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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天，恆安買回一本空白的綠皮工作證，又買回一點金粉和亮漆，回到家里，一個人躲進小屋，先拿小毛刷蘸著橡膠水，把工作證上平版印刷的幾個燙金字用毛刷刷掉，找出一塊梨木，刻出記者證的圖章，用火烘烤後，在工作證的塑料皮上燙印出記者證字樣，再用亮漆調和好金粉，用小號毛筆蘸著，將金粉塗到凹陷處，貼上自己的照片，又用硬木刻出公章，放在照片的右下角，拿小木棰輕敲幾下，照片上就有了鋼印軋過的痕跡，不到一天的功夫，一份精美逼真的記者證就造好了。
第二天一早，恆安到學校請了假，乘車到三十里堡公社去了。天將晌，來到知青辦。那會兒，知青辦的人正要下班，知青辦劉主任見有人找他，放下手提包，問來人有什么事。來人把黑色手提包放到劉主任的桌上，從兜里掏出記者證，遞給劉主任，自我介紹說，「我是新華社記者。」劉主任接過記者證，見照片上的人和面前站著的人一點兒不差，兩腿有些發酥，到底是小地方上的人，頭一次見到新華社記者，趕忙給新華社記者讓座、倒水，笑著說了些廢話，「吳記者同志，什么時候來的？」
「已兩天了。」吳記者說，「這些天駐在你們縣里，白天下來到各處轉轉。」
劉主任明顯感到這吳記者有些來頭。以往地方上的記者來了，都是先到公社來見過領導，說明來意，再由公社派人陪著，問幾句官樣的話，寫幾句官樣的文章，你好我好大家好。這新華社記者卻不這樣，已經采訪兩天了，才來找地方上的人。這樣一想，心里便有些發虛，忙問道，「呀，吳同志真是的，怎不早來吱一聲，我們也好出人幫你。怎么樣，采訪完了嗎？采訪到有價值的東西啦？」
「我這次來，」吳記者說，「主要是配合偉大領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要指示發表五周年的紀念活動，另外，中央首長對知青工作也高度重視，最近全國各地知青工作中，出了不少問題，中央首長要求新華社記者分赴全國各地，直接深入一線去，了解掌握知青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向中央首長匯報。我這次來，只在你們市里呆一天，市革委會崔副主任接待了我；大部分時間都由我一個人安排。因為你們這里的知青工作，總理前幾年曾親自視察過，這次我就先到你們這里來了。」
這吳記者說話，口氣極大，嚇得劉主任手心里出了冷汗，咧著嘴不住地沖甄記者笑。等吳記者說完，停了一會，劉主任才囁嚅著問，「不知吳記者同志發現了我們工作中還有哪些不足，請給我們指出來，將來我們也好改正。」
「總體看來，你們這里的知青工作，還是可以的，從領導，到群眾，都能體現出對知識青年的關懷，我在采訪中，有群眾幾次向我提到劉主任，說劉主任為了知青工作，真正是嘔心瀝血，經常在深夜找知識青年促膝談心……」吳記者說這話時，拿眼觀察劉主任，見劉主任脖子以上全紅了，直搖手說，「這是我份內的事。」
吳記者又提到幾件這里知青中發生的事，這些事劉主任都經手辦過，便相信吳記者對這里的知青工作已相當了解，擔心吳記者還掌握一些其它重要的信息，會對自己不利，二人談了一會兒，劉主任便邀請吳記者一塊吃飯。
「不成，我們這次來，是有嚴格紀律的。只是和你們市革委會的崔副主任是朋友，才在他那里吃了頓便飯。」
「那吳記者好歹也給我們提點建議呀，將來我們工作時也好改正。」
吳記者聽了，也不客氣，信口說了幾點，都是社會上反響強烈，地方上又一時難以解決的，又談了一會兒，吳記者便要告辭，臨走時，冷丁想起一件小事，順口說道，「前幾天，你們市革委會崔主任請我吃飯時，跟我提到，說他有兩個親戚，姓甄，哥哥叫甄昌喜，弟弟叫甄昌樂，就在你們公社的青山大隊插隊，不知這次招生能否選上，當然了，你們市革委會崔副主任也只是跟我提了一下，能不能選上，一定要按黨的政策辦。」
「吳記者慢點說，我記下來，」劉主任邊說，邊掏出記事本，聽甄記者又說了一遍，把二人的名字記好，點頭說，「請吳記者轉告崔副主任，我們一定會按政策辦事的。」
看看事已辦完，吳記者和劉主任告了辭，一人去火車站了。
十二月底，昌喜、昌樂兄弟肩扛行李回到家里。母親大惑不解，抱怨說道，「咳，過一個元旦，就兩天的假期，你們把被褥全都拿了回來，我長幾雙手，哪里拆洗得過來？」
「不著急，」昌樂喜滋滋說道，「這回有的是時間。」
昌喜也高興，笑著說，「我們要上大學了，我要去北京，昌樂在大連，明年三月一號去報道。」
「什么？」母親覺著像在做夢，直當看見兩個兒子拿出入學通知書，才相信這都是真的，樂得像個孩子，拿過兒子們的入學通知書，看了又看，看完，沖屋里喊道，「他爸，孩子們要上大學了。」說著，眼角流出淚水。丈夫正躺在炕上看書，聽妻子喊他，並不理會。妻子以為自己聲音太小，丈夫並沒聽見，拿著錄取通知書跑進里屋，「他爸，快看，孩子們要上大學啦。」
恆安挪開書，依在枕頭上，冷眼看了妻子一眼，淡然說道，「沒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正式考上的。」
「你看你，家里有了這么大的喜事，你卻說出這種泄氣的話。」妻子數落著丈夫，「至少，孩子們可以離開農村了，咱也不用再擔心了。」
妻子是個曉事的人，知道丈夫的家庭曾經風光過，也知道丈在大學里，曾和一個副市長的女兒好過，只是後來家遭變故，毀了前程，懷才不遇地回到了金寧城，落魄之際，經二大娘撮合，和自己成了親，算是走完了人生必走的一步路。其實丈夫和自己，談不上有什么感情，雖說也和自己生兒育女，只是丈夫心里，似乎這些也是人生必做的功課而已。丈夫在家，一般沒有笑臉，又極少說話，往往在非說不可的時候，才勉強說一句。妻子有時覺得委屈，覺得憑自己的條件，完全可以找到一個更適合自己的丈夫，只是一想到孩子們，便打消了這種念頭，寧願相信丈夫是愛自己的，只不過是他那死板的性格，把夫妻間的溫情弄得僵冷了。
不待妻子多想，昌樂躥進屋里，站在父親身前，咋咋乎乎地說了起來，「爸，你簡直神了，上次我從家里回去，沒過幾天，知青辦劉主任就來找我和我哥了，還埋怨我倆，說來這里插隊都幾年了，也不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說出來。」
「你倆怎么說的？」恆安問。
「你不都教我們啦？」昌樂說，「就照你教的說，家里大人不讓說。劉主任給我倆送來履歷表，叫我們填寫，後來又送給我們自願表。我和哥哥填了。前天下午，劉主任就把入學通知書送來了。這回公社的王主任也來了，一邊教我們怎么辦理戶口遷移手續，一邊叮囑我們，別忘了到市革委會崔副主任那里，替他們說些好話。」
「你們怎么說的？」恆安又問。
「還是照你教的說，等回去跟家里大人說一聲。」昌樂說完，問道，「爸，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和哥哥當時都懵了，要不是你事先交待過，還真不知該怎么應付呢。青年點里的同伴都說，一准是咱家有靠山，真的嗎？」
「什么靠山？」恆安聽昌樂說完，看看沒有什么破綻，心里踏實下來，冷著臉說，「這次推選工農兵學員，上級要求得相當嚴格，貧下中農推舉你們兄弟，就說明你二人在農村表現還不錯。」
「那劉主任求咱們在崔副主任那里說好話，是什么意思？」昌樂瞪著眼問。
「或許是他誤聽了別人的傳言，以為咱們和崔副主任是親戚呢。好了，這件事，到此為止吧，不要再提了，傳了出去，怕影響不好，說不定還會給你們兄弟帶來麻煩呢。這陣子，你倆在家里准備准備吧，不要上街招搖，實在閑著，我到學校借些書給你們看看，你們現在肚子里那點墨水，小學程度還不一定夠呢，趕緊趁這段空閑補充補充，別瞎了頭上頂著的大學生的名份。」
幾句話扔進耳朵里，昌喜兄弟聽得心底發冷，剛才還有些興奮的眼睛，這會兒也變得冰涼。放下行李，去幫母親燒火做功飯了。
「別理會你爸，」母親替兒子們難過，開導兒子們，「我和你爸這么多年，就是這么過來年，別看他嘴冷，心里卻是痛著你們呢。」
妻子雖嘴上替丈夫開脫，在孩子面前替丈夫說好話，可心里卻並不相信自己的話。她相信，丈夫是一個人格扭曲的人，冷酷，僵硬，從來沒愛過別人。連他說的話，也是雲里霧里的，讓人把握不住。剛才他和孩子們交談，更像是巫師說的讖語，可是偏偏兒子們卻佩服父親，說他常常是料事如神。
其實，在這個家里，真正懂得恆安的，從前是二大娘，二大娘死後，現在懂他的，只乘下二大爺了。二大爺已到了耳背的年齡，常常和人亂打岔。奇怪的是，他越是耳背，想聽清楚別人的交談的渴望就越強烈。起初，他怕別人知道他已經耳背了，會瞧不上他，不再和他說話了，便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和別人交談。交談時，當別人聽他說些驢唇不對馬齒的話語，相信他已經耳背了，不時地譏笑他，他從別人不屑的表情上發現，因為生理方面的缺陷，自己已經不被別人尊重了，便不再輕易和人交談了。可是當看到別人交談時，他去急著想弄清別人在交談什么，便及時地支起耳朵，仔細地聽別人的交談；有時也會跟據對方口形的變化，弄清他們在說些什么。正是這種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能准確地掌握了家中所有的大事小情，並能根據已掌握的情況，進行推理判斷；甚至在吃過晚飯時，還能恰如其分地向恆安使了個眼色，轉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恆安放下碗筷，跟了過去，怕被別人聽見，世德把里屋的門掩上，看著恆安說，「此事要適可而止，不可太貪，小心傷著孩子們。」
恆安先是一愣，隨後馬上明白了二大爺說的是什么，眼前和自己說話的，畢竟是個老江湖了，盡管他已經耳背了。怕和二大爺多說下去，會讓妻子和孩子們聽出破綻，恆安朝二大爺點了點頭，轉身出去了。
春節過了，昌喜兄弟離家上學去了。昌喜在北京，學的是哲學；昌樂在大連，讀的是師范。昌樂離家近，每個周六都乘火車回家；昌喜只能每月寫一封家信報平安。母親甚感自豪，一家里出了兩個大學生，雖不是公開考試錄取的，終究也是個大學，人面上很是展樣兒。每月收到昌喜的來信，每周張羅著給昌樂做頓好飯，是她最幸福的時光。連恆富兩口子都羨慕。
「兄弟，你幫昌艷想想辦法吧。」一天晚上，堂兄恆富來躥門兒時，求恆安說，「昌艷下鄉五年了，家里成份又不好，招工、上學全沒她的份兒，老這么呆下去，也不是個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