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打算。把樓上的一邊再騰出一角來，我們和爸爸、薩申卡，還有紐莎，搬到盡頭的兩個或者三個房間去，不過必須是連通的，整幢房子的其余部分都不要了。這樣剛好和臨街的一面隔開，當中的一間裝上這種鐵爐子，煙筒從氣窗伸出去，洗衣、用餐、燒飯和起居會客都在那里，別白燒這個爐子。也許上帝保佑能讓我們度過冬天。」
「那還用說！肯定能過冬，毫無疑問。你想得真周到，好樣兒的。你想到沒有，為了表示采納你這個方案，把那只鴨子燒好，請科利亞舅舅一起來慶賀我們喬遷。」
「好主意。我還可以讓戈爾東拿點酒精來。他能從一個實驗室里弄到。現在你看，這就是我說的那個房間。我挑選的，你覺得怎么樣？把皮箱放到地板上，下樓去把網籃拿上來。除了舅舅和戈爾東之外，還可以把因諾肯季和舒拉·施萊辛格也請來。不反對吧？咱們的洗臉間在哪兒，還沒忘記吧？到那兒去用消毒水洗一洗。我到薩申卡那兒去看看，讓紐莎到樓下去。什么時候能看他，我再喊你。」
對他來說，在莫斯科最主要的新鮮事兒就是這個男孩。薩申卡剛一落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就被征召入伍了。關於兒子他能知道些什么？
已經接到動員令並且在快出發之前，有一次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到醫院去看望東尼娜。正好碰上給嬰兒哺r的時間，沒讓他進去。
他就坐在走廊里等。在這一段時間里，和產房以及產婦的那一排病房盡頭成直角拐過去的嬰兒室的那條走廊上，傳來十幾個新生兒連成一片的啼哭聲；為了不讓襁褓里的孩子受涼，保育員匆忙地走著，兩邊的臂肘下面各挾著一個嬰兒，仿佛剛買來的一小捆物品似的，把孩子送到母親那里去喂奶。
「哇，哇！」小家伙們的哭聲都是一個調子，幾乎不帶任何情感成分，似乎是在完成應盡的責任。不過，在這齊唱當中有一個嗓音比較突出。他同樣是「哇、哇」地哭喊，同樣讓人聽不出有什么痛苦，不過好像並非出於本能，而是帶著某種蓄意把聲音降低的成分，頗有點y郁和木大友善。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決定給兒子取名為亞歷山大，以紀念自己的岳父。不知為什么，他當時就認定自己的兒子一定是這么個哭法，而且臉上還伴隨著預示一個人未來性格和命運的表情。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想象中，哭聲本身就包含著亞歷山大這個名字的聲音成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並沒有猜錯。後來知道當時正是薩申卡在哭。這是他對兒子所了解的頭一樁事。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對他的進一步了解，是根據寄到前線的信里附的照片。在那上邊看到的是個活潑可愛的胖小子，頭很大，撅著小嘴，叉開兩腿站在鋪開的毯子上，兩只小手向上舉著，仿佛是在做蹲跳動作。那時他剛一周歲，剛學走路，如今已經滿了兩歲，開始學說話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地板上拿起皮箱，松開皮帶，把里面的東西擺放到窗前的一張呢子鋪面的桌上。從前這個房間是做什么用的？醫生已經記不起來了。看來東尼啞把里面的家具搬走了，或者重新粉刷過了。
醫生打開箱子，想從里邊找出刮臉用具。窗口對面的教堂鍾樓的柱子當中，高懸起一輪明亮的圓月。月光灑在放在箱子里面的衣服、書和漱洗用具上，房間仿佛被照成另一種樣子，醫生這時卻認出了它。
這是空出來的去世的安娜·伊萬諾夫娜的儲藏室。過去她把壞桌椅和沒用的過時的雜物都放在這兒。這里還存放著她家族的文件，有幾只大木箱是夏天盛放冬季用品的。死者在世的時候，屋里四處的東西堆得幾乎碰到天花板，而且一般是不讓人隨便進來的。不過在幾個大的節日，孩子們來做客的時候，允許他們在樓上到處玩耍，也把這個房間的門打開。孩子們就在這兒玩捉強盜游戲，躲在桌子下面，用燒焦的軟木塞把臉塗黑，仿照假面舞會的樣子化裝。
醫生在這兒站了一會兒，想起了這些，然後才到樓下的前室去取網籃。
在下面的廚房里，靦腆的、怯生生的紐莎姑娘蹲在灶前，在攤開的一張報紙上收拾那只野鴨。一看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手里提著很重的東西，她的臉一下子漲紅了，麻利地站起身，一面拂掉沾在圍裙上的鴨毛，招呼了一聲就要去幫忙。但是醫生謝絕了她的好意，說他自己可以把籃子拿上去。
他剛剛走進安娜·伊萬諾夫娜過去的那間儲藏室，就聽到妻子在第二個或者第三個房間里面喊他：「可以來啦，尤拉！」
他於是朝薩申卡的房間走去。
現在的兒童室就是早先他和東尼啞學習的地方。睡在小床上的男孩子，原來並不像照片上那樣漂亮，不過他活脫脫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去世的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比她身後留下來的所有肖像更酷似。
「這是爸爸，你的爸爸，把小手伸給爸爸。」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說，一邊放下床旁的欄桿，讓做父親的更便於把孩子抱起來。
薩申卡讓這個陌生的、沒有刮臉的大人走到跟前，也許是由於後者驚嚇和觸碰了他，所以當後者剛朝他彎下身的時候，這孩子猛地從床上站起來，抓住媽媽的短上衣，惡狠狠地照他臉上打了一巴掌。薩申卡對自己的勇敢也害了怕，立刻撲到母親懷里，把臉用衣服擋住，大聲哭起來，孩子氣的辛酸痛苦的眼淚奪眶而出。
「哦，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輕聲地責怪他，「不許這樣，薩申卡。爸爸會想，薩沙不好，是個壞孩子。來，讓人看看你會不會親，親親爸爸。別哭啦，有什么可哭的，傻孩子。」
「東尼娜，讓他安安靜靜呆著吧。」醫生用請求的口氣說，「不要難為他啦，你自己也別不高興。我知道你又會胡思亂想，覺得這不是好兆頭，一定是個不好的兆頭。這都是無稽之談。本來很自然嘛，孩子從來沒見過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潑不開。」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喪，從屋子里出去的時候，懷著某種不祥的預感。
在此後的幾天里，他才領悟自己是多么孤獨。他並不責怪任何人。顯然，這是他自己希望並且爭取得到的。
朋友們都變得出奇的消沉了。每個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見解。在記憶中，他們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鮮明的。看來從前他對他們的評價過高了。
只要清理上還允許有錢人靠剝削窮人而任性胡為，那么，就很容易把這種怪事以及多數人受苦而少數人享樂的權力當成事物的本來面貌和天經地義的道理！
不過，一旦底層的人抬頭，上層的特權被取消，這一切就會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徹底同任何人顯然都不曾有過的獨立思考分手了！
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感到最親近的只是那些可以無言相對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還有妻子、岳父，再加上兩三個一起共事的醫生和幾位謙虛謹慎的普通職員。
按照事先的打算，准備了野鴨和酒精的晚餐聚會在他回來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舉行了。在這之前，他已經同所有被邀請的人都見了面，所以，這天晚上不能說是他們的初次會見。
在鬧飢荒的日子里，這只肥鴨變成了難得一見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夠佐餐的面包，這又使出色的菜餚失去了意義，甚至令人感到憤意。
戈爾東拿來的酒精是盛在一個葯房用的帶磨口瓶塞的玻璃瓶里。當時，酒精是投機小販最喜歡使用的一種交換手段。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里，根據需要滲上水，分成幾小份，隨著情緒的變化有時調制得酒性過烈，有時又過淡。原來，通過酒y的變化而使人產生不均勻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數穩定的酒的作用更大。這同樣也令人懊喪。
最引人傷感的莫過於他們的聚會和現時的條件完全不和諧。不能設想街巷對面那一幢幢房子里此時此刻人們也會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飢餓的莫斯科。城里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這類東西，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看來，只有和周圍的生活相似並能不留痕跡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單獨的幸福並不成其為幸福，因為鴨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經是獨一無二的東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鴨子和酒精的滋味。這是最最令人煩惱的。
客人們同樣有了種種不愉快的思緒。戈爾東的情緒還不錯。他吃力地動著腦筋，憂郁而又不連貫地闡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學的時候，大家都很喜歡他。
但是現在，他對自己也感到厭煩，於是就想對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見得成功的修正。他強打起精神，硬著頭皮裝出無憂無慮的樣子，不停地講俏皮話，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這類並非他慣用的字眼，因為戈爾東從來不善於從消遣的意義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羅夫到來以前，他給大家講的就是自認為可笑的杜多羅夫的婚事。這在朋友們當中已經有所傳聞，不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還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羅夫婚後將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這件意外的事令人難以相信的症結是這樣的：由於差錯，社多羅夫被征去當兵。在服役和等待把問題搞清楚這段時間，又因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級敬禮，他大部分時間干的是懲罰性的勤務。解除兵役以後的很長時期，只要一看到軍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還要舉起來，兩眼發花，仿佛到處都是閃亮的肩章。
那段時間，他無論做什么都不順當，出了種種差錯和紙漏。正是處於這種情況，他大概是在伏爾加河的一個碼頭上遇見了兩個姑娘。她們是兩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條船。也許是因為周圍有數不清的軍人走來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時又勾起了當兵的時候和敬禮有關的感受，他看都沒有看仔細就愛上了那位年輕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爾東不止一次地問大家。說到這里，他不得不草草結束這段描述，因為門外傳來了故事主人公的聲音。杜多羅夫走進房間。
在他身上發生的是相反的變化。先前一個不穩重的、任性的輕浮人，變成了一個神情專注的學者。
少年時期由於參與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學開除以後，有一段時間他在幾個藝術學校之間轉來轉去，最後終於被嚴肅的專業吸引住了。杜多羅夫在戰爭年代才從大學畢業，比同伴們都晚多了，然後就留在俄國史和世界史兩個教研室里。他在俄國史方面寫過有關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從事聖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對一切問題都很有興致，說話時聲音不高，略帶傷風似的喀啞，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視在一點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仿佛是在講課。
這次晚間聚會快結束的時候，舒拉·施萊辛格終於忍不住開始了抨擊性的談話，而大家的情緒正好也處於昂奮狀態，於是爭先恐後地大聲喊叫起來。從中學時期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就以「您」相稱的因諾肯季，這時一連幾次地問他：
「您讀過《戰爭與和平》和《脊柱橫笛碑沒有？」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早就對他說過正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因為大家爭論得厲害，社多羅夫並沒有聽清，所以過了一會兒，他又問：「您是不是讀過《脊柱橫笛》和《人》？」
「我可是已經回答您了，因諾肯季。沒聽清楚是您的過錯。好吧，就依著你，我再說一遍。我一向喜歡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這好像是陽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種繼續。更確切一點說，整個作品仿佛是由他創造的某一個年輕有為的人物所寫成的一部抒情詩，比如說伊波利特·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少年》里的主人公。天才的力量簡直所向披靡！這真是一語道破，說得多么斬釘截鐵和直截了當！不過，最主要的還是他把這一切都那么勇敢地一下子甩到社會的臉上，拋到更遙遠的宇宙空間！」
當然，聚會的中心人物還是舅舅。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說錯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並沒有到別墅去。外甥到家的那天他就回到城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已經見過他兩三次，兩個人說也說夠了，笑也笑夠了。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灰蒙蒙的一個y天的晚上，空中飄著細微的雨絲，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徑直來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的房間。當時的飯店已經只能根據市政當局的指示接待客人。不過，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到處都有熟人，他還保持著不少老關系。
飯店給人留下的印象只木過是一幢逃走的經理人員所拋棄的黃顏色的房屋。里面空空如也，雜亂無章，樓梯和走廊偶爾才有人收拾一下。
沒有整理過的這個房間的一扇大窗，俯瞰著一片在當時那個發瘋似的年代變得國無一人的廣場。它空曠得有些嚇人，似乎只有在夢中才會見到，並非當真就展現在眼前飯店的窗下。
這次見面是激動人心、令人難忘而又值得紀念的！他童年時代無限崇拜的人，少年時期左右他思想的人，現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
斑白的頭發給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增添了風采，一套國外縫制的衣服非常合身。在他那個年齡來說，他看上去還很年輕，還是個美男子。
當然，與周圍發生的巨大變化相比，他顯得黯然失色。一系列事件都把他甩到了一邊。不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絲毫不想用這種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的安詳、冷漠，談到政治話題時用的那種玩世不恭的口氣，都使他感到吃驚。他那自我克制的本領已經超過了俄國現實的可能。在這點上，恰好表現出他這個外來人的特征。這個特點太引人注目，顯得不合時宜而且令人感到不自在。
啊，不過他們見面之後最初一段時間想的並不是這個，也不是出於這個原因才哭著緊緊擁抱在一起，激動得上氣不接下氣，急切、熱烈的談話常常陷於停頓。這是由家族的親緣關系連接著的兩個具有創造力的個性的相逢，盡管往事的雲煙再度升起而又獲得了活力，種種回憶紛至沓來，分別期間發生的一樁樁的事也浮現在眼前，但是只要話題一轉到主要方面，接觸到具有創業精神的人都熟悉的事情上，兩人之間除了唯一的親緣關系以外的一切聯系都消失了，舅舅和外甥的身份隱退了，年齡的差距不見了，剩下來的只有彼此幾乎相當的氣質、能力和基本信念。
近十年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始終還沒有機會，這樣與自己的思想合拍地評論一個作家的扭力和創作使命的實質，自己也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感到適得其所。另一方面，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也一向沒有聽到過如此透徹、精辟的意見，這一番如雷貫耳的分析的確使他折服。
因為雙方的想法是那樣不謀而合，兩個人不時發出大聲的感嘆，兩手抱頭在房間里快步走來走去，或者跑到窗前，一言不發地用手指輕輕敲著玻璃，為相互這樣理解而感到驚訝。
這就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不過，後來醫生又在社交場合見過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幾次，和其他人在一起，他的表現卻變得讓人認不出來了。
他已經覺察到自己在莫斯科只是個過客，也不想拋棄這種感覺。他會不會認為彼得堡或者另外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始終是個不解之謎。他安於扮演一個政治上能言善辯、社會上有迷人勉力的角色。也許，在他的想象中，莫斯科也會開放一些政治沙龍，就像在巴黎的國民議會開始之前羅蘭夫人家里舉行的那種沙龍。
他不時到莫斯科僻靜的小巷走走，看看自己那些慷慨好客的、相好的女人，親密無間地同她們以及她們的男人開開玩笑，嘲弄她們那種半新不舊的思想、落後的生活和坐井觀天地判斷事物的習慣。現在，他可以盡情炫耀大量的報紙上的新聞，簡直就像從前的俄耳甫斯派教徒在宣講偽經一樣。
據說，他在瑞士還有一位新的年輕女伴以及未了的事務和尚未脫稿的著作，這次只不過暫時投入祖國的漩渦，以後如果能完好無損地脫身出來，他還是要返回阿爾卑斯山腳下。
他擁護布爾什維克，常常提起兩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名字，引為知己。其中一位是新聞記者，筆名米羅什卡·波莫爾；另一位是政治評論專欄作家，筆名西爾維亞·科捷利。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用不滿的口氣責備他說：「簡直是可怕，您都走到什么地步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您的那個米羅什卡，簡直是坑人！再加上那位利季亞·波克利。」
「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糾正道，「科捷利，西爾維亞。」
「反正都一樣，不論是波克利還是波普利，名字不說明問題。」
「對不起，木過總還得是科捷利。」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很有耐心地堅持著。他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進行著這樣的交談：「咱們有什么可爭論的？這些道理根本值不得論證。這是起碼的常識。多少世紀以來，基本的人民群眾的生存簡直不可思議。可以拿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來看一看，不管叫作封建主義還是農奴制，叫作資本主義還是工場化的工業，這種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和不公正老早就被發現了，早就在准備著可以把人民引向光明、使一切都各得其所的變革。
「您也知道，對舊的只做部分修補是行不通的，需要根本破除。也許這會招來整個建築的垮台。那又怎么樣？難道因為這很可怕，就該做的都不做，該發生的都不讓它發生？這只是個時間問題。這個道理能推翻嗎？」
「唉，我們談的不是一碼事兒。難道我是這個意思？我說的是什么？」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生氣了，爭論更加激烈。
「您的波普利和米羅什卡之流，都是昧良心的人。他們說的是～個樣，做的又是一個樣。這難道合乎邏輯？言行毫無一致可言。對了，請等一下，我現在就證明給您看。」
他開始翻找一本登載了自相矛盾的文章的刊物，推推拉拉地把寫字台的抽屜弄得很響，似乎要用這種聲音激發辭藻。
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喜歡在談話時從旁能有些閑事干擾，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