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克很想把辯論的方向拉回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的方向上。
於是他道：「就算您的道理是有道理的，或許厚葬久喪真的可以導致人口減少，但這畢竟是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啊！難道您能夠明白聖王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什么嗎？」
「愚鈍的人看到聰慧的人在夏日晾曬蘆葦，只有到冬天才能知道原來要修繕房屋。您又怎么知道聖王做的那些事，將來才能明了呢？如果隨意更改，您可能就會和愚鈍的人一樣：認為夏天炎熱，可以乘涼，不應該去晾曬蘆葦。」
「然而等到冬天您明白過來的時候，卻已經晚了啊。所以，除非您能說明白聖王做的所有事背後的道理，否則您的道理我是不能接受的。」
任克的話音剛落，旁邊就傳來一陣笑聲。
他也立時覺得自己說的好像有問題，果不其然，適大笑道：「其一，我們討論的是『節葬節用』是不是堯舜禹湯的道理？還是我們在討論『厚葬久喪』會不會讓人口衰減？」
「如果您要討論『節葬節用』是不是堯舜禹湯的道理，那請您在這個問題上認輸，我們墨家自會有人與您討論這個新問題。」
「我在跟您爭論這頭牛是黑牛還是白牛，您卻和我爭論說，馬比牛跑得快……這是可笑的。」
說罷，辯五十四起身行禮道：「墨辯，請與您爭論聖王之道。」
任克不答，心說應對一個最年輕的墨者高層人物，我都有些難以支撐，何必要自尋羞辱？
原本以為這是個可以應對的人，不想這人卻也得了墨家辯術的精髓，這倒是沒料到。
他還在那思考適剛才說的那番話中的漏洞時，適又抓住機會趁著他還在思考又尚未找出的時機，打亂了他的節奏，大聲道：「其二，堯舜禹湯，難道不是為了利天下嗎？昔日有巢氏為了躲避野獸，教人建造房屋，那么現在想要做聖人的難道就一定要去建造房屋嗎？或者說不去建造房屋的人，就不能被稱之為聖王嗎？」
「昔日舜帝用耒耜耕種，難道如今的人們不用耒耜而用新的農具就是不遵守聖王之道了呢？」
「聖王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利天下。就像您吃飯是為了不餓死一樣，可以吃米，可以吃粟，也可以吃麥。您手中有麥無米，卻說聖王只吃米，所以您餓死了，那么聖王只會認為您愚鈍，而不是贊賞您遵守了聖王之道。」
「舍棄利天下，而去追求聖王的行為，這就像是舍棄了珠寶而留下了珠寶盒一樣，這是可笑的。」
「越地有鳥田，上古之時，愚鈍的人看到鳥飛來，只想著用繩索捕捉；而大禹看到鳥飛來，則會想到以鳥耘田。如今愚鈍的人因為大禹的教化，也知道用鳥來耘田；可如果大禹尚在，難道還是會選擇耘田嗎？」
「相反，若如今尚在，大禹會選擇用繩索捕捉，轉而種植兩季稻米，以防止被鳥吃掉。難道說大禹用繩索捕捉飛鳥，大禹也變得愚鈍了嗎？」
「我聽聞有這樣的故事，楚人攜劍渡江，劍落入水中，他便在船上做了一個記號。眾人問他為什么不去撈取，他說劍是從記號處落下的，只要到了岸邊在記號下撈取，就可以。難道現在追求那些原本規矩、並認為不可更改的人，不是和這個楚人一樣愚笨嗎？」
一旁的楚使有些不太願意聽這話，這時候楚國極為強盛，也不是當初剛剛自稱蠻夷不服周的時候，因而天下人很少拿楚國開玩笑。
適講的那個刻舟求劍的笑話，本也是楚國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後才出現的笑話，以現在而論……說起笑話一般還是以宋、衛這兩個弱國為主，以免友邦驚詫。
不過楚使很滿意墨者對魏人的態度，最起碼證明當初嘉禾事，並非是墨者主動與魏人聯系的。
如此看來，或許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這邊差不多。
楚使暗覺萬幸，也覺的楚王頗有眼光，否則魏人捷足，只怕將來形式大為不妙。
楚王既說，這是屈巫臣教車戰於吳、伍子胥築姑蘇。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縣一觀，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銳利獨到，當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這個年輕的墨者辯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體出仕一國的顧慮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體出仕一國為基礎，盡可能得到一些對楚人有利的事物。
場內的墨者對於適的表現頗為贊賞，墨子也頻頻點頭，很清楚適的說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從何而來的問題上，墨子明顯能覺察到適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講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會出現一個詭異的現象：講完道理之後，再編造個故事，說聖王也是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歡這樣的。
此時天下，聖王就是最好的標准，任何一家學說都要想辦法往聖王那邊靠。
但適談及這些事的時候，從來都是避諱聖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著一點：聖王是為了利天下。
至於做法，不可考也不是萬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聖王的做法。反過來，實際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標准。
有時間，就編個聖王的故事，反正知識壟斷的時代，百家這些有知識的人都在胡編亂造——一個簡單的國人共和，就有四五種說法，都是朝著自己學說上靠。
基本上，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歷史發明家」，靠發明歷史來論證自己的學說。
因為處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舊的歷史在沒有發現其中隱藏的規律之前，很難直接拿來用，那就只好編造些遠古的、不可考的故事，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適則是直接跳過編歷史的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與利天下，作為最高標准。
是否能利天下，與聖王是否做過無關，只與推論出的結果有關。
這是和其余墨者與人辯論時候最大的不同，這也是墨子選擇適作為宣義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對手可以反駁聖王沒這么做過，但是不能反駁聖王不是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著墨者和適融合之後的那些道理去講，又似乎很難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