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把分析療法應用於已顯示出明確的神經病症狀的兒童，還是應用於尚處在性格發展不順利階段的兒童，我們都沒有什么顧慮。我們的反對者擔心接受分析治療的兒童會受到傷害，這實在是杞人憂天。我們的分析治療表明，我們可以根據兒童患者的情況，進一步證實我們從成年患者那里所推測的東西（可以說是根據歷史材料）。而兒童從這種治療中則受益匪淺。事實上對於分析治療來說，兒童是極為適宜的對象；他們的療效既徹底又持久。當然，為成年人設制的醫療技術需加以很大改變，方可運用於兒童。

兒童心理與成人心理相去甚遠。由於兒童尚無超自我，故自由聯想（freasociation）的方法遠不能為他們所接受；移情作用（transference）亦表現出不同於成人的特點（因為真正的雙親仍然處於負責的地位）。我們在成人身上所極力反對的那種內在的抵抗，在兒童的場合則很大程度上被外在的困難所取代了。如果兒童的父母使他們自己成為兒童抵抗分析治療的工具，則分析的目的以至分析本身，就會經常受到威脅。

所以，把對兒童的分析，與對其雙親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響結合起來，常常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下述情況減小了兒童分析與成人分析之間的必然差異，即我們的某些患者保持了眾多的嬰兒特征，以致分析者（他再次不得不適應於他的患者）必須對他們運用某種兒童分析的技術。兒童分析很自然地變成了女性分析者的領域，這種局面無疑將牢固地保持下去。

對大多數兒童在其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神經病階段這一事實的確認，產生了一種正在萌芽的衛生學要求。

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使兒童沒有顯示出精神失調的跡象，作為一種保護其健康的措施，對他采用分析法是否有利，如同今天我們不等到發現兒童患白喉病，而是在他健康時就給他注s白喉預防針那樣？

討論這個問題目前僅只具有學術意義，我在這里是可以大膽考慮它的。

對於我們大多數現代人來說，這個建議本身似乎就是一種傷天害理的行為。考慮到大多數位於父母立場的人對分析法的態度，我們現在必須放棄任何將這種想法付諸實行的願望。這種針對神經病的預防法——它很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也要以全然是另一種結構的社會為先決條件。

把精神分析應用於教育這種口號，今天只有到別的社會中去才能找到。我們需要弄明白什么是教育的首要任務。兒童應當學會控制他的本能。不加限制地允許兒童自由實現他的所有沖動是不可能的。

對於兒童心理學家來說，給予兒童上述自由的做法，或許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實驗。

但對於兒童的父母來說，這樣做則是辦不到的，而且兒童本人也將深受其害，這種損害有的很快就會表現出來，有的則在以後的年月里呈現。因此，教育必須對兒童的沖動實行約束、禁止和壓抑。

這種情況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充分看到。

然而，我們卻從分析中發現。恰恰是這種對本能的壓抑包含著導致神經病的危險。

你們應該記得，我們已經詳細地考察過神經病產生的情況1。所以，教育就不得不在既干涉兒童的本能，又防止他遭受挫折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中找到它的道路。除非這個難題完全不能解決，否則我們就一定會發現某種最恰

1參見《引論》，特別是其中的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兩講。——英譯注。

當的途徑，它能夠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產生最小的損害。

它確定對兒童本能實行禁止的數量、時間和方式。

我們應該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即我們施以教育影響的對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遺傳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樣的教育步驟不可能相等地有益於所有兒童。

某種重要的反省告訴我們，教育迄今為止在完成它的任務方面是十分糟糕的，並且對兒童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適的途徑，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務，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種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創傷所發生的影響。但教育無論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種致病因素，即不順從的本能氣質的力量。

如果我們現在就考慮這些擺在教育者面前的難題——例如他應該怎樣認識兒童的個性，怎樣從微小的跡象去猜測兒童未成熟的頭腦中所進行的活動，怎樣既給予兒童適量的愛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權威——我們就會明白，唯一適合於從事教育職業的准備工作，就是徹底的精神分析訓練。最好的辦法是教育者對自己作分析。因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沒有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還是不可能掌握這種方法的。對教師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對兒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種更為有效的預防性措施，而且更易於付諸實施。

我們以上提到的方法——雖然只是一種附帶的考慮——對於培養兒童來說可能是間接的，但它確實有益於這種培養，並將日益產生重要影響。凡是使自己體驗過分析法並從中受益頗多，而且d悉他們自己的培養方式的缺點的父母，都將會更好地懂得怎樣對待他們的孩子，在很多他們本人不曾受過寬容的方面寬容他們的孩子。

在精神分析努力對教育施加影響的同時，它的其他各種研究則正在探討過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預防方法。

在這里，我們不過是再一次向你們敞開精神分析的大門，讓你們看看大門後面的那些屋子，而沒有帶領你們登堂入室1。我確信無疑，如果你們忠實地保持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你們就能學到許多有關上述題目的新穎而有益的知識。

不過，在結束教育這個題目之前，我還要談談它的一個特殊方面。

有人認為——這無疑是合法的——每一種教育都具有一個派別性目的，它致力於使兒童遵守已建立的社會制度，而無論其有多少價值和穩定性。

也有人爭辯說，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現存社會秩序中存在著缺點，那么，教育與精神分析的結合為這些社會秩序服務就是不正確的：這種結合應當被賦予別的更高級的目的，應當擺脫流行的社會要求的束縛。然而，在我看來，這種爭論在這里是不適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圍。

同理，一個醫生被請去治療肺炎病人，他無須關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圖自殺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繼續活著或我們是否應當希望他繼續活著。上述的後一種人們希望賦予教育的目的，也將成為一種派別性目的。

在這兩種派別間作抉擇不是一個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沒有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許各種與現存社會制度相沖突的目的，它對教育施加的任何影響都會遭到拒絕。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試圖把它的學生培養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親自承擔一種多余的

1這方面請參見弗洛伊德為艾赫洪（aichorn）的《難以捉摸的青春》一書寫的序言（弗洛伊德，1925f）。——英譯注。

責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夠使它的學生盡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離開學校，它就算盡到了本分。

這種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證它所教育的每一個人在今後的生活中絕不會成為反動者和壓迫者。

我甚至認為，無論從任何觀點來看，革命的兒童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b我現在打算進一步談談作為治療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論述過這個問題的理論方面1，今天我還將以同樣的方式論述它。我現在就告訴你們這十五年里我們所取得的經驗。

你們知道，精神分析是作為治療方法誕生的。

雖然它的作用如今已發展得遠遠超出了治療方法的范圍，但它並沒有放棄它的原始基礎，它仍保持著與病人的接觸，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進自己的進一步發展。

最終導致產生了我們的理論的種種逐漸積累起來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獲得的。

我們在治療中遇到的失敗，常常向我們提出了新的任務，而現實生活的要求，則是一種防止推測過分的有效因素，雖然我們的工作沒有推測也不行。

很久以前，當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治療病人的方法，確實有益於病人時，我就已經論述過它2；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這種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們也許知道我從未熱衷於治療過；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1見《引論》第二十七、二十八講。——英譯注。

2參見《標准版》第十二卷最後的腳注和論分析技術的文章。——英譯注。

我會濫用這次講演，迷戀於對分析療法的贊頌。

我寧願說得過少而不願說得過多。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時期，一些對我的觀點顯然持友好態度的人曾經對我說：「你的觀點確實很精密、很聰明。但是，讓我們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們在排斥他們所討厭的新生事物時有許多先後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說法便是其中的一種。如今，這種手法也像其他許多手法一樣過時了；在我這個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夾中，也裝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寫來的感謝信。我們繼續進行這種比較。

精神分析這種療法確實像其他療法一樣，有它的成功和失敗，有它的困難、局限性和適用范圍。過去曾有一種對分析法的批評，主張不必認真對待這種療法，因為它不敢發表關於它的成就的任何統計資料。從那時以來，麥克斯。埃伊廷通（maxeintingon）醫生創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發表了關於精神分析在頭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評論1。這些治療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慚。不過一般說來，那些統計資料啟發性不大；這些用以說服人的材料成份極為不純，以致其中相當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證明任何療法。

考察人們的個體經驗要更為明智。

在此我想補充一句：我不認為我們的治療能夠與盧德（lourdes）2的治療相媲美。有很多人，他們相信聖母瑪利亞的奇跡，卻不相信無意識的存在。

倘若我們想求教於我們的競爭者，我們就應該把分析療法與他種精神治療法進行比較。今天，治療神經病的r體療法已無需再提了。

1見弗洛伊德為該評論撰寫的前言（1930b）。——英譯注。

2盧德是位於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小城鎮，有一座供奉聖母瑪利亞的神殿，為羅馬天主教徒朝聖特別是去治病的重要場所。——中譯注。

作為一種精神治療步驟的分析法，與醫學的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並不對立；它既不貶低它們的價值也不排除它們。

一個醫生喜歡對病人自稱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療家，同時又根據患者的特點和各種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條件，采用了某種別的療法，這兩者在理論上並不矛盾。事實上，使醫療實踐必然趨於專門化的因素正是治療技術。

例如，外科術和矯形術就不得不從同一種療法中分離了出來。精神分析活動是艱苦而嚴格的，這不可能像一付眼鏡那樣好用：閱讀時戴上，散步時摘下。一個醫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絕這種療法。

據我所知，那些在各種方法中有時運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療家，並不具備牢固的分析學基礎；他們沒有接受分析法的整體，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經把分析法的「毒牙」拔掉了；這些人不可能被認為是分析家。我想這是令人遺憾的。

但是，在醫療實踐中，分析家與嚴格采用其他技術的精神治療家之間的合作，將會有助於極有價值的目的。

較之其他精神治療步驟，精神分析無疑是最有效力的。

這種方法費力最大，花時最多，它不應被運用於輕微患者。考慮到這種情況，說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對於合適的病人，使用這種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調，並引起分析法產生前的時期人們不敢指望的種種變化。不過它也有各種非常明顯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擁護者在治療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這些障礙，使每一種神經紊亂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們努力縮短分析工作的時間，加強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並把其他各種形式的影響和移情作用結合起來，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療。

這些努力當然精神可嘉，但我認為他們太自負了。他們還帶來一種危險，即迫使自己脫離分析法，陷入無止境的實驗過程1。我覺得這種希望每一種神經病現象都能被治愈的願望，可能是產生於外行的一種想法；他們認為神經病都是一些沒有任何權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東西。

而事實上它們卻是嚴重的、由氣質所決定的疾病。

這種病在一個人身上不是只發作幾次，而是通常要持續很長一個時期甚至終生。

我們的分析經驗表明，這些疾病可能受到廣泛的多種因素的影響，譬如各種歷史積淀下來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們充分重視了這種情況，但卻因此而忽視了病人氣質上的因素。

對於這種因素我們是絕對無能為力的。

不過在理論上，我們不是應該始終把它記住。

從根本上說，分析療法是很難接近精神病（psychoses）的，但精神病與神經病（neuroses）關系密切，所以我們的首要目標將是治療神經病。

精神分析的療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難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縛。在兒童的場合，妨礙取得最大療效的因素，是關系到兒童與其父母聯系的外部困難，雖然這些困難歸根到底還是兒童自身的問題。

在成人的場合，困難最初產生於兩種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類型。

當然，在類型問題中還包含著其他更深刻的決定因素。

第一種因素常常被錯誤地忽略了。無論心靈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復過去狀況的可能性有多大，總有一些東西是不會復原的。在某些場合，當一個過程自然結束時，某些變化看來已

1在寫這些話時，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費倫齊。幾個月以後，在關於這位朋友訃告中，他又重申了這些看法。——英譯注。

經定形，並相應於已形成的心靈創傷。在另一些場合，我們的印象是患者的心靈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過程——我們完全可以為它指出別的途徑——似乎沒有能力摒棄原有的軌道。

但這很可能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同一種現象，只不過我們的著眼點不同罷了。

我們一再發現，這種治療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種必需的動力，而這正是阻止我們引起治療變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種異常的從屬性的關系，某種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們所能夠動員起來的對抗力量要強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這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我們很熟悉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時候應該使用對抗的手段，但這些手段卻很難動搖上述關系和成分。的確，在這一方面，我們只能寄希望於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關於荷爾蒙1（你們都知道它們是什么東西）的作用的知識，可能為我們提供戰勝這些疾病的數量因素的武器。

不過現在距離那一天還很遠。

我知道，這一切問題中難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這樣一種永恆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們在失敗時無疑鬧不清是應該責備病症的奇特呢，還是應該歸咎於自己沒有控制好治療過程。但是，如同我已經說過的，我認為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輝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種情況指神經病的類型。你們已經知道，分析法治療的適用領域是各種移情神經病（transferenceneuroses）——如恐懼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