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無產階級男x來說，父權是使其財產和名譽永存的最基本方式。用父權和男子氣來解釋男x榮耀的那種傳統鄉村式方法被工人階級沿襲，這種傳統解釋幫助塑造了他們的身份。
在私人生活的全部場景中，父親去世是最為重大和意味深長的，也是小說和繪畫中反復出現的一幕。臨終之時已經不再是男人表達最後遺願的時刻，而是有相關的法律規定。這一幕也是最後告別、權力移j、大型聚會和寬恕調解的時刻，同樣也是新的仇恨的源泉。
母親則要小心謹慎地死去。丈夫已經去世，她獨自一人，年老體邁，看著自己的孩子離開家。一般來說，她無權掌管房產或儲藏室的鑰匙。在熱沃當，母親被視為是由自己丈夫的繼承人供養的人，而這位繼承人在給她和她的其他孩子提供食宿時可能會顯得非常吝嗇。
當一位父親即將死去時，他「將孩子召至床前」，就像是神話一樣。在里爾，卡羅利娜？布拉姆親眼見到了被人稱為「好父親」、一個王朝的建立者老路易斯？布拉姆之死。長期不和的兄弟們聚在布拉姆床前。卡羅利娜在r記中描述了這一幕：「『好父親』親吻了我們，然後將我父親和叔父叫到身邊，給了他們幾本書，吩咐了一些公務上的事，推薦了他的一些奴仆。他的臉上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神聖之感。」普魯東的父親是一位貧窮的木桶匠，死時卻選擇了一種高貴的方式。他邀請親戚和朋友來吃飯，飯後向他們道別：「我想在死去之時有你們陪伴在我左右。現在請給各位上咖啡。」
對於所有家庭來說，父親去世都是經濟和感情上的一次打擊。正是這件事使這個家庭瓦解，使其他家庭得以形成，使人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因此在一些家庭中，有些成員是渴望父親死去的，因此法律對弒父的懲罰是非常嚴厲的。這是一種該受天譴的行為，宣判無罪幾乎不可能，大多都被處以絞刑，從而給家族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
然而，除了謀殺，還有許多種殺死父親的方式，包括孩子自己神經病發作。薩特就將福樓拜的病看作是「謀害父親」，因為阿希爾…克萊奧法斯想讓年輕的居斯塔夫從事律師業。「居斯塔夫本來會成為一個公證人，因為根據預言即阿希爾…克萊奧法斯的意願，他已經是一個公證人了。」薩特繼續說道，「福樓拜的神經官能症就是父親本身，就是內心的超我，這使他變得軟弱和消極。」他父親的死使他擺脫了無法承受的重負。就在他父親埋葬後，他宣布自己的病已經痊愈，「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像是將疣消除掉一樣……終於解脫了！終於解脫了！我要去工作了！」
父親去世是19世紀早期連載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情節，在這些小說中，家庭結構扮演著強有力的角s。父親去世也是兒子成熟和娶妻的唯一途徑。
廢除設立遺囑的權利被勒裴稱為對父親的謀害，但這項新制度允許並鼓勵分割財產，從而使父權制土崩瓦解。在那些家族勢力龐大的地區，這項新制度被視為一次毀滅x的打擊，因而遭到抵制；而在其他地區，如法國中部，則受到熱烈歡迎，人們稱之為一大進步。1907年，埃米爾？吉約曼公開指責舊式家族是「父親對孩子的一種剝削」，並希望能夠永久禁止這種虐待。即使在奧克文化仍然存在的地區，圍繞這個問題所產生的混亂狀態在整個19世紀也曾一度加劇。
隨著19世紀的推移，父親在法律上的特權也在非常緩慢地消失，這種消失一部分是因為婦女和兒童的呼聲不斷增加，一部分是因為國家漸漸加大了介入的程度，尤其是介入貧窮家庭的生活，理由是父親無法提供某種關鍵x的需要。1889年針對無能力父親的法律以及1898年針對虐待孩子的法律使國家發揮了重要作用，顯然，目的在於保護孩子的利益。1912年制定的法律是自1878年多次立法以來的極致，它賦予婦女出庭證明親子關系的權利，其范圍不僅包括誘拐或，還包括「欺騙x誘j」（這種情況還可以提j書面證明）。該項法律的擁護者——慈善家、立法者和神職人員——表示對未婚母親和被遺棄的孩子堅決支持。
法律對妻子不斷增加的支持表明丈夫的權力正在減少，同時婦女還具有離婚和分居的權利（1884年賦予），而大部分離婚都是應婦女的要求而出現的。對案例法的研究證實了這一現象。例如，夫妻分居後，如果孩子由父親監管，外祖母探視孩子的權利就是一個問題。直到法蘭西第二帝國，父親一直不允許外祖父母探視孩子。1867年，一項史無前例的決定滿足了外祖母的要求，目的是「為了孩子的利益」。
但是這項法律只是同意施加一些壓力，而正是這種壓力最終導致家庭發生轉化。托克維爾19世紀早期在美國看到的那種以自由婚約為基礎的家庭並非是現代社會自然的和革命的結果，而是妥協的產物，而這種妥協又刺激產生了新的欲望。
婚姻與家庭（1）
作為家庭的熔爐，婚姻是人類學和人口學研究的焦點，這里需要簡單介紹一下這些研究結果。安娜？馬丁…菲吉埃將在下一章介紹婚禮，之後阿元蘭？科爾班將討論感情在家庭中r益增加的重要x以及對情感和x滿足的要求。
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放在19世紀婚姻的幾個重要特點上。異x之間互相愛戀的夫妻建立起一條強有力的准則，這條准則排斥同x戀和獨身生活。19世紀的特點是以婚姻為焦點，婚姻具有數不清的功能，它既是一項戰略聯盟，又是滿足x需要的工具。用米歇爾？福柯的話說，「家庭是與婚姻的j換媒介，它將法律變成了滿足的工具，使快樂與熾熱的情感被婚姻的重重規定所束縛。」j換費率視情況而定，但資產階級是幕後主導這項j易的人：是自我意識的一種形式，婚姻與欲望並非總是一致，其實是相去甚遠，二者之間的沖突通常是導致一幕幕家庭戲劇與婚姻悲劇的根源。婚姻悲劇越嚴重，就越需要疏導或抑制欲望。當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時，人們開始反叛既定婚姻，因為它是許多浪漫戲劇與無數激情罪惡的根源。
19世紀婚姻的這些特點在人口統計數據中得到了反映。一般來說結婚率是比較高而且穩定的（大約千分之十六），只有兩個時期例外，一個是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一個是在1875至1900年之間。後一種情況使人口統計學家非常擔心，他們認為是由出生率下降所致，於是發起了一場反對單身的運動，但實際上當時的獨身比例非常低，50歲以上的人中，男x中只有10％，女x只有12％未婚。
這一時期的另一個人口統計特點就是結婚年齡下降。在傳統社會中，晚婚是避孕的主要手段。普魯東聲稱，他的祖上就是「盡可能晚地結婚」。他雖然意識到了這對於x的影響，但仍然支持晚婚。在19世紀，早婚成為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人們對於避孕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盡管避孕方法仍然沒有什么進步）；第二，財產不多但足以維持一家人生活的這種觀念已經為人們所接受，於是考慮早婚的人便多了起來。
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在工廠做工的工人，甚至資產階級也想盡可能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家庭。「在文明世界，」泰納寫道，人們的主要需求就是「一份工作和一個家庭」。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也是逃離父權、獨立生活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女人，她們也開始尋找年輕、稱自己心意的丈夫，而不願與一個白胡子老頭結婚。對於祖父杜邦？德？弗朗居西爾與祖母相差幾乎40歲，喬治？桑德感到驚愕萬分，而她祖母卻有一句精彩的回答：「是大革命將老年人帶入了這個世界。」溫和的卡羅利娜？布拉姆對這些習俗表示了不滿，在參加一個「新郎與新娘年齡相差一倍」的婚禮時，她說道：「我不喜歡這種婚姻。」她最終選擇了一個年齡與她相仿、年僅19歲的小伙子，對此她的家庭並不贊成。
事實上，平均比例與價值取向在以家庭結構為主要因素的領域內並沒有什么重要意義，埃爾韋？勒布拉和埃馬紐埃爾？托德所描繪的情形很有說服力：「早婚比例是社會對年輕人實施控制的指示器……晚婚暗示著專制的家庭結構，這種結構產生出大量單身漢，他們一生的身份都是一個長大了的孩子，在他們已婚兄弟姐妹的家中則是永遠的叔叔。」1830年，在布列塔尼、中央高原、巴斯克地區、薩瓦和阿爾薩斯，婦女的結婚年齡都比較大，到1901年則有所下降。馬爾薩斯學說在天主教地區盛行，因為教會在控制生育方面更傾向於晚婚。書包網。想百~萬\小!說來AK小說
婚姻與家庭（2）
正確選擇配偶是家庭戰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族通婚甚至近親結婚在各地和社會各階層都非常盛行，其中部分原因可以用社j類型來解釋：人們與同族結婚是因為將其視為正常的生活程序，人類繁殖（即皮埃爾？布爾迪所指的那個意義）就是這些程序的自然結果，這些程序雖然在c作中是確定的，但不應該妨礙個人以各種方式服從或反叛的自由。
由於移民，古代鄉村地區曾經一度盛行的近親結婚在19世紀減少了，但即使是那些移民仍然受家庭約束。19世紀早期，阿韋爾格納和利穆贊在巴黎與鄉村之間定期來回往返，他們在城市里同居，卻在鄉下結婚。馬丁？納多也是這樣，他在鄉下結婚一部分是因為個人吸引力（一個眼神就足以使他的未婚妻著迷），一部分是因為他必須小心謹慎地服從父親的意願。
因為比女人有更大的靈活x，男人可能是放松限制最大的受益者，這個假設被馬丹？塞加朗對厄爾省弗雷維地區的研究所證明（參見下表）。
弗雷維地區本地居民之間的結婚情況（％）
時間男人女人
1753～1802年
1853～1902年
早在19世紀70年代，城市中的社j活動便逐漸增多，無數人口統計學研究（如甘岡、波爾多、里昂、默朗、巴黎和其他地區）顯示，與其他城市的人結婚的比例在穩步增加。很快，城市社區變成了一座鄉村。在19世紀的貝爾維爾，「男人和女人在一個非常有限的空間內相遇並結婚」，不拘禮節的親密代替了社j生活，傳送眼神、互相j談和打情罵俏打破了舊式禮儀。
同族婚配的比例在各地都很高。資產階級家庭中的婚姻是由家庭及團體利益支配的，其中所遵循的規則便是同族婚配，如魯昂從事棉花貿易的新教實業家族合在一起，簡直可以組成一支具有同族血源的芭蕾舞團。在簡瓦丹，婚姻要遵循嚴格的規則，意在保持各方利益的平衡；財產、嫁妝和女人的分配要定期實行。將來要繼承遺產的兒子與年紀較小的女兒結婚，而帶有嫁妝的姐姐則與小兒子結婚。
工人也要遵循這種j換原則。在里昂地區，玻璃廠、綢帶廠和金屬制造廠的工人都在各自圈子內尋找結婚對象，結婚時邀請的也是同行人士。工作與私人生活互相影響，與職業、家庭及地區緊密相連。這種「同族婚配」制在聖夏蒙的綢帶工、吉沃爾的玻璃工以及巴黎聖昂多那的木匠中都可以找到，他們的技術和激進的政治傳統都是代代相傳的。
在社會流動x不大的團體中，人們對等級上的細微差別非常敏感。瑪麗是一個19歲的手套工，來自上維埃特省的聖朱尼昂，她的住所對面住著表哥，一個割羊皮的皮革工，這在手套制造業中是一種比較高級的技術。據一個研究瑪麗家庭的學者稱，在這兩位年輕人當中「根本沒有浪漫」可言，「因為在工人的等級中，瑪麗要比她表哥低上許多，根本不可能考慮婚姻」。
這些人對於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嫁妝非常敏感。勤勞的仆人和工人對於能夠當上妻子感到非常自豪，而像來自里昂的諾貝爾？特律甘這樣的年輕工人，則省下錢來支付賬務或者用來做生意。女人在下層階級中的角s就是一個儲蓄機構。
1828年，《爭論報》報道了一件因感情而引發的犯罪。一個年僅19歲、來自裁縫家庭的女工被一個20歲的工人追求，他送她回家，「拉著我的胳膊」，要她的父母同意他們的婚事。她父母開了個會，認為這個年輕人既不真誠，也不能g，因而不能娶他們的女兒。她父親不喜歡年輕人的長相，「他長得不像一個裁縫。」女孩後來作證說，「從外表來看，我認為我挺喜歡他的，但既然我父親反對這件事，我就拒絕了他。」遭到拒絕後，年輕人怒火中燒，他的願望被這個家庭鋼鐵一般的意志阻擋了。許多19世紀的犯罪案例都是因為不可能的愛情而引發的。
婚姻與家庭（3）
對於小資產階級家庭來說，合適的婚姻可以提高其社會地位，因此婚姻便成了一件需要戰略謀劃的事情。同族婚配在工人當中不太明顯，他們都尋求與他們地位之上的人結婚。例如，郵差不願與同事結婚，因為他們在夢想找一個不必工作的妻子。許多女郵差終身未婚，因為她們反過來也不願與體力工人結婚。對於婦女來說，獨立的代價通常就是孤獨；而對於一個正在向上爬的男人來說，金錢並不比女人的階級、聲望、家庭主婦的資質甚至美貌更重要。夏爾？波瓦利被愛瑪所吸引，因為她打著一把y傘、皮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