，也願意拿出最高水平贏得信任，又由於新來特別謹慎，缺點一時還表現不出來，因而顯得比「坐地戶」高一籌。另一原因是熟視無睹，由於熟悉了，不願去挖掘深層次的東西，停留在表面一般認識，不肯給其培養鍛煉的機會，使身邊人的潛能發揮不出來。主觀原因就是領導者識別能力帶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心胸狹窄，或求全責備，致使人才被埋沒。
其實，「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三國和洽語）看人要全面綜合地看，不要偏執一端。而且，對於人才，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問題。培養要敢於放開手使用，讓其在實踐中增長才干，在實踐中改掉不足。也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不要對人才急於下結論。不要因為有一點缺點，就放棄整個人，這樣的話，去請「遠來的和尚」也不會香。
「何代無人，特恨無識人者」。（明·李贄《初潭集序》）何地無人，特恨無識人者。我們不要讓身邊人抱有這樣的遺憾。不要做「不慎其前，而悔其後」的事。魯哀公「避寢三月」的自責精神倒值得敬佩，魯哀公失臂田饒的事更值得借鑒。
「你是誰？」
黎巴嫩著名詩人紀伯倫說：「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啞口無言。就是當一個人問我，『你是誰？』的時候。《沙與沫》）這句話道理深蘊：一個人真正了解自己很難。
說自己不了解自己，似乎在情理上說不過去。除非傻瓜，誰不比別人更了解自己——自己的性格、愛好、才智、能力……但這不是對自己的真正認識，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映一一如同照鏡子一樣。這種人只知道自己的特征，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只知道了解自己是一種需要，不知道認識自己還有目的。那就是：真正認識自己的人，不僅了解自己，還要把握自己。這種人，對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看得一樣清楚，而且善於彌補短處，發揮長處；這種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長，能夠把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選擇適當的目標進取；這種人，自信心十足，一旦認准了的事情，就毫不猶豫地做到底，因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獲得成功；這種人，善於充分利用時間，因為他知道，把握不住現在的我，就會失掉將來的我;這種人，不斷地完善著自己，他能夠駕馭自己在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條件下幸福地生活……古希臘阿波羅廟頒布的神論中有這樣的告誡：「認識你自己」。我們也要問上一句：「你是誰？」你真正認識你自己嗎？
為官與讀書
陳政高在大連西崗區任區長時，該區是有40多萬人口、800多家企業的大區，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善於忙中偷「閑」，堅持每周逛一次書店，每天至少靜心讀書一小時。他當區長四年多，包括二十四史在內的古今中外書籍，讀了上百本，讀書筆記足有五萬字，資料卡片摘錄近萬張，他撰寫了25萬字的《治安百題》和20多萬字的《區街工作論》。
可以說，陳政高是一個「讀書種子」。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這樣「學者型」的人才是否太少了？那種「將軍不看地圖」一也即為政者不讀書的現象是否是一種歷史的悲哀。一個地區落後，一個民族素質低下，是否應該從文化層次和知識結構方面找一找原因。
「學者非為仕，而仕者必如學」。（《荀子》）縱觀歷史，哪一個有建樹的為政者不是借助知識的力量修身、治國、平天下呢？
「劉項原來不讀書」，漢高祖劉邦是個典型的無賴皇帝，他最瞧不起讀書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但後來他都告誡他的兒子：「吾遭亂世，當秦禁書，同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這句成語說的就是讀書使人進步的事。呂蒙是孫權手下的一員猛將，但缺少學問，孫權勸他：「卿當途掌事，不可不學！」呂蒙推說：「軍中多務」，沒有時間讀書。孫權說：「我難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經典，去做博士嗎？我只是要你去瀏覽群書，了解過去發生過的事情。你說事多，但誰會象我這樣忙？我經常讀書，自以為得到很多好處。」於是呂蒙開始讀書。後來魯肅過潯陽時和呂蒙談話，大吃一驚說你今天的才干謀略，再不是從前的你了。」呂蒙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
宋代的冠准，自小就通讀《春秋》三傳，十九歲時考中了進士，但當他拜相時，他的好友張詠還惋惜地說：「寇公是個奇才，只可惜學術不足。」規勸他要廣學，冠准誠懇地接受了意見。
一位哲人說：「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識來營養。」知識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我們通過讀書獲取知識，是對智力的最直接開發，是提高思想水平的最有效途徑。避免了獨自摸索而空耗時間和精力，避免了走彎路而可以直接「登堂人室」。同時，我們對生活的直接體驗，由於自身經歷的局限而顯得狹小。通過閱讀，我們獲得了間接體驗，從而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更廣闊的領域。可以說，人類的每一進步，都來自於對知識階梯的攀登。一個國家，只有追求知識的人越來越多，才能給她帶來發展和繁榮。而作為先進階層的從政者們，理應當首先用人類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武裝自己，以先進的思想和方法去創造，去進取，而不是把自己禁錮在經驗主義的圈子里，以為僅憑一己經驗就可以在所轄的天地里造一座金字塔。歷史絕不會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這樣的人。他們在浩瀚的人類知識面前顯得太渺小，他們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時代里顯得太軟弱，無所適從。這樣的為官者，只能是守攤者，不可能是拓荒人。
歷史給了我們很多機會，只有充分做好准備的人，才能把握住機遇。只有那些掌握了更多知識的人，才最有競爭力。而那些連「地圖」都懶得看的「將軍」們，歷史將如何選擇你呢？
(陳政高現為遼寧省副省長兼沈陽市委書記）
保持讀書人的本色
清人王國安初登科第，謁見大學士朱軾，朱軾告誡王國安說：「學人通籍（當官〉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為難。」王國安終身背誦這句話，堅持讀書人的清貧生活。即使後來當了大官，所用的衣食器物仍然不改舊有的。
朱軾的告誡是十分有深意的。讀書人畢竟經過了知識的熏陶，應該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也即用知識的充實顯現出的一種特有的本色。所要堅持的本來面目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安貧樂道」。安貧，並不是說追求貧困的生活，而是要保持一顆平淡的心，不為名利、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所累，在平淡中實現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許多讀書人在汲汲求知之時，大都能保持這朴實的本色。一旦走上仕途，當年的刻苦鑽研精神，甘於淡泊品質，都被官場上的習氣所取代。貪圖享樂，追求安逸，幾乎是這類人的通病，仿佛當初的奮斗就是為了今天的享受。久而久之，便俗氣滿身，成為官場小政客，而非學問之人。
讀書人的「本來面目」是很可貴的，它保持一顆不受世俗污染的心，不受官場惰氣腐蝕的靈魂。這種本色是執著的、率真的、勤勉的。使人生有活力、有動力。唯此，才把人生境界帶到一個新的高度；唯此，社會才有一片凈土，人類精神才有一片寄托；唯此，文化之流才能源源不斷，科學事業才能發揚光大。如果說，在一個環境乃至一個社會，讀書氣氛很濃而不是銅臭氣味襲人，那么，這必定是有利於人身心健康成長的清新環境，這個社會必定是進步社會。
讀書人保持本色，就是以追求知識為己任，不玩物喪志。明朝人孫交，《明史》稱他「清慎恬愨（清廉謹慎，恬淡誠實〉，始終如一。」在南京就職時，同僚因公事少又容易處理，空閑時間多，就一起談天逗趣，飲酒或下棋取樂。只有孫交在一間屋子里讀書不出。有人為此說他，他回答說：「對聖賢語，不愈乎賓客、妻妾乎？」也是明朝人李材，明紀宗嘉靖四十一年考取進士，授官刑部主事。他自認為學業未成，竟然請假回到故鄉，遍訪當地學者，同他們探討疑難問題。（見《明史·李材傳》）這種人，把求學看得比為官重要，能夠找准自己的位置，認清自身價值取向，不留戀扭曲人生、壓抑理性的環境，讓人生過得更灑脫。
讀書人保持本色，還要不被利益所引誘。清人張伯行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清史稿·張伯行傳》）這里說，道德品質高的人懂得並追求道義，道德品質低的人只懂得並追求利益。老子學派貪圖生存，佛家學派畏懼死亡，有志建功業的人獻身名譽，這些都是在追求利益。讀書人是一個很先進的階層，應當有更高層次的追求。也就是讀書做學問，不要抱著功利主義的目的。過去說「書中自有黃金屋」，這就是功利主義的誘導。個人名譽利益摻雜其中，就失去了讀書人的本色。宋人馬伸說：「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宋史·馬伸傳》）讀書人要有一顆清心，不要背太多的包褓，不要對世俗有太多的牽掛，才堪當行道的重任。
「透得名利觀，方是小歇處」。追求名利外的高尚境界，這就是讀書人的定位。
要讀好書
讀書也要有「精品」意識，這就是要讀好書。
「好事流芳千古，良書播惠九州」（郭沫若語），只有真正的好書，才給人以精神上的享受。書籍雖然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但並不是每本書都是玲瓏剔透的寶石，有的也瑕疵難掩。有這樣一則故事：亞力山大國王正在與臣下讀書，一位國王喜歡的車夫問：陛下，您讀的書里都有什么？國王說：都是聖賢的話。車夫問：他們都死了吧！國王說：那當然。車夫說，那您讀的都是糟粕呀？國王震怒了，訓斥車夫說：你要是解釋不清你說的話，就殺了你。車夫說：陛下息怒，我是根據經驗看這件事的。國王都承認我是一個優秀的車夫，我知道對待馬匹太寬容了馬會偷懶，但太嚴厲了馬也要傷了自尊心從而怠工。我能掌握好這個尺度卻無法准確說明白，甚至連我的兒子都教不會。同樣的道理，古人不也是帶著他們最好的東西進了墳墓，只留下了糟粕嗎？車夫的話是說，話語是不能完全達意的，表現出來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最好。每一位作家都想把最好東西留給讀者，每一位作家又都有這樣那樣的遺憾。更何況還有一些蹩腳的作者充竽其間。因而他們留下的作品也就參差不齊。羅家倫先生把書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智慧的，一類是無智慧的。智慧的書，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瑩，斧鑿般的犀銳，可以啟發人的心靈，開辟人的思想，有時可以引申成一篇論文，或成一本專著。這就是英文中說的燦爛的書。無智慧的書則是材料堆積，「晦澀的書」。在著者是「博而寡約」，在讀者是「勞而無功」。我們在閱讀中也有這樣的感覺：一部燦爛的書，令人愛不釋手，往往「手之而惟恐其易盡，盡之但覺其可思。」而「晦塞的書」，則「開卷無幾，輒思掩去，」有的甚至撇之如屐了。
許多先哲都得力於好書的滋潤，博而不求其多，但求其精：
「太白不讀非聖賢之書」。（李陽冰《李翰集序》）。韓愈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書》）。
元武宗認為：「大學衍義。治天下此一書足矣。」清人姜國林雲：「《論語》終身味之不盡。」
粱實秋先生認為，讀書就要讀第一流的書，因而他選中了翻譯莎士比亞的書，一本仇兆鰵《杜詩詳注》，跟了他五十年。
那么，好書的標准是什么呢？
西方學者有「試金石」一說，認為以五十年為期，經過五十年而仍不失閱讀價值的為佳作。這就是說，時間和人們的賞識力是最好的試金石。以此標准，許多流傳下來的名著當然是我們的最佳選擇。那么，以此為標准，是不是就忽略當代那些還未經時間選擇的佳作呢？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把眼光放在大家的作品上。其實，好書的標准具體的話，也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有不同的文化層次、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經歷，對書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每個人隨著閱讀的深人，隨著識別力的增強，標准也當然隨之提高。每個人的識別力都有這樣的飛躍過程。只是有一點是必須保持的，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力去讀書，你必然發現屬於自己的「寶藏」。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詩中寫到：一本有價值的書，算起來總是年輕的，讀了這樣的書，似乎也能夠使人年輕。願書籍給我們帶來永遠年輕的心，永遠年輕的生活。
「讀易書難」與「讀難書易」
「讀易書難」指兩種現象。一種是有些人連最容易讀的書都不去讀，對求知毫無興趣，把讀書當作非常難的事。另一種指有些人讀了較容易讀的書，但不得要領，沒能把握其中的精髓，這是一種淺嘗輒止的讀書。這種人往往剛及表象，就自以為懂了，不肯再費氣力，結果對知識的了解總是膚淺的。曾國藩在給紀澤的信中就曾指出過這種現象：「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並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愉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個明白。」好些人連「求明白」都做不到，也就無從談個中滋味了。
「讀難書易」，是說遇到最難懂的書，如果能深人進去，也變成很容易的事。宋朝有個叫蔡元定的人，是個「人讀易書難，季通（指蔡元定）讀難書易」的讀書怪才。他「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見《宋史，蔡元定傳》）連朱熹注疏《四書》、《易》時，遇到難題都要與他商量。他之所以這樣善解難題，就是因為深人進去，能「義理洞見大原。」朱熹說過：「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如果人於理，就能，深人下去；如果隔膜理之外，知識對你來說永遠是深奧不可知的。
這個「理」，可以說是書中最根本的東西。做到「讀難書易」，必須抓住根本的東西，主題，脈絡，或主要人物，或主要情節，或主要觀點，抓住這些「本原」，就會收到順源而流下，循根而舒其葉的效果。王守仁在《傳習錄》中說：「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人手，漸漸盈科而進。」「盈科而進」，就是循著一定的規律和方法，登堂而人室。
「讀難書易」，還可以選擇不同的點來突破。我們不妨學一學梁啟超先生的讀書方法：「讀一遍，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也是最好的方法。」
讀書能深人進去，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幫助記憶。清人梁章鉅在《退庵隨筆·讀書法》中曾告訴我們練記憶用「精熟一部書」之訣。「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家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達到「同類相感，無不通徹」的效果。能「精熟」，能「辨其是非高下」，當然是深人進去了。以這種熟讀一本書為根基的方法，或可戒讀書浮躁病。
「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不浮。」（明·胡居仁《居業學問錄》）我們讀書，要有一個起點，要有一種「鍥子」精神深人進去，而不是浮在上面。如此讀書對我們來說就不是什么難事了。
講學習著眼於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
同上個世紀相比，科技進步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世界的競爭已成為以經濟為基礎、以科技為先導的綜合國力競爭。也就是說，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知識經濟時代已經到來。
所謂知識經濟，就是以智力資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學技術為主的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消費〉為最重要因素的經濟。它有別於以前的以傳統工業為產業支持，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傳統經濟的新型經濟。在這種新型經濟中，誰占有知識，誰重視科技投人，誰就處於競爭的優勢地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發表的《世界科學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貧富差距就是知識的差距。目前89%。以上的科研活動都集中在工業化國家，它們每年用於科研的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9%，而發展中國家所占的比例還不到發達國家的1/10。日本用於研究發展的經費最多，平均每人每年700美元，美國600美元，歐共體每人300美元，而發展中國家有的人均只有0.22美元。可喜的是，我國政府逐年加大對「知識創新工程」的投資，這是加大對科技的有效投入，加快建設國家知識創新體系，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及其產業，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重大舉措。
知識經濟的到來，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有人把機遇比作兔子，每個人都要做優秀獵手。當機遇來臨時，你沒有練就百發百中的本領，機遇就會稍縱即逝。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學習，更新觀念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在知識經濟時代，是以知識的創新、知識的組合、知識的使用、知識的管理來調整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思想文化關系的。一旦以知識作為人類發展的中心，整個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結構、格局、規律、運行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的知識結構、生活方式必須隨之改變。不加強學習，就會有被歷史淘汰的危險。現在我們的一些干部不注重學習，連眼前的工作都很難勝任，更不用說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了。另則，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對權力是一種挑戰，也就是說，那種以行政發號施令的管理方式不足以顯示權力的威嚴性，而更多地是應賦予權力以知識的內涵，才更有說服力和導向力。有一則事例很能說明知識與權力的抗爭。英國溫澤市政府大廳是建築師克里托斯·雷恩於1869年設計的。大廳天花板只用一根大柱支撐。工程竣工後，政府權威人士擔心不安全，責令雷恩多加幾根支柱，雷恩照辦了。300年過去了，人們發現，後加的四根支柱，實際並沒有與天花板接觸一一純屬虛設。在知識經濟社會里，我們還做這樣的「門外漢」嗎？
不要「權令智昏」
很顯然，「權令智昏」是從「利令智昏」衍化來的。其實，有了一種現象，就該用相應的詞語來概括。
古時雖沒有創造這個詞，但對成功之後獲得權力就頭腦發熱，容易走向反面的現象有過告誡。
唐太宗和魏征討論「創業」「守業」孰難時，魏征認為，成功之後往往「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
《韓詩外傳》中說：「官急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怠」。
「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這是吳兢在《貞觀政要》中總結的。
「官久漸覺民命輕，耳熟寧聞冤號聲。」明代錢澄之簡直忿忿於那種「官久」視民命為兒戲的現象了。
清朝王豫說得更干脆：「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見《蕉窗日記》）縱觀歷史現象，一個人在創業和走向成功之初，往往能嚴格地求己，恭謙地待人，冷靜地處事，「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一旦有所成就，或久在一個權位上，有的人便漸漸產生「怠政」情緒，「望輕而法玩」，放松對自己的約束，滋生居功自大的心理，權勢意識濃厚，自我意志膨脹，以至達到「權令智昏」的地步。所謂「權令智昏」就是權力獨攬，唯我為是，為所欲為，「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甚至以權代民主，以權代法。這種人認為：反正我手中有權，凡事要圍著我轉。這種轉，不是和社會利益、人民利益同軌轉，而是圍繞個人私利轉，他們要在自己周圍培養一種奴化、私化的風氣。這種人身上沒有一點「王道」，而獨擅「霸道」。所謂「王道」，是仁世之風范。它能寬宏於人，澤被於廣大眾生。處事遵循公認的社會道德、法紀及人情標准。而「霸道」，則依靠權勢，蠻橫獨斷，居官自大，目無群眾，聽不進去批評，也聽不進去好的建議，最後架空自己。一個人到了「權令智昏」的地步，便是走向衰亡。毛澤東曾說；「那種個人意見第一，一人稱霸、獨斷專行，是嚴重違反民主集中制的。」並說：「凡是取這種態度的人，總是要失敗的。「「權令智昏」比利令智昏更具有危害性。它可以借用手中權勢把人心搞散，把單位搞糟，把事業斷送。因此，對「權令智昏」者尤須給以警惕。孫中山先生曾向國人指出：必須由見識高遠、才能卓絕、品格高尚的人來管理國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深居高位而受到權力的腐化，變成專橫獨斷、欺壓人民時，人民立刻就須撤換他。
我們應謹記先哲的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