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修水利』，總結疏浚大運河，重開京水河、開鑿引水渠這三大水利工程的經驗教訓，將大河流域和大江流域重新治理。用分流主干的方式，減少水災、增加灌溉面積。
其四『平物價』，乃是由朝廷出巨資，在中都、洛陽、襄陽三地設立市易司，任務是在豐收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收購谷物稻米，以此抑制不法商販趁機壓價，避免谷賤傷農、米賤傷農；再在春荒或某地遭災等糧食緊俏之時，以合理的價格向百姓出售，同樣為了抑制不法豪強囤積居奇，訛詐百姓。
雙管齊下，可以讓百姓的生產生活更保險，不至於輕易破產，淪為佃農。正像詔書中所說，『權貴賤，通有無，以平物價、濟黎民，所以抑兼並也。』
從以上四條可以看出，秦雷的變法旨在『安民』，盡可能的為老百姓解除負擔。他的設想是，十年之內使絕大多數可以養活一家老小，不至於逃離鄉里，成為危害社會的流民。二十年內，能讓半數人家，家有余財……至少逢年過節能想買點啥就買點啥吧。
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出，秦雷這法子對百姓、對朝廷都有好處，可就是有一批人想必不會太高興。那就是原先不交稅不服役、還可以隨意驅使民夫做這做那、時不時還能靠著囤積居奇，發筆大橫財的既得利益者們。
這些人包括被秦氏兄弟暫時攆出朝堂的士族老爺們，甚至未來也會包括剛剛躋身朝堂的新貴們。秦雷雖然對那些官僚不報好感，卻也知道自己終究還是要靠這些士大夫治理天下，而不是那些感自己恩的老百姓……
前唐太宗說：『民為水，君為舟，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百姓的擁戴確實是很偉大的力量，但大多數時候卻不頂什么事。就好比他李世民，是靠著那幫子老西兒門閥奪下來的天下，而不是什么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這句話的重點，是在最後一句『亦能覆舟』上。李世民清醒的認識到，老百姓那溫順的表象下，隱藏著無比狂暴的力量。這力量足以毀天滅地，改換新天。
因為畏懼，所以愛民。古來賢君皆是如此，秦雷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幫得上這些至尊的，卻還是那些不怎么可愛的官僚，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各種勢力。
兩邊都不宜太過得罪，這便是一個矛盾。秦雷的解決方法是大家誰也別革誰的命，都得點好處、都退一步，你好我好大家好吧……很沒有技術含量，卻相當的管用。
這其實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他要變革，要讓老百姓能活下去，就必須讓大戶們停止對百姓的盤剝壓榨。但要是單純讓大戶們吃虧，他們就會不樂意，就算不跟秦雷對著干，也絕不會與他合作的。
如果把這些人都逼急了，一樣會出大亂子。所以秦雷的後四條，就盡量向士大夫們傾斜……
比如說第五條『重科舉』。《新政》上明確指出，科舉將是國家取士的唯一正途，本著『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的原則進行官員選拔，除此之外所有的方式全部予以廢除。
這條發令是秦國選官制度的進步，是對被搞得烏煙瘴氣的科舉的撥亂反正。是對察舉制、征辟制和蔭庇制，最直接有力的替代和否定，給庶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過科舉的階梯而入仕以登上歷史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機會和條件。
新法中重申科舉制度應分為文舉和武舉兩部分。強調武舉是專門選拔武官而設置的科目。『文武兩科，殊途並進，不分軒輊、無論尊卑』。
但話雖如此，可國家終是需要文臣來治理的，且武將更重視的是戰功，誰能打仗誰才是英雄，而不是你出身哪年武舉，你是第幾名；我出身哪年武舉，我是第幾名。
所以武舉的地位不如文舉，這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一道聖旨可以改變的。
而從歷年的統計資料看，參加武舉的人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占大多數，參加文舉的人中，卻是庶族地主家庭出身的要多些。這很容易理解，畢竟在世人眼中，當兵扛槍是粗人干得活，雖然立功容易，可也太過危險。除了那些好奇叛逆的公子哥之外，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仗著手腳粗壯，又練了些刀槍棍棒，便想著通過這個途徑參軍，搏個軍功出來……至少不用從頭做起了不是嗎？
而文舉則完全是另一番模樣，首先在這個年代，讀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束脩貴、貴、筆墨貴、白紙更貴。保守估計，一個學子從入蒙的《三字經》，千字文開始，直到把四書五經讀下來，共需要十年時間，這十年里一個壯勞力完全搭進去不說，僅各項花費便達到二百兩銀子，這是普通人家也不敢想象的，更別提連飯都吃不上的貧苦人家。
所以那些連飯都吃不上，還能考中狀元郎的事跡多半屬於勵志故事，做不得真的。就算偶爾有之，也是破落料到的官宦子弟，本身就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因此一百個人里能有一個識字的就不錯了。所以百姓對讀書人有著天然的敬畏……別說你考上進士，就是個秀才都要讓人肅然起敬的。
所以當士族地主的子弟垮掉後，庶族地主在大秦各色人等中，絕對屬於有文化的那一類。因此毋庸置疑，在秦雷主導的公平科舉中，他們考中的幾率要遠遠高於士族和平民。
這就是秦雷對士大夫的傾斜……而不是士族。在他的構想中，庶族地主將成為新興的士大夫，擠占掉原先士族的位置。
至於那些被攆出權力圈子的士族，秦雷有第六條『興工商』和第七條『暢交通』伺候。興工商便是鼓勵工商，這可能是全部變法中最叛逆的一個，因此歷朝歷代都把商人看成是亂國之人，認為他們囤積居奇，擾亂當地經濟秩序，且唯利是圖，與道義社會顯得格格不入。
但秦雷要說他們是放屁，沒有商人的買賣轉運，那荊州府的稻米就到不了洛陽城，巴蜀地中的井鹽也到不了中都城。那全國各地的農民兄弟就只能自己生產了自己用，華夏經濟也要倒退千年。
至於如何對付囤積居奇、投機倒把這樣的行為，秦雷早在第四條平物價上有了詳細的闡述，在此不必贅述。
雖然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秦雷還是認為瑕不掩瑜，他覺著商人的地位應該更高，因為他們是社會生產生活的加速器。有了他們，生產者才能盡快的賣掉所產的貨物，縮短生產循環周期，而消費者也能及時的獲得所需的產品，大大刺激了消費。所以把商業搞上去了，其他的行當都會被注入一陣強心劑，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
秦雷十分清楚，國無農不立、無商不富，因此在確立農本地位的同時，他也不忘發展工商業。具體舉措有三條：第一，取消全國州府及以下地方設卡收稅的權力，一批貨物在省內流轉，僅需交一筆商業稅即可，之後只要不出省，便不會再征稅，體現稅不重征的原則。第二，降低稅率，把原先五征一的商業稅降低為十五課一；第三，取消對商人的一切不合理限制，明確其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為了刺激工商，他又提出了第七條『暢交通』，有句俗話道：『要想富先修路』，有了寬敞平坦的馬路，交通就會便利，就不愁生產出來東西運不出去，就不愁東奔西走，就會大大降低商人們的成本，可謂是如虎添翼。
而且有了四通八達的寬敞道路，可以顯著拉近城與城、府與府之間的距離，有利於朝廷對地方的控制，有利於國家安全，所以秦雷將通暢交通放在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但這些事情他當然不會親自去做，而是將會采用復興衙門的方式，在全國各省組建類似的機構，同樣是皇室，官府、豪族三方合營，同樣是豪族貢獻巨額財富，官府大開方面之門，秦雷為其提供庇護的模式，將轄區內的工商業，交通業全部交與其打理，收益也按照既定的比例，皇家拿兩成，朝廷拿四成，豪族拿四成。
秦雷這樣做是有底氣的，且已經在南方進行了試點，其效果之好、收益之大，讓其他省的士紳豪族眼紅到睡不著覺……復興衙門那高漲的價格便是明證。而且秦雷早就規定，復興衙門的議事，及其近親屬，不得在南方兩省官府任職，人為為其劃分了一道界線。
這樣資產的擁有者不直接參與管理活動，但可以有效的監督、鉗制、甚至是提請罷免相關的瀆職官員，如此一來庶族地主執政，士族地主監督，一個相互牽制，相互監督的體系便建立起來了。
秦雷的良苦用心，在這件事情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至於最後一條『整軍備』，是關於大秦軍力上的安排，詔書上語焉不詳，我們只能知道，朝廷似乎覺著現在的兵力夠用，沒有再次征兵的打算，但軍費撥付卻悄悄上漲了一倍，顯然是要走精兵路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