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昌化的土豪惡霸固然很多，潑皮刁民同樣也不少。很多骨頭最硬的佃戶，居然已經七八年沒交過租。而各種「搶米吃大戶」的事情，也是年年都有，屢見不鮮。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時候，地主們的收租總是會搞得好像鬼子進村一樣，一路上到處被埋伏打悶棍，那些打手管家當真是在用生命幫主子收錢……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王秋隱約地感覺到，最近這些年以來，昌化這地方的地主和農民們，似乎在連綿不斷的互相攻殺之中，達成了一種貌似很「和諧」的動態平衡——雙方都已經殺得快要殺不動了。
雖然就浙江全省而言，並不是每個地方的階級矛盾都像昌化這邊一樣突出，但情況肯定也不會很好。
說起來，浙江農村社會的階級矛盾，也不是從一開始就這么嚴重，至少在清末的時候，情況大致還算勉強可以。畢竟，江南素來是中國的精華之所在，城市工商業發達，鄉下盛產稻米、棉花和絲綢，在整個明清時期，一直相當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之後，依靠出口絲綢、茶葉和瓷器，浙江的經濟狀況也還不錯。民國前期利用一戰的東風，甚至曾經有過一段相當興旺繁榮的時光。
雖然在江南地區的農村里，名義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實際收繳的時候往往會打個折扣。如果佃農比較刁蠻，而地主卻比較軟弱的話。那么實際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農，連年累月地賴賬不交租子，地主也捏著鼻子忍了——因為他在上海、寧波的工廠商行。收益百倍於老家鄉下的那點田地，實在是犯不上為了這么一點地租而興師動眾，到鄉下去大打一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壓在浙江農民身上的負擔，可遠遠不止地租這一項而已——作為商品經濟最繁榮的地方，浙江農民們的農具、肥料、種子往往都要賒賬借貸來購買。繳納的利息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問題是，到了民國中期，進入三十年代之後。隨著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作為全國最開放的前沿地區，浙江也越來越被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傾銷狂潮所害——很多時候，糧食傾銷對一個國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中國的農村就處於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最初兩年。長江以北赤地千里，長江以南洪水滔天，飢民倒斃於路途，自然是慘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氣象災害基本結束，江南地區和全國大部分省份普遍豐收，稻米小麥堆積如山，但卻被從上海傾銷的洋米洋面沖擊（那時候正值美國大蕭條。玉米腐爛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農產品自然便宜得很），於是在市價上，每一石國產土米往往比洋米貴了2、3元，根本賣不動。如果低價賤賣，農民又要賠本。
——由於農業技術落後，外加沉重的苛捐雜稅，浙江農民的生產成本就遠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們沒良種，沒化肥，沒水利，沒農葯，沒機械。畝產遠比後世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勞動力精耕細作，來勉強提高一點產量。而且，他們非但沒有農業補貼，還要承受沉重賦稅，在全球化競爭中不破產倒是怪事了。
眼看著種植糧食掙不到錢，江浙地區的農民們開始指望經濟作物，可惜國產棉花的品種、質量和價格，都競爭不過進口的埃及長絨棉，在進入三十年代之後，就根本賣不動了。而作為傳統出口大宗的絲綢，由於長期在技術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之中，被不斷改良品種和技術的日本絲綢徹底擊敗。
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買辦經濟，根本沒有什么農業保護和補貼政策，反而還對農業征收重稅，提高農民的生產成本，毀滅本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實在是倒行逆施。最後讓江浙地區的農產品既失去了國外市場，也保不住國內市場，又找不到品種改良的途徑，農村破產之風最終變得無葯可救。
走投無路之下，一些農民不顧一切地開始種植起了罌粟，試圖依靠鴉片來賺錢。但江浙地區的土地價格和人工費用，在全國都是首屈一指，身邊又是上海這么個全國最大的物流中心，於是本地鴉片在價格上也競爭不過東北、雲南和印度的煙土，而浙江的氣候條件又並不適合種罌粟，結果連販毒都要虧本！！！
於是，三十年代的江浙農民們，便無限悲哀地發現，自己是歉收要餓死，豐收也要賠本，種什么都掙不到錢，而肥料和農具又都是借債買的，結果身上的債務永遠還不清，怎么樣都沒了活路。
——想想看吧，販毒都虧本，這農民還能有什么盼頭？不造反鬧事就等著全家餓死吧！
因此，早在紅軍大規模興起之前，浙江鄉下的抗租運動就已經極度頻繁，在洋米洋面的市場沖擊之下，隨著江南地區的農村普遍破產，沒了活路的浙江農民紛紛成了滾刀肉，索性自己種稻米自己吃，不交稅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萬一地主上門催討，則要么一哭二鬧三上吊，要么舉著刀子聲稱要同歸於盡。地主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齊，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時候，常有人卷了糧食棄田而逃，舉家遷移到上海、南京這些大城市打工或當盲流，讓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而很多地主則發現養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農繳納租子的人工費太高，打官司需要打點的費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這么多費用之後，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錢的稻米，甚至經常會打死了人也還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強行收租總是虧本。哪怕是把農民當成豬仔賣了，也還是得不償失——所以最後也只得允許拖欠租子……沒辦法，一旦收租收到蝕本倒貼的程度，這地主也就當得太沒滋味了。
而且，之前借貸給農民買農具、肥料和口糧的款子也收不回來，變成了一筆又一筆的呆賬和壞賬；再加上官府的無數捐稅……可見這年頭浙江地主的日子也不太好過，被壓榨到破產的地主同樣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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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啊！看著如今的世道。地主的日子似乎也不見得好過呢！」
看了昌化縣地下黨同志們匯總上來的本地社會調查報告，王秋都有點憐憫起那些猶如風箱中的老鼠一般，在貪官污吏和窮苦農民之間受夾板氣的地主老財了。「……居然連坐在家里收租，都能搞到蝕本的……」
「……確實，這些地主雇人搶走佃農的一年勞動所得，還不夠組織搶劫的成本。真是夠慘的了。可問題是。那些生活得更慘的農民們，對讓他們活成這個樣子的地主，又會是什么感覺？」
對於王秋突然生出的「多余的同情心」，胡德興總政委卻是感到了一陣哭笑不得，「……王秋同志，你這是犯了想當然的毛病！我們固然知道，如今農村經濟破產有著很復雜的原因，不能把一切罪過都壓在地主頭上。可問題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不會理解這樣繞彎彎的復雜道理！只會用仇恨的眼神瞪著那些剝削他們的地主土豪！如果給他們說一些空洞的大道理，最後就只有兩邊不討好的下場！你該不會以為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紳。居然會是什么能說得通道理的好人吧！
所以，為了順應民心，我們在當前的中國搞階級斗爭，矯枉就必須過正，沒有講條件的余地。就算有幾個冤死鬼，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被北洋軍閥和蔣介石殺害的冤死鬼，絕對要比咱們多上百倍！」
「……唉，也對，眼下的地主固然已經是不好當，但農民更是當都不能當了。」王秋苦笑著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