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門在大致了解了本地的農業開發狀況之後，向張新提問道：「那么本地這些農民現在到底是在為你們工作，還是在為地主工作？」

張新解釋道：「根據合作方式的不同，雇工與地主間的勞動關系也是有差別的。有一部分地主是將土地完全委托給我們來耕種，他們只從每年的收獲中收取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費，就相當於是跟我們合股經營，但基本無需承擔經營過程中的風險。這種合作方式下，勞動力的費用消耗是由我們承擔，自然就是在為我們工作。你昨天在南海酒樓見過的那個黃子傑，他名下的土地就是以這種方式交給我們在打理。而另一種合作方式就是我們提供技術支持，人力由地主自行提供，這些農民就相當於仍然是在為地主工作了。」

范迪門想了想又道：「那想必還是後一種合作方式對地主的收益會更為有利一點了。」

張新點點頭道：「這是當然，但一方面從栽種到收獲期間的風險需要地主自行承擔，另一方面本地的勞動力價格實際是在逐年攀升，地主自行耕種土地的成本也會因此而提升。此外我們也會給予第一種合作方式的地主更多的優待，比如說擇優安排其兒女到三亞留學深造，這種機會可並不是誰都能享受到的。」

范迪門想想昨日宴席上黃子傑那興奮的神情，多少也能理解這種條件對地主們的吸引力。畢竟三亞是海漢人的大本營，未來極有可能成為海漢國的首都，能夠進入京城的高等學府里深造，這對一心想要改變家族命運進入社會上層的鄉下土財主們來說，絕對值得為此做出一些經濟方面的犧牲。

以這個時代遠東地區的社會結構而言，想要從山雞變鳳凰，要嘛寒窗苦讀考科舉入仕做官，要嘛就只有想法設法與社會上層人士聯姻。雖然後一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技術上的難度要相對小一點，但放在海漢卻是另外一種情況。

首先海漢社會結構中的金字塔頂部其實就只有幾百名海漢人，而其中有成家這種需求的可能也就一半不到，對象目標的數量十分有限。其次海漢人對於聯姻這件事的挑剔程度也是盡人皆知，不但要求女方身家背景干凈，長相如花似玉且身體健康，還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純文盲基本沒機會成為首長們的身邊伴侶。

在種種條件下經過一番篩選下來，能有資格爭取這個機會的人還真是不多，反倒是去海漢人辦的學府中讀書來得容易一點。畢竟海漢對文化人的剛需是顯而易見的，只要有文化又忠於執委會，就能有很大的希望被吸納到海漢衙門里做事。

過去替海漢人效力似乎還算不得什么光宗耀祖的好差事，不少忠於明廷的人暗地里還會將其斥作叛國忤逆之舉，認為這是不忠不孝的表現。但隨著海漢的日漸壯大，還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在逐步減少，特別是海漢立國的風聲出來之後，民間輿論的趨勢也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海漢衙門里的職位往往被斥為「鷹犬」、「走狗」之類的代稱，但如今海漢要建國了，那哪怕是做個打雜的衙役，也能跟開國功臣沾上邊，這意義可就完全不一樣了。日後這海漢國中誰才是人上人，眼睛沒瞎腦子沒壞的人自然能分辨得清。

進入海漢學府深造——入仕做官——改變家族的社會地位，這樣的路線對於家境小康卻苦於沒有上升通道的地主階級來說，無疑是很現實的一條捷徑。不過海漢高等學府的確不是人人都能去的地方，要嘛是過去有出眾的成績，比如本來就已經考了大明的功名在身，要嘛就只有設法得到地方上主管文教事業的官員推薦。海漢將這些上升通道與日常的合作態度相掛鉤，換取地主階級在土地政策上的配合。在現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下，這種擺在明處的交易條件實在讓人難以拒絕。

雖然目前仍有一些地主在堅持自行雇佣農民耕種土地，但隨著社會主要生產關系的逐漸變化，他們也會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與社會發展趨勢相悖，如果不做出改變適應這樣的社會變化，那遲早會成為被社會遺棄的對象。而能夠抓住這個歷史時機順應潮流的人，則極有希望成為新興政權建立之後的第一批得利者，並且以此為契機，成為海漢的擁躉和守護者。

范迪門對於海漢主導的農田種植能夠收獲多少水稻並不是很感興趣，東印度公司沒有能力也沒有興趣在巴達維亞組織這種大規模的糧食生產，他個人更感興趣的是弄明白海漢在改變土地政策的過程中是如何消彌了地主階級本應該會爆發的強硬反抗。

從張新的描述說明中，范迪門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一部分原因，海漢人在政治手段的應用方面的確有其獨到之處，能夠讓地主階級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選擇利益交換而非對抗，時間一長這些人自然就會被同化到海漢的利益共同體之中去。

不過范迪門有所不知的是，原屬於大明統治地區的地主階級並不是沒有發起過反抗，而是試圖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海漢統治的人全都在前幾年里被抓的抓殺的殺，反抗態度最堅決的那幫人早就已經被海漢當做典型給處理掉了，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631年儋州刺殺案後被處理的相關人員，自那以後可就沒人再敢把反抗的意圖掛在嘴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