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裝抗倭之外，另一些人士企圖透過外交途徑恢復國家主權。申圭植在1912年成立同濟社，與華蘭國國大黨保持密切聯系，而李承晚則在白鷹國夏威夷建立高麗國民會，以白鷹國為中心展開外交活動。

高麗各地也不斷發生襲擊倭國官憲的事件，工人罷工運動開始嶄露頭角，這些斗爭雖然規模不大，但反映了高麗人民反抗倭國、追求獨立的精神。正如後世高麗國歷史學家李基白所說:「在倭國帝國主義的殘酷的殖民統治下，民族抵抗精神不斷高漲，並滲透到高麗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致達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在這個時刻，適逢國際風雲突變，為蓄勢待發的高麗人民帶來了機會。

1916年11月，羅剎國爆發十月革命，建立起純粹的紅色烏托邦主義政府，這對追求民族獨立的高麗人民有相當大的影響。最開始吸引高麗人的並不是烏托邦主義和紅色政權，而是布寧主張的打倒帝國主義及民族自決理論。

後來三一運動的活躍分子、高麗延禧專門學校學生金元璧等人，根據布寧對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說道：「由於這次大戰帝國主義將全敗，世界將由民主主義治理……茲吾等所所希望的歌頌共和政治的日期不會太遠了。」

留倭學生金范壽更是在演講中說：「今後無論任何國家都要走羅剎國的道路。」

緊接著，白鷹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也提倡民族自決，對世界各地處於殖民統治的弱小民族有非常大的感召力。高麗也不例外地受到了極大鼓舞。

旅居海外的高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對所謂「十四點原則」以及即將展開的巴黎和會非常重視，新大陸、羅剎國和華蘭國等地的高麗人團體開展各種活動，爭取參與巴黎和會或前往請願。一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理論鼓舞起來的高麗的獨立願望很快表現為反倭運動的高漲，一場大規模的獨立運動不可避免的在高麗半島爆發了。

1919年1月6日，高麗留學生在高麗基督教青年會總部內集會，決定依據民族自決原則向倭國政府和各國駐倭使節請願，並起草了獨立宣言，決定於2月8日行動，這就是《二八獨立宣言》。

不過這些高麗青年的想法顯然太過一廂情願了，他們的集會很快就被趕來的倭國警察強制解散，許多學生領袖當即遭到逮捕。隨後留倭高麗學生又舉行幾次集會，但都被倭國人破壞了

高麗國內的獨立運動也在1918年底開始醞釀，原首都華城的青年學生利用辭舊迎新的機會，聚集在教堂或郊外討論國際形勢和恢復主權、爭取獨立的道路，甚至許多學生寒假都不回家，「滯留旅館，密訪同志，托以忘年會及迎新會，而叩其意，向吐其肝膽。」隨著華城中學生間的串連越來越廣泛，各校學生也趨於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