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解決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准則、承認各國之間分裂的現實，因為孔子的手段已經證明無效，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認現實，依靠「兼愛」的說教和道理的宣揚，解決鄒人、越人、魯人、齊人的問題。

適的解決辦法，則是說教太難了，那我們統一吧，統一之後不就不存在鄒人魯人的問題了？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太難，我們不去解決問題，而是把這個問題本身搞掉，換個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不就得了？

只要能夠完成大的「同義」，那天下也就離兼愛更近了一步。到時候要解決的只是「我愛鄉里人勝過愛外鄉人」的問題，而鄒人魯人的身份消失了成為了天下人。

解決不了問題，那就解決問題本身。

如此，「義戰」與「不義之戰」的理論就必須要解決。

單純的內戰，基於墨家的義，必然是不義的，尤其是為了掠奪土地和財富的諸夏內戰，這是墨子定下的基調，是可以修正理論，但是不能在原則問題上顛覆。

然而，如果是因為貴族的存在不合理、一個統一的諸夏更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貴族制度之苦的庶農工商、並且用「君臣民之通約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論解釋庶農工商獲得政權的合理性，那么這就解決了「義戰」的問題，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單純的諸侯相爭的內戰。

所以這一次會盟的基調，就必須圍繞這個問題，逼著諸侯承認一件事：墨家對齊國一戰是合理的。

怎么逼著諸侯承認？那就必須要算好各國的態度，出讓一些國家的利益，獲取另一方得利國家的口頭承認。

這也正是適對於「非攻立國」一派充滿警覺的原因，也是他成為巨子的第一場講話就認為「非攻」是對的、但是不符合現在的局面、需要換一種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因為「非攻立國」一派，是基於墨子的「非攻」之義的，不能反對非攻本身，只能反對此時非攻。

而且因為墨子的理論和威望，導致「非攻立國」的言論是有理論基礎的，也有足夠的泗上的自耕農的人口基礎，這是危險的。

周天子宗法體系崩塌之後，諸夏的局面有點難看。

非攻立國，導致的延續必然是周天子體系的徹底崩塌，「非攻」和「義戰」的國際法將可能出現，可能使得諸夏成為「國際」而非「天下」，使得墨家今後的一天下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名為民族覺醒的阻礙。

到時候，墨家內部就會出現思想混亂，這是絕對不容許出現的局面。

所以，這一次齊地締結和約以及之後的諸侯會盟，必然不能談「非攻」這個問題，也絕對不能以「第四次弭兵會」為主題。

因為適剛入墨家的時候，說的是墨家的未來是「約天下之劍」。

這個解釋有兩種。

適修正後的解釋。

原本墨子的「非攻」的解釋。

這就使得墨家內部的局面其實原本看起來要復雜。

對齊締結和約，適要壓制激進派，他們支持適對約天下之劍的解釋，所以他們希望趁此大勝快點解決天下的紛爭，同義一之。

會盟諸侯，適要壓制非攻立國派，他們會支持適在齊國退兵的舉動，但是卻可能以「非攻」和約天下為會盟的主題。因為墨家現在已經挺強大了，那應該繼承子墨子之志，做各國諸侯的約束者、做非攻之法的執行人、做諸夏的憲兵和非攻之國際法的刑吏。

即這個「約天下之劍」，是「墨家的義做執劍人的義，約天下人的劍」還是「墨家這個政治主體做執劍人，約天下諸侯的劍」的分歧。

適有自己的嫡系派系，不過墨家內部不可能真的是上下一心無派無系。

對齊和約是要「說服」高孫子一系，而不能用非攻立國派來壓高孫子。

諸侯會盟的主題和今後重「誅不義」而輕「非攻」的輿論基調，要結盟高孫子「壓服」非攻立國派，而不是簡單的說服。

換而言之，高孫子那邊可以講道理和作為同志的批評，但是非攻立國派要被「批判」。

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因而，對齊和約這件事，事必須要把道理一一擺明，要說服高孫子，要用道義、利益、將來的局勢三個方面都要證明合乎墨家之義、合乎天下人的利益、對將來的局勢大為有利。

只有這樣，才能夠達成目的，說服這個很重規矩但也很執拗的人。

只講利益，不講道義，天下諸侯誰都可以講，唯獨墨家不行，早有諸侯說過，墨家的義有時候就是墨家的鐐銬羈縻，比如屠武城拖住公造冶這件事就是利用這個「缺點」。適這個巨子不講義，那他很快就會被推翻，商丘改組之後墨家的巨子必然是要掌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

而墨家本身的功利主義特性，又使得適不能夠空談道義，還必須要講實實在在的利益，否則他也不會多數的講實踐實際的墨者的支持。

至於將來的局勢，那是關起門來說，只要在場的人認可就行，而且這些年來適對局勢的判斷一直大體正確、甚至有些時候「未卜先知」，這是可以利用的一個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