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下面一點動靜都沒有，現場僵住了，空氣也凝固了。
我舅舅一副李玉和英勇就義前的大義凜然。
陳根生就像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偽軍一樣，一邊對黃國標點頭哈腰，一邊狠狠地訓斥我舅舅：「鄭天良，如果你不寫出觸及靈魂的檢查來，我就把你吊在樹上抽！」可我舅舅拎起葯箱義無反顧地消失在黃國標憤怒的目光中。
此事過後，黃國標也感到非常煩惱，縣里階級斗爭搞得如火如荼，可鄉下卻死水一潭，難怪毛主席當年要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群眾的覺悟太低，連鄭天良這樣回鄉知識青年都對革命如此冷漠。於是他在鄉下一邊忍受著蚊子的叮咬，一邊懷念在縣招待所吹電風扇的幸福生活。黃國標是縣委招待所的所長，這次被派下來要在大隊干一年的工作組長，兩個組員是縣里和區里派來的女同志，只會讀讀文件，也干不了什么大事。陳根生就對黃國標說：「黃組長，群眾覺悟低，我也有責任，說老實話，我們這里的老百姓幾百年來沒有出過一個殺人放火的壞人，頂多有些偷j摸狗的，階級斗爭難度確實很大。」工作組住在大隊部自己燒柴火做飯，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陳根生給黃國標送來了兩條魚，以示關心，黃國標按規定付了三毛四分錢。陳根生對黃國標說：「黃組長，你是縣里的領導，能不能給我們從縣化肥廠弄點化肥來，最好價格能便宜一點。這樣你就既為我們『抓革命』，又為我們『促生產』了。」黃國標自作多情地拍著胸脯說：「沒問題。」
黃國標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那時候化肥限產，計劃分到每個公社，再分到每個大隊每個生產隊，縣里的政權三天兩頭地換人，新來的縣委書記他還不認識，想弄一兩化肥也是不可能的。黃國標找到一個認識的縣革委會副主任，副主任給化肥廠批了十二噸氨水的條子，氨水是化肥生產過程中的廢水，每噸只要三塊錢，氣味刺鼻，揮發快，用橡皮囊拉回來後本該立即潑到秧田里。黃國標自作主張地說：「倒進肥料坑里一起漚，肥效高。這叫科學種田。」陳根生等當然不懂科學，就將氨水全都漚進了肥料坑里，上面還用牛糞糊了一層。
三天後，果然整個村里都聞到了氨水發酵彌漫出的刺鼻的氣味，社員們都說肥效上來了，其實恰恰是氨氣揮發肥效跑光了。於是生產隊的社員們在烈日當空的中午去挖氨肥准備送到正在抽穗的稻田。
那時候，我舅舅正在東風生產隊騸牛卵子。
壯勞力都去挖科學肥料了。黃國標也斗志昂揚地一起來到現場促生產。肥料坑地勢低窪，入口處只有一條道，池子四周都是密不透風的樹。最先下去挖蓋子的四個社員手里拿著鍬和糞舀子情緒激動地看著肥料坑里翻起一個個黑氣泡，就像看到了秋後的糧食。只是今天氣味有些太濃了，最前面的張光富說：「味道越濃，肥效越高。」他的話還沒說完，就一頭栽在池子邊。
後面三個嘴里罵罵咧咧地說：「你他媽的走路看著點，眼睛瞎了！」後面一個正要拉張光富，身子一歪，就像電影中中了槍彈的反動派一樣，仰面倒在池子邊。
肥料坑里黑氣泡咕咕嚕嚕地翻著，陽光照s在氣泡上，泛出了色彩豐富的光斑。
後面的兩個社員實際上還沒有作出過多的判斷，相繼倒在坑邊。
上面三十幾個社員光著肚子，抽著旱煙，歇在樹蔭下等他們挖開肥料坑後下去掏肥，這時，瘦小的劉忠懷驚叫了一聲：「不好了，他們全倒下了！」說著就迅速往下沖去，劉忠懷很勉強地沖到池子邊，就地歪倒在張光富的肚子上。他們身邊的地上，一些螞蟻和蟲子也一動不動地死了。
樹蔭下又有六個社員盲目而倉促地一窩蜂向下沖去：「快去救人！」嘴里喊叫著，一副張牙舞爪的樣子。似乎對面的樹林中有一架機槍一樣，六個人在途中割麥穗一樣地被撂倒了。
陳根生嚇得臉色煞白，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上面的社員再也不敢下去了，他們呆若木j地注視著十條漢子躺在坑邊就像十麻袋糧食。黃國標顯示出了縣領導的冷靜和沉著，他大聲地喊道：「社員同志們，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站出來！」
剩下的二十來個人當中站出三個黨團員。
黃國標對著長得像小牯牛一樣的共青團員秦義林手一揮：「下去！」
秦義林英勇地將身上的褂子扒掉扔到地上，一溜煙向坑底奔去，沖了一半，秦義林就倒了下來。
我舅舅來的時候，黃國標正在指揮著黨員陳德勝、團員蔣鳳山往下沖。我舅舅擋住兩人：「不行，誰也不准下去，趕緊通知村里人挑水和帶毛巾來！」陳根生書記愣在那里，我舅舅狠狠地推了陳根生一把：「快到村里去喊人挑水送毛巾！」陳根生拔腿就跑。
黃國標還在指揮人往下沖，當年在渡江送糧草民工隊伍中入黨的陳德勝拿出淮海戰役的勇氣，很麻木愚蠢地沖了下去，他在離坑還有二十多米遠的地方，先是扶住一棵柳樹，然後就慢慢地倒下了，四腳朝天，他的一只鞋子繼續向下滾去。
黃國標又在動員群眾下去救人，我舅舅終於狠狠地扇了他一記嘹亮的耳光：「你這個畜牲，再動我就砸爛你的腦袋！」
黃國標看我舅舅手里舉著一根扁擔，眼睛血紅，滿臉殺氣，真的蹲在地上不敢動了。
我舅舅站在一群魂飛魄散的社員中間，大聲地喊道：「從現在開始，一切聽我指揮！」
村里的男女老少們用臉盆端著水，桶里挑著水全都涌來了，哭聲震天，尋死覓活，撕心裂肺，現場一片混亂。團員秦義林新婚的妻子尖叫著一聲：「我跟你一起去！」她撞開人群，一骨碌滾了下去，很像戰場上滾雷的英雄一樣。哭叫聲半途而廢，秦義林的妻子披頭散發地被倒下的陳德勝絆住，無聲無息了。
我舅舅大聲地對社員們說：「下面的人全都氨氣中毒了，必須用濕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輕人跟我來，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樹下鋪上席子。」
說著我舅舅第一個捂著濕毛巾沖了下去，緊接著第二個、第三個也跟著下去了。半小時後，十二個中毒的社員全都抬了上來。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樹下的通風口，我舅舅指揮了搶救的全過程。
搶天呼地的哭聲中，我舅舅撬開中毒者的口，讓社員們用扇子對著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風，然後命令赤腳醫生殷小紅從醫務室拿來了五瓶鹽水，只有兩個輸y管，我舅舅按三分鍾、五分鍾、十分鍾的頻率輪流給十二個中毒者輸y。一切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等到公社醫院趕來時，已經有七個人醒了過來。
天黑下來後，十二名中毒社員搶救過來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張光富、劉忠懷和年齡最大的老黨員陳德勝不治身亡。
公社醫院的大夫說，如果不是我舅舅鄭天良及時采取有效的搶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鍾將全部死亡。我舅舅從死神手里搶回了九條人命。
第二天，我們生產隊的稻場上擺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個人的鼻子和嘴，一種窒息的感覺讓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種死到臨頭的恐懼。
太陽依舊掛在天空一個勁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潑火，藍汪汪的天幕上漂滿了死人的面孔，我故鄉的人民在一場遙遙無期的噩夢中反復回憶著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個恐怖的畫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時候，有幾個穿戴整齊的城里人來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鄭天良，後來我舅舅就成了全縣回鄉知識青年的榜樣，報紙上登出我舅舅扎根農村，改造世界觀的事跡，大部分篇幅用來贊揚我舅舅如何沉著冷靜而又奮不顧身地搶救十二個階級兄弟的，文章模仿《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節奏快，很有懸念，而且還有一些不實之詞，諸如我舅舅對中毒者口對口地呼吸，還有背上了第一個中毒者後才讓其他人跟著一起下去，我舅舅為此還找過縣知青辦，要求報紙上發一個更正。知青辦的同志說此事不好辦。
一般說來，只要報上宣傳你在農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著扎根了。這就像一個出院的病人大談肺結核的時候，他就已經不是肺結核患者了，肺結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鄭天良被推薦上了「社來社去」的省機械工學院，當了兩年工農兵大學生。畢業後當然沒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為一個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離縣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陽公社任黨委副書記，兩年後任黨委書記，時年二十九歲。
我舅舅作為一個鄉村獸醫肯定是優秀的，但作為一個黨和政府的官員，其工作方式和c作手段當然應該與做獸醫是有很大區別的。當獸醫講的是對手下的牲口要穩准狠，干凈利索，一刀兩斷；而當官面對的是人，人是最偉大的，人同時又是世界上最難伺候的動物。當官似乎是運籌帷幄之間，決勝千里之外，不圖一時之勇，不逞一時之能，以退為進，以進為退，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或太極推手，或借刀殺人，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當官除了具有手藝人精湛的專業技術外，還得要有技術之外駕馭人的智慧和謀略。
我舅舅被槍斃了，他被槍斃我沒有一點同情和悲傷，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作為親戚，他見死不救，沒有人倫；作為官員，他腐敗墮落，逆了天理國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堅持原則和信仰，我願意對他保持一種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並非如此。
後來我從耿偉強父親耿天龍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鄭天良索賄受賄的數字是四百一十四萬，比胡長青還少幾十萬塊錢，情婦也沒有七八個，實際上只有一個半。整個作案時間也就是一年半內完成的，是屬於腐敗分子當中起步晚進步快的一類。
耿天龍住在縣城護城河邊的一幢兩層小樓里，站在樓上可以俯視河邊的綠柳如煙和兩岸擁擠的店鋪和人聲鼎沸，這位退休的商業局長說他喜歡看到商業繁榮的景象，就像一個賭徒一輩子都希望聽到麻將聲一樣。
樓下的院子里栽種著各種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龍的談話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開始的，身邊花壇里的菊花在陽光下彌漫起稠密的金黃色的濃香，頭頂上葡萄架上掛著兩只鳥籠，籠中鸚鵡和八哥情緒活躍，很顯然它們對籠中不勞而獲的生活相當滿意。
老人很客氣，泡了一壺上等的「碧螺春」，還給我遞上了一支軟殼「中華」煙，耿天龍置身於鳥語花香中，不無遺憾地對我說：「這樓房還是小強為我蓋的，當了一輩子領導，最後還得靠兒子。」他說耿偉強的公司已經遷到南京去了，人也長年在江浙一帶做生意，幾個月才能回來一趟。
我從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難看出我舅舅說的「要讓他後半輩子在牢里看春節晚會」的跡象。這位商業局長差點被當年分管工業和商貿的副縣長鄭天良送進監獄，耿天龍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後上下級相見形同路人。不過，在我舅舅鄭天良最後的歲月里，兩人關系卻重新改善，舅舅時常到耿天龍家來串門子，並稱耿天龍「耿老」。
耿天龍已經七十一歲了，他對我說：「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歲，他稱我耿老也不算過分。現在黨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龍似乎急於想向我證明什么，他說：「其實當年我並沒有多大的罪過，無外乎就是計劃彩電、冰箱、自行車多批了一點，說老實話都是縣里的領導來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誰？我給他弄了一台平價彩電，他死活不要，還要處理我。耿偉強跟你是同學，你知道的，成績一直不好，不像你們有出息，都考上學校了。我提供方便讓他做一點生意，現在看來，簡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報告，鄭縣長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領導的子女們都當上領導了，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受家庭影響，培養出了領導才能；我一輩子都是搞商業的，兒子做點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結果吧。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龍過分地為自己開脫，就殷勤地給耿天龍的杯子里加滿茶水，說：「您還是說說我舅舅吧！」
耿天龍銀白色的頭發在秋風中亂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這兩年你舅舅倒是偶爾到我這兒來坐，談談工作上的事，不過，我根本沒想到他捅出了這么大的漏子。」他咕嚕嚕將茶杯里的水全都倒進了喉嚨里，寂寞的老人開始了他對我舅舅漫長的敘述。
他的第一句話是：「憑心而論，我覺得你舅舅還算是個正派人。但他這兩年經常來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塗了。」
一九七九年朝陽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給了農民，春節一過，二十九歲半的朝陽公社黨委書記鄭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開黨委會，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氣里拼命地喝水抽煙，嗓門大，喉嚨粗，一條腿還蹺在椅子上，完全沒有了當年溫文爾雅的跡象。他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