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的外貿管理機構，市舶司從唐朝就開始設立，到明末終止，見證了這數百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明朝的市舶司也基本沿用了前朝的設置，主官是從五品提舉一人，另有從六品的副提舉兩人。提舉的人選是一般是由按察使或者鹽課提舉司的提舉兼任。明代的市舶司幾興幾廢，到了明末的時候雖然還有市舶司的編制，但已經改成了定額保稅制。

按照《明史》記載，市舶司有對外的征稅任務，前來明朝朝貢的番邦船只，所載來的貨物均要按兩成的稅率進行抽稅。但到了明朝後期，由於定額包稅制的施行，市舶稅的征收便由民間的牙行開始代勞。而掌握了外貿經營權的牙行便以船商代表的身份上下舞弊，所謂的市舶稅多是進了私人的腰包中。

如果穿越集團與「福瑞豐」進行貿易的交貨地點定在廣州，那么穿越集團派往廣州的貨船無疑會被當作「番邦海商」對待，抽取兩成的稅率，僅僅是這筆錢都已經超出了兩地之間的貨運費用，對施耐德和李奈這樣的商家來說肯定是不願意讓自己的經營成本中無端地多出這筆錢來。

當然，這也並不是說像「福瑞豐」這樣的廣州本地海商就不需向市舶司納稅了，實際上明朝對於海上貿易有多種多樣，征收比例並不統一的稅制，大體可分為水餉、陸餉和加增餉。

水餉是依照從事海上貿易的貨船容積為計量單位的一種出口稅，在實際運用中一般是直接按照船的寬度來收稅。比如船寬一丈六尺，征稅標准是每尺五兩銀，一艘船就是八十兩銀的貿易稅。船越大，抽稅的比例也就越高，按照每尺五錢銀進行累加，例如船寬兩丈六尺以上，要按照每尺十兩銀的標准收稅，一艘船就是至少二百六十兩銀。而且跑的地方不同，稅制也不一樣，跑東洋的商船就比跑南海番邦的稅率要低三成。

除此之外還有陸餉這種進口稅，像「福瑞豐」這種從海外運回貨物的海商便是這種稅的征收對象。但因為進口貨物千差萬別，種類繁多，所以稅制也很難統一。有些貨物按重量和數量計算稅率，有些貨物卻是按貨物品質或者實際價值計算稅率，至於收多收少，就給具體經手的人留出了很大的操作空間。

而加增餉則是一種針對進口商品的附加稅，由船主負擔。這是因為很多海商去呂宋等地交易之後，只裝著墨西哥銀元回到國內，這樣一來船上沒有什么可以征稅的貨物，對於按照陸餉征稅的政府來說就是無利可圖的結果。為了減少商稅的損失，便設立了加增餉這么一個新稅種來填補稅制上的漏洞。

站在「福瑞豐」的角度而言，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如果讓海漢人承擔勝利港至廣州之間的貨運流程，因為征稅的關系都將會大大地增加商品的運營成本。而將交貨地點定在勝利港，這種成本就幾近為零，是雙方都樂於接受的一種處理方式。

於是李奈便提出今後如無意外，大可將交貨地點都放在勝利港。陶東來和施耐德立刻便同意了這個提議，拋開商品的運營成本先不說，光是這海上的運力就幫穿越集團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目前穿越集團可以投入到黑土港——勝利港航線的貨船一共有八艘，其中兩艘現在還停在勝利港，需要在做完船只維護和人員調整之後才能投入運營。除此之外剩下的那點可憐的運力，就只能跑跑崖州和勝利港之間的航線，來回輸送移民和各種物資。而廣州到勝利港之間的航程比到黑土港還要遠三分之一左右，想要保障這條航路暢通運行，穿越集團至少還得有幾條大船才行，這顯然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辦到的事情。

對於合作伙伴所面臨的運力困難，李奈在來勝利港之前就已經知道一二。若不是如此，海漢人又怎么會托了「福瑞豐」在廣州買船和招收船員？因此在確定了交貨地點之後，李奈很痛快地表示，「福瑞豐」的船隊將擔負起兩地之間的貨運任務。

「福瑞豐」當然也不是雷鋒，這么做同樣需要將運來勝利港的貨物加上運輸的成本，另外李奈這也是出發之前得了李繼峰的指點——海漢人的貨物既然暫時運不出來，那對「福瑞豐」來說就是獨霸貨源的好機會，可以趁著這段時期先賺個盆滿缽滿。等今後海漢人有能力自己將貨物運到廣州，那么貨源地也就很快會暴露在市面上，對於「福瑞豐」而言就意味著將會面臨更多的競爭對手，相比之下還是現在多花些運力將貨物運到勝利港進行交易更為穩妥。

確定了交易量和交易方式之後，這第二筆大訂單也算是談成了。此時雙方的交易金額已經超過了一萬五千兩，而李奈此行真正的貿易目標玻璃制品甚至都還沒有進入到看貨的階段。照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李奈認為這次的交易總額超過兩萬兩白銀應該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用過午飯之後，考察團便乘船從鹽場返回勝利港。在一號基地的會議室中，李奈見到了施耐德向他展示的兩件新商品。一件是一塊四四方方的黃色小磚頭，另一件則是一個小紙匣子里裝著一些小木棍——這便是化工部門最新的研發成果，肥皂和火柴。不過這個稱之為肥皂還不太准確，因為這個展示用的樣品是按照香皂的標准來做的，里面加了少許的提煉香精。

李奈自然看不懂這兩個是什么東西，不過他知道施耐德鄭重其事地拿出來向自己展示，肯定不是為了開玩笑。李奈沒有急著發問，靜等施耐德向自己進行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