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義到了西柏坡後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主〗席再次鄭重代表中共向傅作義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證，並當場列出傅作義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勞以及抗戰期間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卓越貢獻。傅作義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爭取綏遠舊部接收改編的工作中去。
蘇靜的冷靜變通盡管很微妙，但是隨著傅作義思想認識上的進步和對北平和談中細節的了解，對將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蘇靜將軍充滿了感激之情同時也為他的睿智和膽識所傾倒。倘若傅作義將軍在起義前看到毛〖主〗席的信，很可能因一時義憤作玉石俱焚之舉。解放後，傅作義將軍送給蘇靜許多禮物包括毛衣、手表等當時的奢侈品成為二人友誼的見證，
蘇靜將軍三次參加了與北平談判代表的談判，起草了《會談紀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協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蘇靜將軍穿長袍，戴禮帽，與北平談判代表鄧寶珊先生一道進北平城，與傅作義談判，順利達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條協議。北平和平解放，蘇靜將軍功莫大也。
蘇靜非常注意細節，一生謹慎，又文而有節，在「特殊時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質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贊賞。特殊時期期間，蘇靜將軍任鐵道部任軍管會主任期間，對兩派群眾「一碗水端平」某日，陳伯達、謝富治等人至鐵道部召開群眾大會。會前，謝富治於台上手持麥克風，呼左派組織頭頭上〖主〗席台就婁，而置另一派於不顧。
蘇靜將軍見狀，取麥克風大聲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陳伯達、謝富治等不悅，憤然離席而去，蘇靜與另一派於台上。而將軍則泰然處之，也帶另一派代表離席，獨留下一張空空的講台，頓時會場大亂。僵持不久。陳伯達、謝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強將會開完。會後「打到蘇靜」
大標語鋪天蓋地而來，但蘇靜將軍頂住壓力，繼續堅持保護余秋里在內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蘇靜參加〖革〗命後，長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關系當然也不一般。平型關大捷後，林彪被國軍誤傷，當時就是蘇靜將林彪扶下馬靠在了路邊。解放戰爭後期，由於蘇靜的出色表現和林彪的賞識，蘇靜又擔任了第四野戰軍的副參謀長。
解放後，蘇靜家離林彪家只有一條街之隔，步行也頂多十幾分鍾，然而蘇靜到林彪家也只去過兩次。一次是在編寫《毛〖主〗席選集》
有關東北戰場的注釋時，羅榮桓讓蘇靜到林彪家征求意見：另一次則是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參加軍管干部了解軍管情況，而且去之前蘇靜已經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按說，蘇靜即使經常到林彪家走動走動也無可厚非。相互走動也是組織紀律允許，人之常情。
蘇靜為什么沒有繼續保持和林彪的親密關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頭，還是另有隱情？然而，蘇靜在一次同子女的談話時卻給出了這樣的〖答〗案，他說：「你們不懂，解放後與戰爭年代不一樣，地位懸殊的多，我有直接領導，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戰爭年代的關系，別人怎么領導我嘛，再說林總很忙，就不好打擾他了」恐怕這是當時經常到紅得發紫的林彪家中串門的林彪死黨以及江青等人都沒有考慮到的，他們考慮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蘇靜卻不是攀龍附鳳以求飛黃騰達的功利主義，
在「九一三事件」後，蘇靜成為理所當然的審查對象。周恩來〖總〗理親自就蘇林關系向蘇靜問話：「你就去過林彪家兩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沒有去過林彪家？」蘇靜回答道：「據我所知，他們都沒去過。」周恩來經查證，情況完全屬實。
為了整倒蘇靜，江青等專門羅列了蘇靜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主〗席那里。蘇靜自認為心底無私天地寬，一向寡言少語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會上索性高聲喊道：「我與林彪的關系最密切！」這句話很可能是蘇靜一生之中嗓門最大的一次聲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發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發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在政治〖運〗動中，牆倒眾人推往往是眾人選擇的游戲規則。蘇靜此時的聲明無異是引火燒身。奇怪的是，蘇靜的言行，更讓人感到他人品的偉大，毛〖主〗席也覺得此人敢講真話，人品可貴。李先念則感嘆地說：「過去我們對蘇靜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給林彪當過副參謀長，現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們反而對蘇靜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為蘇靜捏了一把汗，蘇靜不以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盡管文化水平較高、戰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調。
「九一八」事變後，蘇靜從海外回國參加紅軍，是當時紅軍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分子。紅軍繳獲的照相機等高檔戰利品也只有他會使用。現在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軍事博物館的朱德元帥在機槍訓練班上的講話照片是紅軍時期拍攝的第一張照片，作者就是蘇靜。老首長羅榮桓元帥知道蘇靜喜歡攝影，在一次出國訪問歸來時，專門為蘇靜將軍帶了一部有長焦鏡頭的萊卡牌照相機。羅瑞卿大將曾戲言，蘇靜是紅軍中的第一部照相機。
然而將軍一生喜好攝影，為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許多開國元勛照過相，卻從來沒有主動提出過和首長們合影。心如止水的蘇靜，也沒有感到有什么遺憾。不過，他覺得遺憾的是沒有和傅作義將軍合影，他們在北平和平解放後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
蘇靜將軍歷任紅一軍團總指揮部參謀、科長等職，參加了〖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歷任八路軍師東進支隊司令部秘書長兼軍法處處長、師司令部科長、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戰時工作委員會公安處副處長、山東軍區政治部秘書長等職，參加了平型關等戰役、戰斗。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山東軍區參謀處副處長兼情報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東北野戰軍司令部作戰處處長兼教育處處長等職，參加了開辟東北根據地的斗爭和遼沈戰役。平津戰役中，他作為我軍代表進入北平同傅作義的代表及傅本人進行和談，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