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走出農舍。田野盡頭的太陽漸漸落下去。落日的余輝映照著對岸，岸上孤零零的幾株樹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當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跨過大路，在草地上的一個石磨盤上坐下來休息。

從峭壁下邊伸出一個長了一頭淡黃頭發的腦袋，然後是肩膀，然後是兩只手。有人從那里提了滿滿一桶水爬上來。那人一看見醫生便停下來，從峭壁上露出半個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嗎？你別碰我，我也不動你。」

「謝謝。讓我喝點水。出來吧，別害怕。我干嗎要碰你呢？」

從峭壁後面爬出來的提水人原來是個少年。他光著腳，頭發亂蓬蓬的，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

盡管醫生說話和藹，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著醫生。出於一種無法解釋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滿希望地激動起來。他激動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醫生撲過去，但跑了幾步又停下來，喃喃地說道：

「不可能，決不可能，大概是做夢吧。對不起，可是同志，請允許我問一聲。我覺得您確實是個熟人。對啦！是呀！醫生叔叔！」

「可你是誰？」

「沒認出來？」

「沒有。」

「從莫斯科出來的時候，咱們坐的是同一輛軍用列車，在同一個車廂里。趕我們去做勞工。有人看押。」

這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醫生跟前，吻著醫生的手哭起來。

遭水災的地方原來是瓦夏的老家韋列堅尼基鎮。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當村子被洗劫並被放火燒毀的時候，瓦夏藏在鑿出的石d里，可母親以為他被帶進城里，急得發了瘋，跳進佩爾加河里淹死了。現在，醫生和瓦夏正坐在這條河的岸上談話。瓦夏的姐妹據說在另一個縣的保育院里。醫生帶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訴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許多可怕的事。

「地里撒的是去年秋天種的庄稼。剛種完就遭了難。波利啞姨媽剛走。您還記得那個帕拉莎姨媽嗎？」

「不記得了。我根本不認識她。她是誰呀？」

「您怎么會不認識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們坐的是一趟火車。那個佳古諾娃。什么事兒都掛在臉上，長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個老是編辮子解辮子的女人？」

「辮子，辮子！對啦！一點不錯。辮子！」

「懊，想起來啦。等等。後來，我在西伯利亞一座小城市里的街上遇見過她。」

「真有這回事兒！是帕拉莎姨媽嗎？」

「你怎么啦，瓦夏？你干嗎像發瘋似的搖我的手？小心別搖斷了。別像大姑娘似的滿臉通紅。」

「她在那兒怎么樣？趕快告訴我，快點。」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身體很健康。她說起過你們。我記得好像她在你的家里住過或做過客。可也許我記錯了。」

「那還用說，那還用說！在我們家，在我們家。媽媽像親妹妹那樣愛她。不聲不響，愛干活，手很巧。她在我們那兒住的時候，家里充滿歡樂。村里的人把她從韋列堅尼基鎮擠走了，說了她很多壞話，讓她不得安寧。

「村里有個人叫長膿瘡的哈爾拉姆。他追求過波利姬。他沒鼻子，最愛說人壞話。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為這件事恨上了我，說了我和波利啞的很多壞話。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們就從此開始倒霉了。

「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出了件凶殺案。一個孤單的寡婦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樹林子里被人殺死了。她一個人住在樹林子里。她愛穿帶松緊帶的男人皮鞋。她家門口鎖著一條凶狗，鎖鏈夠得著房子的周圍。那條狗叫『大嗓門』。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干，用不著幫手。好了，誰也沒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婦還沒刨土豆呢。她上韋列堅尼基鎮找人幫忙。『幫幫忙吧。』她說，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錢也行。『

「我自告奮勇幫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兒的時候，哈爾拉姆已經在那兒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兒去不可。她沒告訴我。可是，也不能為這事兒打架呀。於是就兩人一塊兒干活。在最壞的天氣里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爛泥。刨呀，刨呀，點燃了土豆秧，用熱煙烤干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們公平地算了賬。她打發哈爾拉姆回去，可對我使了個眼色，說還有事兒找我，讓我以後再來，要不就留下不走。

「過幾天我又上她那兒去了。『我不想，』她說，『讓多余的土豆被人沒收，被國家征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你瞧，我什么都不瞞你。我本來可以自己挖個坑，把土豆藏起來，可你瞧外面什么天氣。我明白過來已經晚了，冬天到了。一個人干不了。給我挖個坑，我不會虧待你。咱們烤干了，倒進去。』

「我給她挖了個坑，為了藏得嚴實，挖得下邊寬，出口窄，像個瓦罐。坑也用煙熏干、熏熱。那天正刮著暴風雪。把土豆藏好，蓋上土，該做的都做了。一點痕跡都沒有。我當然沒對任何人說起挖坑的事，對媽媽和妹妹們都沒說。決不能干那種事呀！

「就這樣，剛過了一個月，她家就被人搶了。從布依斯科耶村來的人經過那里，他們說，大門敞開，全部東西被洗劫一空。寡婦不見了，那只名叫『大嗓門』的狗掙脫了鎖鏈，跑了。

「又過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後，聖誕節前，冬天頭一次解凍的日子，下起了暴雨，沖凈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門』跑來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來。那兒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開濕地，往上刨土，刨出穿著系松緊帶皮鞋的女主人的腳。你瞧多可怕！

「韋列堅尼基鎮的人都可憐寡婦，為她祈禱。誰也不懷疑哈爾拉姆。又怎么會往他身上想呢？怎么可能呢？倘若是他干的，他哪兒來的膽子留在韋列堅尼基鎮，在鎮子里大搖大擺地走呢？他早跑得離我們遠遠的了。

「村子里好鬧事的富農對行凶的事很開心。他們要把村子攪亂。瞧吧，他們說，城里人干的好事。這是對你們的教訓，懲罰。別藏面包，理土豆。他們這群混蛋反復說，樹林子里有強盜，仿佛看見小村子里來了強盜。實心眼的人們！你們別再聽信城里人的話了。他們這是要給你們厲害看呢，餓死你們。要是願意村子好的話就跟我們走。我們教會你們長點腦子。他們把你們用血汗掙來的東西奪走，查封，你們呢，就把余糧藏起來，連一粒多余的麥子都沒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誰反對村社就當心點。老家伙們吵吵開了，吹牛，聚會。好搬弄是非的哈爾拉姆要的就是這些。他把帽子往懷里一揣就進城了，到了那兒一報告。你們知道村里在干什么嗎？可你們坐在這兒子看著？需要成立貧農委員會。發話吧，我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劃分開。可他自己從我們村里跑了，再沒露過面。

「後來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誰都沒暗中使壞，誰都沒有錯兒。從城里派來紅軍戰士。設立了巡回法庭。頭一個審問的便是我。哈爾拉姆散布了我很多壞話，說我逃跑過，逃避勞役，煽動村里人暴動，殺死了寡婦。把我鎖了起來。幸虧我撬開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d里。村子是在我頭上燒的——我沒看見。就在我頭上，我親娘跳進冰窟窿里了，我當時並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他們分給紅軍戰士一座單獨住宅，招待他們喝酒，把他們灌得爛醉如泥。夜里木小心燒著了房子，把臨近的房子也引著了。村里的人，誰家房子著了火，都逃了出去，外來的人，雖然沒人放火燒他們，卻明擺著都一個個活活燒死。誰也沒把遭了火災的韋列堅尼基鎮的人從燒焦的房子里趕走。他們害怕再出什么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農們又散布謠言，十歲以上的男人統統槍斃。我爬出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沒碰見，都跑光了，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流浪呢。」

醫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走到莫斯科。天氣晴朗而溫暖。照耀著救世主大教堂的陽光，灑在鋪著四角石塊、石塊縫隙里長出雜草的廣場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經營的命令，允許嚴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只限制在舊貨市場上進行舊貨交易。它們只在規模極小的范圍內進行，這種極小規模的貿易助長了投機活動，造成人們舞弊。生意人的這種小規模的投機倒把活動沒增加任何新東西，對緩和城市的物資辰乏毫無益處。這種無意義的十幾次的倒賣卻使有的人發了財。

幾個極其簡陋的圖書室的所有者，把書從書架上取下來，運到某一個地方。他們向市蘇維埃申請開設一家合作書店，並請求批給他們開業場地。他們獲准使用革命最初幾個月便關了門的空閑的鞋店倉庫和花店暖房，便在它們寬闊的屋頂上出售他們所搜集到的幾本薄書。

教授夫人們先前在困難的時候違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圓面包，現在則在這些年一直被征用的自行車修理鋪公開出售。她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接受了革命，說話的時候用「有這么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到莫斯科後說：「瓦夏，你該干點事兒。」

「我覺得我該念書。」

「那還用說。」

「我還有個理想，憑記憶把我母親的模樣畫出來。」

「那太好了。可要畫先得學會畫畫。」

「我在阿普拉克欣大院里跟叔叔學徒的時候，背著他用木炭畫著玩過。」

「好吧。祝你成功。咱們試試看。」

瓦夏並沒有了不起的繪畫才能，只有中等的天分，進工藝美術學校倒是完全夠格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通過熟人把他安置到先前的斯特羅甘諾夫斯基工藝美術學校的普通班，從那兒又轉到印刷系。他在那兒學習石印術、印刷裝訂技術和封面設計。

醫生和瓦夏同心協力工作。醫生撰寫論述各種問題的一印張紙的小冊子，瓦夏把它們當作考試項目在學校里印刷出來。書的印數很少，在朋友們新近合資開辦的書店里出售。

小冊子包含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哲學思想、醫學見解、他對健康和不健康所下的定義、對轉變論和進化論的思考、對作為機體生理基礎的個性的思考、對歷史和宗教的看法（這些看法接近舅舅和西姆什卡的看法）、描述醫生所到過的布加喬夫活動地區的隨筆，還包括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所寫的小說和抒情詩。

作品是用通俗的文筆寫的，但還遠沒達到通俗作者所提出的目標，因為書中包括引起爭議的見解，這些見解是隨意發表的，未經過充分的檢驗，但又永遠是生動而獨特的。小冊子賣得很快。愛好者很賞識它們。

那時一切都成了專業，詩歌創作和文學翻譯，一切都有理論研究，開設了各式各樣的學校。產生了各類思想宮和藝術觀念學院。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半數這樣的名不副實的機構中擔任醫生職務。

醫生和瓦夏住在一起，一直很要好。在這段時間內，他們一處接一處地換了很多住房和半倒塌的角落，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這些地方不是無法居住，就是居住不便。

一到莫斯科，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馬上打聽西夫采夫街上的！日宅，據他所知，他的親人路過莫斯科時沒到那所住宅里去過。他們被驅逐出境改變了一切。屬於醫生和他家里人名下的房間里住滿了人，他自己的和家里人的東西一件也不剩了。他們見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仿佛見到一個可怕的陌生人，連忙躲開。

馬克爾飛黃騰達，已經不住在西夫采夫街上了。他到面粉鎮當房管員去了。按照職務他應當住先前房管員的房子。但他甘願住在沒有地板但是有自來水和一個大俄國爐子的舊門房里。城市所有樓房里自來水和暖氣管道冬天都凍裂了，只有門房里暖和，水沒凍上。

這期間醫生和瓦夏的關系疏遠了。瓦夏有了很大的長進。他說話和思考完全不像佩爾加河邊韋列堅尼基鎮上那個蓬頭赤腳的男孩子了。革命所宣傳的顯而易見的真理越來越吸引他。醫生所說的那些他不能完全聽懂的、形象生動的語言，讓他覺得是受到譴責的錯誤的聲音，這種錯誤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虛弱，因此是模棱兩可的。

醫生到各部門去奔走。他有兩件事要辦。一是在政治上為自己的家庭平反，並使他們獲准回國；一是替自己申請出國護照，以便去巴黎接妻子兒女。

使瓦夏感到奇怪的是，這兩件事他都辦得毫不起勁。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過於匆忙並且過早地認定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的，他過於自信而且幾乎是毫不介意地聲稱，自己今後的種種打算是不會有結果的。

瓦夏越來越經常譴責醫生。醫生並沒為他那些不公正的指責生氣。但他同瓦夏的關系惡化了。他們終於翻臉分手。醫生把他們共同住的房間讓給瓦夏，自己搬到面粉鎮去住。本領高強的馬克爾把斯文季茨基先前住宅頂頭的房子隔開讓他住，其中包括：不能使用的衛生間，衛生間旁邊只有一扇窗戶的房間和歪斜的廚房，一條快坍塌的過道，還有一條下陷的黑通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搬到這兒來之後便放棄了行醫，變成一個邀遏的人，不再同熟人見面，過起窮苦的日子。

一個冬天y沉的星期日。爐子里往外冒黑煙，但煙往沒從屋頂上升起，而從通風窗口溢出。盡管禁止使用鐵爐子，可大家照舊安裝鐵爐子上用的生鐵煙囪。城市生活尚未走上正軌。面粉鎮的居民都蓬頭垢面，骯臟不堪，身上長出癤子，凍得感冒。

每逢星期日，馬克爾·夏波夫全家人都團聚在一起。

在憑卡定額分配面包時期，一清早他們便把本區所有住戶的面包票在桌子上剪開，分類，點好，按等級卷進紙卷或紙包里，送往面包店，然後，從面包店取回面包，再把面包在桌子上切成碎塊，一份份分給本區居民。如今這一切都變成傳說了。糧食配給制被其他的分配辦法所代替。現在，他們正坐在這張桌子前吃午飯。大家圍著長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嚼得耳朵後面的筋不停地動彈，嘴吧略吧喀響。

房間當中，寬大的俄國爐子占了門房的一半，高木板床上，紅過的被子的被角搭拉下來。

入口處前面牆上沒上凍的自來水龍頭豎在盥洗池上。門房兩側擺著兩排凳子，凳子底下塞滿裝著零碎用品的口袋和箱子。右邊放著一張廚桌。桌子上方的牆上釘著一個小櫥櫃。

爐子生著。房里很熱。馬克爾的妻子阿加菲姬·吉洪諾夫娜站在爐子前面，袖口挽到胳膊肘，用一根長得夠得著爐壁的爐叉倒動爐子里的罐子，一會兒放在一堆，一會兒又放得很開，什么時候需要往哪兒放就往哪兒放。她的臉上出了一層汗，一會兒被爐子照亮，一會兒又被菜湯的蒸氣蒙住。她把罐子挪到一邊，從爐子深處夾出餡餅，放在一塊鐵板上，一下子把它翻了一個個兒，再放回去把另一面烤黃。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提著兩只桶走進門房。

「祝你們胃口好。」

「歡迎您。坐下跟我們一塊吃吧。」

「謝謝。我吃過了。」

「我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坐下來吃點熱乎的，別嫌棄。土豆是用小罐子烤的。餡餅加粥，r餡的。」

「真不吃，謝謝。對不起，馬克爾，我老來打水，把你們屋里的熱氣都放跑了。我想一下子多打點水。我把斯文季茨基家的鋅浴盆擦得錯亮，想把水盛滿，再把大桶盛滿。我再進來五次，也許十次，以後便會很久不來打攪你們。對不起，我到你們這兒來打水，除了你們這兒我沒地方可去。」

「愛打多少打多少，我不心疼。糖漿沒有，可水隨你要。免費供應，不討價還價。」

坐在桌子旁邊的人哈哈大笑。

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來第三次，打第五桶和第六桶的時候，馬克爾的聲調已經有些變了，說出另一種話來。

「女婿們問我那個人是誰。我說了，可他們不相信。你打你的水，別介意。可別往地上灑水，笨家伙。你瞧門檻上都灑了水。一凍上，你可不會拿鐵釘鑿下來。把門關嚴點，蠢東西。從院子里往里灌風。不錯，我告訴女婿們你是什么人，可他們不相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錢！念書呀，念書呀，可有什么用？」

等到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來第五趟、第六趟的時候，馬克爾皺起眉頭：「好啦，再打一次就算了。老弟，你該懂點禮貌。要不是我小女兒馬林娜護著你，我才不管你是什么高貴的共濟會員呢，早把門鎮上了。你還記得馬林娜嗎？那木是她嗎，坐在桌子頂頭那個，皮膚黑黑的。瞧，臉紅了。『別欺侮他，』她說，『爸爸。』誰能碰你呢？馬林娜在電報總局當電報員，會說外國話。『他多可憐呀！』她說。她可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