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禎皇帝看來，輪班匠制和衛所制一樣，都是落後急需改革的陳舊制度，需要新的政策去代替。

但這種重大的改革，就像收復中原一樣，不能短促而行，需要一步一步來，慢慢將其瓦解。

如果說崇禎施行上述的獎與懲，是為了穩住全國已經崩散的匠戶制度，讓工商業重新走上正軌，那么恢復班匠銀制度，就是為徹底取消輪班匠制度，起了一個頭。

這里的恢復班匠銀制度，並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恢復，而是要恢復初衷繼續改革的意思。

成化二十一年起，全國范圍內的班匠征銀就已經開始實施。

「輪班工匠，有願出銀價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銀九錢，免赴京，所司類齎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銀六錢，到部隨即批放。」

同時還規定，「不願者，仍舊當班」。

很顯然這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建議性的，但它的意義是重大的，即從政策上允許班匠以銀代役，只要按規定出辦工價銀，班匠本身可以不去輪班。

但好景不長，因各方面的阻力，弘治十八年時朝廷又重新擬定了班匠銀制度。

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編填的勘合，有財力的班匠每班征銀一兩八錢，止解勘合到部批工。

無財力的班匠每季連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滿日批放，而且如果沒有勘合，班匠即使納銀，也仍要到部輪班。

崇禎皇帝看得出來，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銀數額上比之成化時沒有大的變動，但它卻在各方面做出了讓步，放緩了改革的進程。

弘治朝在十八年之後，更反復強調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為征銀的重要依據，開始加大對匠戶征銀的控制力度。

這基本上毀了多年的匠戶制度改革成果，也讓班匠銀改革名存實亡。

其一，這是弘治皇帝面對各方反對匠戶改革的勢力做出的讓步。

當初銳意改革的激情不再，但又不想讓班匠銀這每年至少幾十萬兩的收入流失，徹底放棄改革，因而弘治才耍出了這一手段。

他讓班匠銀以另一種近乎畸形的方式繼續存在，為朝廷增加收入，卻使得匠戶制度不比從前，更加混亂不堪。

其二，弘治十八年以後，朝廷屢次強調「有力與無力」，以此區分是否征銀，這與前朝成化年間的「願與不願」，已有明顯區別。

說白了，判斷班匠有無出備工價銀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員負責，不由班匠自己決定，這更將征銀的強制性增強到頂峰，使得許多匠戶因此家破人亡。

全國范圍的班匠完全征銀，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征解數額仍是每班銀一兩八錢，再將每班銀均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銀四錢五分。

各地方有司要計算出班匠銀每年的數額，征完解部，年終造冊上報。

從成化二十一年的首度改革，到弘治十八年面對阻力的讓步，再到後來征收班匠銀的強制性達到頂峰，直至嘉靖四十一年完成全國征銀。

經過這一系列的變化，班匠銀從最開始針對落後匠籍制度的進步改革，徹底淪為一種朝廷新征收的稅種，實際與提出時的初衷已無直接關系。

對於明廷來講，財政又開發出一個新的稅種，增加了收入，僅此而已，而對各地匠戶而言，反倒更不如初。

這項制度對朝廷財政的收益是很可觀的，去年僅京內的班匠征銀便有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兩八錢之多。

崇禎皇帝要做的很簡單，就是將成化二十一年的班匠銀制度加以完善，推廣全國，取代現有的班匠銀制度。

雖然都是班匠銀制度，但兩者在意義上卻截然不同。

先前的歷朝皇帝之所以會鑄造出如今這么一個奇葩的班匠銀制度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害怕承擔責任，對各方勢力做出了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