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的一個晚上，下班後天就漸漸地黑了下來，寧長磨磨蹭蹭直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才騎上那輛一走三響的自行車朝城郊慢騰騰地走去。一出機關就預感到有人跟蹤，仍不緊不慢，「嘩啦啦，嘩啦啦」地向前蹬著自行車。
一過郊區大橋，從橋旁突然躥出兩個人來，後邊兩輛摩托車幾乎同時飛馳而來。其中一個低沉著喊道：「拆了他！」四個歹徒就將寧長團團圍住。也幾乎就在這個時候，一輛皇冠車箭一般地從橋那邊s過來。結果當場抓住兩名歹徒，另兩個跑出五百米後被埋伏在附近的干警一舉抓獲。寧長的鼻子和嘴角都流出血來，要害部位要不是事先做了必要的防范，也許真的到西天查大案要案去了。
事情的結果是拔出蘿卜帶出泥，楊曉宇很快被拘留收審了。在大量的事實面前他不得不承認：那個被罰款八千元的倒霉鬼那天去要收據時，被楊曉宇騙到車上，坐在後排座上他的一個小哥們兒乘其不備用繩子將其活活勒死，然後將車開到鄉下山上的樹林里埋掉了。同時還有三件命案均為楊曉宇牽頭所為。盜竊、搶劫不計其數。案子告破後，很多老百姓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縣紀委光錦旗就接了五十多面，寧長也風光了好一陣子。許多部門有事無事請他作報告，讓他講講英雄事跡，可能是遺傳上的原因，他也一到關鍵時刻就像他老爸常常褲頭的松緊帶失效那樣地掉鏈子。一次一所中學請他作報告，講講如何剛直不阿，一身正氣，為民除害的事跡。助手王祥也給他准備了一份詳實厚重的材料，他到台上卻念起了對一個案件的審問筆錄。學生們聽得莫名其妙，校長也弄得糊里糊塗。好在他畢竟大學畢業，又有實踐經驗，東拉西扯漸漸地又講起如何查案，辦案人員必備的基本素質等等，前前後後好歹講了一個多小時，最後搖著頭，面無表情地走下講台。此後一般單位就不再請他作報告了，都說他心不在焉，人在講台坐，心里說不定跑哪個天涯海角去了；也有的說他從小家庭條件不好，父親又整天喝酒，腦袋給菏拉出毛病了。他說啥，「這是縣里下的死命令，要不這樣我還不講呢。」
接著他又查處了幾件小案子，其中涉及到一名業務科長。
向平是某行業主管局的業務科長，官雖不大，卻主管著汽油、柴油的批發，車輛的審批和鄉、鎮、街的財務審計等等，很有實權。一句話，他不落筆，你的平價油就買不到手，你的車就辦不了控辦手續。他一搖頭，你的賬目差錯就得乖乖地交出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罰款金。最難纏的，他不像有的業務科長一見來人辦事頭不抬眼不睜，或一副借了谷子還了稗子的喪氣相（這種人看著別扭，你只要把錢往他兜里一塞，他二話不說就給你動真家伙）。他一見來人張嘴先笑，起身讓坐，哈腰遞煙，熱熱乎乎地讓你摸不著哪是腦袋哪是p股。一接觸實質問題也難辨真假，大不了說一句，你再跟某局長請示一下，他只要點頭，我這啥說道沒有。問題是他主管科長不落筆，某局長根本不可能點頭，除非關系特殊，辦不辦都得辦的沒辦法了，否則誰沒事找事，放著把柄讓人抓；若遇那情況，向平也早已心領神會，一點就通，用不著推卸，磨磨到最後該辦還是得辦。一言以蔽之，找人辦事總是要表示表示的，在「表示」問題上（現在許多人都把送禮給好處叫做「表示」或「意思意思」，而不叫粗俗的「上炮」了），他能准確地把握火候，如你要給他表示，他首先要惦量准確這件事能否辦成，若辦成的話得表示多少才算到位，再根據你的表示程度逐步實施。對那些實在辦不成的你就是說出龍叫他也分文不收，對能辦成又給不到位的他也不像有些人莽張飛似的立馬長矛直取，一張嘴就是什么：你這件事少五千元神仙也辦不成，打耗子還得下個油漬捻兒呢，你這是涮二小子呢？或不三不四地嚇唬人，而是和顏悅色地跟你說，「再商量商量，再等一等，性急吃不了熱豆腐么。」直把你泡得想通了，給到位了，他覺得夠口啦，便小聲、發狠地對你說：「明早七點半，過時不候！」到時候你就去吧，分毫不差。所以許多經常和他打交道的人都懼他、怕他，當面說他微笑服務，熱忱周到，背後都罵他笑面虎，向老狠，吃人不吐骨頭。隨著當科長時間的延長，告狀的就逐漸增多，漸漸地縣紀委那里就像打更門衛的收發室似的，每天都能收到他的幾封上告信。起初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個小小的業務科長，股級干部，哪來恁多上告信，還以為有人在陷害他。後來信太多了，內容太豐富了，什么三十五十，千兒八百，一萬兩萬的；單位、寢室、餐廳、廁所、省城、油庫……有點像中國的百科全書了。逐漸才引起縣紀委的重視，終於有一天下決心要審查向科長的問題了。寧長就受理了他的案子。
辦案人還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什么姓名，年齡，籍貫，職務等等。向平不像楊曉宇那樣裝橫，他對紀委干部訊問的每一個問題都認真回答，且十分禮貌。不管你要不要，倒水遞煙接連不斷，一雙手總在胸前兩襠中間規規矩矩地放著，給人一種靦腆、羞澀（當然也含膽怯）、可憐的感覺。最後一再道歉，由於自己工作不周和失誤，給領導添了麻煩，還一口氣送到大門外，並再三申明：歡迎再來，尤其是個人有事，千萬不要客氣；只要能辦到又不違反原則的，將全力以赴，責無旁貸。弄得寧長有一會兒都糊塗了：他是把我們當成查案的呢，還是當成探親訪友的呢？王祥也連連搖頭，這樣的人出問題，真不可思議。
下次照舊。
寧長仍采取圍而不打的辦法。先清外圍，最後攻堅，半個月後向平挺不住了。在一個夜色胺隴的晚上，他輕輕地敲開了寧長的家門。一進屋腿一軟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實他比寧長還大五六歲呢；但現在的人都怪，平時氣宇軒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國家元首的派頭，一到求人辦事或希望對方咋樣的時候，立時就矮下七分；筆者就曾見過一個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尷尬場面）……」寧長伸手把他拉起來，還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別人幫不了忙的。」最後他們幾乎是膝碰膝地談了一個多小時。寧長因不會吸煙就忘了給向平拿煙，茶水還是倒了好幾次的。
臨走向平硬是扔下一個紙包，說是對「侄兒」的一點小意思。寧長家里確實不寬裕，兩口子一個孩子，媳婦小紅就是開頭說的那個郊區胡寡婦的女兒。他們是怎樣成的夫妻，他們自己很少講，外人當時議論猜測了一番之後，漸漸也就時過境遷，無人過問了，反正就是兩個人同意，又有原先那個熟識的基礎，小紅又高中畢業後到了成婚的年齡，雙方接觸多了，感情厚了，一來二去地就成了親。說白了也實在沒啥好說的，只是這家庭生活，兒子醒龍正上幼兒班，每月都得花個三百二百的，過一年兩年再一上學哪天不得花錢？小紅又沒有工作，天天蹲市賣菜，能掙幾個錢吧。寧長（我們無意褒獎）又不會接受「表示」，要不日子哪能過得這樣緊巴。你就看看他的家，除了單位分的兩室一廳六十平方米的住房，家具仍是結婚時打制的一個立櫃，一對箱子（該商品現在連一般職工家里都很少見了），再像樣的就是兒子醒龍剛上幼兒班時買的一個一百多元的電子琴，別無他物。他媳婦賣菜，有興趣你挨著個兒數一數，現在縣里有幾個副局級的家屬蹲市場賣菜？所以這一次也一樣，他不可能接，還將紙包往沙發上一摔，「你不拿著，只能加重你的處罰！」向平卻如釋重負地溜出門。他以為寧長和別的領導一樣，收錢時總要謙虛一番，甚至氣得什么似的，待「表示」人一走，馬上點錢，然後根據錢多少來琢磨事情給辦到什么程度，然後琢磨這筆錢的用場，然後……寧長沒有然後，然而也沒有上交領導，只和王祥串連一下，便將錢鎖進辦公桌里了，因為這筆錢沒有這個用場，還有那個用場呢。
查案工作仍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在案子十分緊要的一天晚上，向平的老母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拄著拐杖來到寧長的家里。老太太雙腿顫抖，老眼昏花，一臉愁容。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這個兒子不孝心，你們也許不知道，可他要進去我連個不孝心的兒子也沒有了……」說著滿臉的皺紋哆嘖嘖地顫抖，忽然就吟吟地哭起來，無牙的癟嘴顯得有些難看，更叫人可憐。
寧長早聽說了，向平雖然手頭很富裕，花錢如水，上酒樓一伸手可以千兒八百地甩給服務小姐卻很少給母親零花錢，對老人也是冷言冷語斥斥搭搭，有時不高興訓斥母親比訓斥兒女都隨便，可這年愈古稀的老母親真是……虎毒不食子，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寧長平日是極不喜歡動感情的，看到這種情景就嘴唇緊緊地抿著，臉上不停地抽搐，終於掉下幾顆很大的淚來。說真的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可憐的母親，他一有空就要回家看看，或寄錢給她，對父親卻怎么也興奮不起來，聽說老爸正在城里做工，有時也想過去看看，一想起爸爸當時的樣子，就有些泄氣，當然爸爸要是有事找他，或有一天有了難處，他還是要管的。寧長在大娘大娘的叫了半個小時之後，茶水、瓜果地請過讓過之後，現打電話把王祥叫來，鄭重其事地宣布將向平那天晚上塞給他的那包錢原封不動地交給了老太太，並說這是向平送錢之後他就想好的主意，按理這錢是應上繳公家的，可他知道老人家太可憐了，錯也可他一個人錯吧。還一再申明：事件真相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你可能暫時失去一個不孝的兒子，可經過政府的改造教育，你可能再得到一個孝順兒子，從長遠看，對向平本人或老太太都是件好事。而這段時間，他甘願代替向平做老太太的兒子，吃穿用他都將竭盡全力，生活將不會低於過去的水平。最後這一老一少，還有一直守候在一邊的王祥和媳婦小紅眼里都江滿了淚水。
向平最終因受賄貪污罪給判處了五年徒刑。
這五年寧長果然言而有信，從未間斷對老太太的關照和看望。連向平出獄後都說：「匡書記我服了，起碼教會我怎樣孝敬老人了。」
第十二章「廟小」神通大一連環案a
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進行「指導」和「建議」，玉香的木匠丈夫背著家什回來了，兩個人於是展開了一場生死決斗。斧頭來棒子往，錘子飛木板擋，最後都精疲力竭，玉香還給「兔子」和「王八」各倒一杯茶水，木匠將水杯打飛，臨走時說：「姓孫的，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腦袋！」
縣紀檢委的工作就是這樣，一會兒城里，一會兒鄉下。
紅柳鄉的民政助理老王，在鄉民政助理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經他的手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後出生的孩子有的都當上了鄉黨委書記，老王還是個民政助理。有人就戲稱他是鐵助理，椅子下邊生根了。人們對他都很尊重，對他辦理的事情深信不疑，老王也很看重這種信譽，大事小事謹小慎微，既熱情寬厚，又一絲不苟。如辦理一樁結婚登記手續，男女雙方總要遞過一支握手牌香煙，或捧過一把帶喜字的硬糖。老王盈著笑的臉上就要皺出壟溝來，「這是咋了，這是咋了？夠年齡，手續全，雙方又都願意，扯這個干啥！留下錢還能買兩盒火柴，都是拿身子當地種的勾當，手續不全給座金山也不敢辦呢。」最後只將硬糖含上一塊，權作對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後來青年人辦理登記手續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煙，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驚心跳：「這是咋了，你家里開銀行了還是開金礦了，咋這樣破費？」青年人卻不屑一顧：「一點小小的意思，結婚時還要請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這是咋了，這是咋了！」可青年人將煙、糖往他抽屜里一塞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跳上半天。日子久了，每對青年都是這樣，像每天早上必須洗臉吃飯一樣地習慣、自然。漸漸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亂了，偶而有空著手來辦手續的，老王還會感到吃驚：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絕不讓人犯難：只要手續齊全，年齡夠格，給不給煙只是一點情感問題。
漸漸地有的小青年對當今的法定婚齡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歲——還得各是周歲方可登記結婚，這讓他們感到時間過於緩慢，日於過於久遠，一狠心就來個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或奏已先斬。而計劃生育對其關卡把守得又十分嚴格，什么結婚證，准生證，戶日本。要證證俱全並嚴絲合縫方可懷孕生育，否則將視為非婚生育並罰得一敗塗地。於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著臉皮讓老王高抬貴手，他們好開閘放水！老王別看一包香煙，一包喜糖已司空見慣，在這個大事大非問題上決不手軟。就板著一張幾十年一成不變的老臉說：「先把村介紹信和戶口本遞給我看看。」要村介紹信是手到擒來的小菜一盤，只要給村會計兩盒好煙，供一頓好酒，別說一張介紹信，可像開p股紙似地隨便撕扯。戶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鄉派出所里通融，那是鄉村干部或門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辦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異想天開么？而老王又將這道關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錯，就一直金口不開。於是有人就想到了錢，三十，五十，百兒八十地變魔術似地來回倒動，起先老王堅決不允許，並認為這是贖職，是受賄，一輩子清清白白，眼看臨近退休了犯點毛病不值個兒。
小青年們卻前仆後繼，苦戰不休，有的甚至論今喻古，百般規勸。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見一些領導和別的站所凡有權柄的人都使盡渾身解數，將自己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眼花鏡亂，溜溜溜地風轉，惟恐有點滴的閑置或浪費，小日子就一個個都過得有滋有味，甜甜潤潤。而他，作為一個老民政助理，要是不為那個空有虛名的所謂「清白」，也許早干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過得紅紅火火的了。如今人們為撈錢絞盡腦汁，不擇手段，有的父子爺們兒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讓，朋友哥們兒更是反目相仇，誓不兩立，多少領導干部在台上說得天花亂墜，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奪，寸利必爭，他還「死看死守」地為哪般呢？於是就膽膽怯怯地收一點兒，但心很怯，手很軟，如人家給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還要緊鼻子緊眼地說啥：「權當我買包煙抽了，只你這一件，只你、我兩個人知道，對外跟你老太爺也不能說，要么丟死人——你我都完了。」
漸漸地覺得也不算啥事，別人都這樣干，我老王咋了？腦袋上長包了還是讓大頭鞋端了？為穩妥起見，有一次還到鄰鄉管民政的同行那里觀摩觀摩，探討探討，見也都大同小異，表面上都說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擺設就一目了然了，沒外塊哪來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檔家具？就你能干，別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覺，蹲在門口喝西北風？於是就膽子壯起來。你給，我就推推讓讓地收下來，不給我也不強求索要。後來連推讓也不推讓，你給，我就一聲不響地揣進兜里。再後來，凡不到法定登記年齡的來求情登記結婚的，低於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給辦了。況且現在不到法定年齡非法結婚的民政部門又有明文規定，罰款兩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將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又非要辦理登記手續的收費底線，由過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則是沒人冒這個風險的。漸漸就成了個不成文的規矩：凡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又非要辦理登記手續的，不湊足五百元的好處費也不來找老王辦手續了，來辦手續（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連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漸漸的老王已不滿足於僅僅就非法結婚方面的服務了，就是夠法定結婚年齡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輕易不給辦理登記手續了。如戶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不夠吻合（一些農民常常將出生日期的公歷和農歷相互混餚顛倒），或村里戳子蓋得不夠清晰，這些都是不能辦理登記手續的理由。如果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說要馬上下村處理早婚罰款，今天沒時間，改日再來吧。有明白的就拿個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碼圖個順當吉利。老王才滯滯扭扭地給你辦理登記手續，還說也就是你吧，換了別人給五百元也不好使呢。這樣一來，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結婚日子的往往就錯過了登記時間，有的甚至認為反正男女雙方都達到了法定結婚年齡，一你不願給辦，我還不辦了呢！這就出現了夠法定結婚年齡又沒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計劃生育部門又將這種生育視為計劃外生育，非要罰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狀，最後就牽扯到了老王。這就是寧長受理的另一件索賄案件。
當寧長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紅柳鄉民政助理辦公室的沙發上時，老王坐在自己的辦公椅上也一動沒動。他不像楊曉宇那樣氣勢洶洶，張牙舞爪的熊樣子，他像傻子似地悶不作聲，間或用一根細細的竹簽一下下地摳著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臉由白變青，由青變紫，像電影里不斷變換的鏡頭。
當王祥又按部就班地問著姓名、年齡，籍貫，職務時，他竟像一個剛會發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著。給人的感覺這聲音好像不是從他嘴里說出來的，而是從鼻子里憋出來的或肚子里閃出來的。當寧長問他是否有索賄行為時，他苦著臉，一聲不吭，又一下下地摳著指甲，有幾處已冒出了血絲，仍在專心摳挖，好像那並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愛的飾物，臉上就像給閃光燈晃過的一樣，不時地變換著青、紅、白、紫等各種顏色。
突然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腿和手都爽爽地抖著。然後拿手去身上摸索了三次，才從衣兜里摸索出一張兩元錢的票子。他用力地拍了兩下腦袋，就重新回到辦公桌前翻找，到底找出一盒紅塔山香煙。再蹣跚地走到寧長他們跟前，哆嗦著一人遞給一支。當他們都說不吸時，自己就莫名其妙地點上一支，慢慢地吸起來，他以前是從不吸煙的。有人從此得出結論：抽煙一半是悶著學會的，一半是閑著學會的，還有的一半（不知這一半應該加到前邊的哪個一半才合適些）是著急上火學會的，老王的煙就是從那一天開始學會的。
等人家再追問他索賄行為，他就一聲接一聲地嘆氣。直到寧長他們終止對老王的第一次談話，他仍是一聲接一聲地喘著粗氣，好像這是一種特長或愛好，只有這樣心里才舒服，才好受呢。
下午第二次談話一開始，寧長發現老王的嘴唇三角區鼓起一個紅疙瘩。當他撓過兩次之後，臉色就發白發灰，身上冷得直打哆嗦。寧長趕緊叫鄉里派人送老王上醫院去看病。
第二天就傳出老王生疔，發高燒的消息，又傳他可能是血y感染，也許是敗血病雲雲。
半個月後，寧長他們第二次來到紅柳鄉調查民政助理老王索賄案時，聽說他已出院，正在家里休息。寧長他們不好馬上就去，兩個人便在鄉道上慢慢地溜達，思考著該案的進展和應對辦法。突然迎面走過來老少五口人，為首的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走到寧長跟前撲通一聲將雙腿跪下來，另兩名年輕女子和兩個孩子也齊刷刷跪在路旁。兩個人正莫名其妙，那老年婦女就一邊流淚一邊說道：「老王罪該萬死，念他為黨工作多年，一時糊塗，放他一馬。我們這一家老小還靠他支撐門面，抬抬手吧……」說著遞過一包錢和幾頁寫滿字的稿紙，「這里有老王的檢討，有他受人好處的錢財。這兩個一個是我的姑娘，一個是我的兒媳，那兩個是我孫子和外孫子。他一出事，我們全家都跟著抬不起頭，沒臉見人，看在我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抬抬手……」接著就痛哭不止，年輕女人及兩個孩子也跟著低低地啜泣，一時間大路上悲聲一片，場景十分凄涼。寧長也心里酸酸的，他最後說：「你們要好好勸勸老王，一不要上火，二要認清自己問題的性質，積極和我們配合，我們會根據問題的性質和老王的表現，適當處理的。」老婦人就帶著一家三代五口人再三磕頭致謝，才緩緩離去。
案件的最終結果是，對老王留黨察看一年，行政記大過處分，工資降一級，調離民政助理崗位。
此後老王見人就說，共產黨的天下，掙錢要憑力氣和本事，臟事不能做，贓錢不能花，花贓錢睡涼炕，早晚是病。兩年後鄉黨委又安排老王做了民政助理工作，直至退休。工作好壞不說，光錦旗就收了十幾面，表揚信貼了一牆，有人就開玩笑說，老王迷途知返，晚年保平安，光這些錦旗，退休後做衣服都不用買布了。
農村的「花花」案子多，孫村長就比較典型。
孫村長叫孫闖，原本也是個好人家的子弟。從小念書曾是五好學生，班級學習委員，老師曾視其為學校的驕傲，村子里的希望。十八歲那年穿軍裝當上了人民解放軍，復員後在村里當民兵連長，各項工作都處處跑在頭里，老百姓也都喜歡他，大事小事都願找孫闖商量商量，讓孫闖給拿拿主意。偶然一次和鄰村青年的毆斗使他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