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日軍投降之前，縣城各據點，還都四處張貼著偽縣政府用五千元大洋懸賞虞新河兄弟人頭的布告。

日軍投降後，虞新河、虞新民兩兄弟，駕著馬車，腰插雙槍，帶著佘氏姐妹倆，風風光光地回到故鄉虞家村。此時，家中已經片瓦不存，一貧如洗，但村民們還是共同推舉虞新河擔任了族長。

虞新河、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家老宅的廢墟之上，興建了兩座大草屋。並從枯井里挖出當年佘先生藏匿的書籍、器物和少量金銀，決心從零開始，重振虞氏家業。

抗戰勝利那年春節，兄弟倆分別與佘氏姐妹大婚。姐姐佘文芳嫁給虞新河，而妹妹佘文秀，則嫁給了虞新民。據說，成婚大典是當年虞家村、乃至全縣的一大盛事，四周鄉紳都來慶賀。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破裂之前，gcd的縣長和國民黨的縣長，都親來賀喜。

國共內戰開始前，省主席韓德勤手下愛將，國民黨蘇北四縣游擊總指揮徐志泰少將，曾對只有20歲的虞新河許以稅警團團長的高官厚祿，但虞新河兄弟倆不想參加內戰，國仇家恨已報，他們甘願隱身民間，當回農民。

讓成年後的虞松遠始終不解的是，愛憎分明的父親和小爺，為什么沒有加入gcd呢，這成了虞松遠後來的一塊心病，一直想搞個明白。

父親和小爺，母親和小嬸，對他們那幾年的行蹤，從來緘口不言，秘而不宣。但虞松遠還是從村子里老人們的口中得知，或許是姨爹的死，讓他們選擇自願為民。

姨爹雖然屢次抗擊日寇，有功於國家民族，但他是一個舊軍人、小地主，性格又過於耿直剛烈。在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中，他因鬧情緒和消極抵制，而受到殘酷斗爭，最終郁悶而亡。姨奶也被作為地主婆，游街批斗，後因不甘受辱，在姨爹死後第三天，也投河自盡。

虞松遠自己也認為，姨爹雖然是個地主，但他所在的地方，當年都是茫茫葦盪和荒野草灘，他所有的土地並不是搶奪、霸占別人來的，而是他自己帶領子侄開荒所得，也難怪他想不通要鬧情緒。想到這點，虞松遠開始有點理解大和小爺了。

那時候，姨爹的兒子和侄兒們都已經逃到了外地親戚家。姨爹和姨奶的後事，都是父親虞新河和小爺虞新民兄弟出面承辦的。他們兄弟倆威名遠揚，又無可以批斗他們的理由，地方干部們並沒有為難他們。

姨爹的死是不是父親虞新河兄弟倆甘願埋名鄉里的唯一原因，虞松遠不得而知。但他能肯定，威名赫赫、英雄無敵、曾令日寇聞風喪膽的父親和小爺，姨爹姨奶的慘死，肯定對他們的人生選擇，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到1949年蘇北全境解放時，虞新河早已家道破落，僅剩下幾間四面漏風的破茅屋，已成了地地道道的赤貧農戶。土地改革時，被評了個下中農的成份。家里唯一值錢的東西，是從老宅地下枯井里悄悄起出的幾件古物，包括幾本線裝古書、一些字畫、瓷器，以及一塊明代御賜燙金牌匾。

「社教」運動時，村里和全國各地一樣，都流行破「四舊」。虞新河的父親曾是著名鄉紳，雖然此時他們家已經是地地道道的貧困農民，但村里的破「四舊」，還是得從他們家開始。

虞新河的三女兒虞琴，主動帶著運動積極分子們，來抄自己的家，讓虞新河兄弟痛心疾首。精心珍藏多年的這些帶有祖先印跡的、起著文化傳承功能的古物，瞬間被無情的火焰化為灰燼。

在抄家的人到來前，虞新河兄弟倆匆匆將部分線裝古書卷起，藏匿進一口腌咸菜用的大瓮內，埋入茅廁旁邊的地下。這十幾本書，也才得以幸免於難，成為後來虞家唯一值得珍藏的傳家之物。

虞新河雖然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但卻能武亦能文。他與兄弟虞新民兩人，從小練得一身好武藝。但虞新河骨子里，還是一個正直、地道的舊式文化人，一手正宗的蘇體大氣磅礴、氣貫長虹。

由於家學淵源，他們兄弟二人並沒有到進步學堂上過學，更沒有接受過新思想的熏陶。小時候，家有私塾，他倆與佘氏姐妹，是被封閉在家塾中，讀過四書五經，習過諸子百家，歷代典藏也多有博覽，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

但平時，虞氏兄弟為人極其低調，絕無酸腐之氣，一生以勤奮務農為本。他們勤儉持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常生活與全村農民毫無異樣。平時在村里，誰家有紅白喜事，需要對聯時，他們張口就來，信手寫出，如此而已。

教授與陳老師兩家從蘇南下放而來，兩輛車傍晚來到村里。車輛剛剛停下，周昆就帶著武裝民兵端著槍，高呼著口號，將他們圍在一起。圍觀的村民們，也都跟著呼喊著口號，手臂舉成樹林，現場成了一場臨時批斗會。

年邁的教授和瘸腿的陳老師，低著頭，聽著周昆宣布對「四類分子」的各項改造政策。彷徨四顧的老弱病殘，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兩個嬌滴滴的美貌少婦，以及少婦懷抱中被嚇得哇哇啼哭的三歲**，猶如一群羊落入狼群之中。

虞新河看不下去了，他分開圍觀的人群，「老周，天色已晚，先讓人家老老小小安頓下來！」說著，又朗聲對周圍的人群說，「願意幫忙的留下，不願幫忙的馬上都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