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後的浪漫_第 10 部分

多年的修煉才能達到的一種功夫；還有一種是各種各樣形式的，所有日常的人都可以走入舞台，扮演各種角色。但現在中國只有一種舞台；一種給有功夫的演員提供的舞台。

汪：現在你再也不怕舞台了？吳：熱愛舞台了，熱愛。（笑著站起）

第四章實驗戲劇與影視（3）

張元與寧岱的故事

張元，男，滿族，1963年生，江蘇連雲港人。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

1989年自籌資金拍攝黑白故事片《媽媽》，1991年11月該片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評審委員會大獎和公眾大獎；1992年1月獲瑞士國際電影節導演特別獎；1992年9月獲英國愛丁堡電影節歐洲影評人菲普雷希獎；1993年2月獲柏林電影節青年論壇影評人獎。

1991年10月，拍攝崔健的第一個mtv《快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1991年，獲美國有線電視網的mtv大獎。

1992年，拍攝崔健《最後一槍》、《一塊紅布》。其中《一塊紅布》獲1993年美國舊金山電影節金門特別獎。

1992年5月，拍攝艾敬mtv《我的1997》。1993年自籌資金完成彩色故事片《北京雜種》，1993年；該片獲第22屆鹿特丹電影節最有希望的導演獎；1993年8月，獲瑞士盧卡諾電影節評審委員會獎；1994年，獲新加坡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澳大利亞當代藝術博物館以〃北京雜種〃命名。

1994年，拍攝黑白紀錄片《廣場》，片長100分鍾。導演張元、段錦川。該片獲1995年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美國夏威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獎、意大利波波立國際紀錄片電影人最佳紀錄片獎。

1994年3月，拍攝崔健mtv《飛了》。

1995年元月，拍攝羅琦mtv《隨心所欲》。

1995年，拍攝彩色故事片《兒子》，片長90分鍾。

張元是個很認真的人。為了盡快采訪，我不斷打電話、呼他，但他堅持要先看片子，再接受采訪。

在他夫人寧岱的安排下，我看完了他的所有片子，包括新近完成的《兒子》。《兒子》講的是一家4口的家庭生活：爸爸瘋了，媽媽要離婚，兩個兒子都有各自的煩惱。該片演員（非職業演員）演實際生活中的自己。張元稱《兒子》是一部紀實電影。

張元也是個忙人。聯系采訪中，他曾兩次出國（95年11月6日去夏威夷電影節；11月23日去澳大利亞參加世界紀錄電影研討會），采訪日期因此不斷後延。11月30日接受完采訪後，他又為12月2日去巴黎簽約在做准備。

張元還是一個細心的人。見我為錄音機音量小而發愁，他主動拿出自己的微型話筒接在了我的錄音機上。

汪：你曾說過中國電影最大的問題是虛假，你是什么時侯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的虛假現象的？

張：上學時有個最好的條件，是有機會看到國外最好的紀錄片。中國電影缺少紀錄片的歷史，從49年以後，紀錄片實際上成為一種政治宣傳片的代名詞。一般紀錄片就是國外元首來訪問，新聞簡報式的，不把紀錄片作為一種電影正經東西出現，這樣，電影的記載功能就漸漸給忘卻了。

國外的影片，雖然在語言、故事上與中國電影有差距，但你會發現，那種生活的質感、當時的情境和人物之間的關系是真實的，那么敏感那么真實，它來自於什么地方？來自於生活，來自於生活中潛在的質感。中國影片里的虛假不僅是文革造成的。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種假大空的東西，簡直使人忘卻了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什么地方，我們是誰？我們的本質是什么？第五代電影，在陳凱歌、張藝謀的片子里，又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賦予電影更多的詩意，讓電影承載了很多對歷史的描繪和追憶，那種東西是神話式或寓言式的，比虛假還要可怕，因為它令國人不能面對現實。

我在學校有機會為國外電視台做短的紀錄片，拍片時我發現生活本身真實的東西在影片里非常有趣，這種不加修飾的不放進自己意念的自然流露的東西，對我來說更有感染力。所以畢業後拍《媽媽》時由於資金各個方面的限制，選用了一些和劇中人物非常接近的非職業演員表演，甚至用了很多真實母親的采訪。采訪這些母親時，每個母親都流了淚，這不是演員能扮演的，不是劇情能完成的。

感覺到生活質感、原汁原味的東西對我的誘惑，一開始是不自覺的，直到最近這段時間我慢慢發現這完全是我自己的追求。看看這個社會，有多少虛假的東西？我們面臨著那么大的一個謊言！所以我還要拍紀錄片。

汪：能談談鹿特丹事件嗎？

張：實際上這些事情我都不清楚。當時就是很多人去參加電影節，然後回來就聽到了這些消息。我至今沒有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

汪：聽說當時還有一個新聞發布會？

張：是嗎？是誰參加的？

汪：說你們都參加了……

張：參加干嘛？

汪：有200名記者到場……

張：是嗎？（笑）忘了，我經常接受這樣的訪問……真忘了。我覺得這些東西和電影沒有太大的關系。電影所應承擔的責任應該是電影本身能夠決定能夠做到的。我覺得目前我們國家賦予電影的力量、責任、作用太重，對於電影參加電影節，對於電影的審查，對於電影宣傳的東西看得過重，因為電影導演畢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拍電影，所能夠完成的就是電影。我覺得電影永遠不是一個宣言。

汪：你可以不關心電影以外的東西，但〃處罰〃名單里有你的名字……

張：即使這樣，我也覺得沒有關系。因為我們所能承受的就是這些，不管給我們多少不明不白的東西，不管給我們什么狀態。我們象僧人一樣，一輩子只能念這一個經，只能去做電影，不能干別的，干別的不會。你不能用其他方法去反抗，不能用其他方法去解決問題，而且要想拍自己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下去。你沒有別的辦法。你去逃避？你去承擔更多的責任？那就超出了自己的范圍。所以我覺得唯一的辦法就是堅持拍自己的電影，至於一些冤屈一些不舒服的東西你就自己去承擔吧。

汪：現在去洗印時是否遇到麻煩？

張：應該說是各個地方都有麻煩，可我覺得都問題不大。

汪：是不是幫忙的朋友很多？

張：也不是說朋友多，現在中國比較好的就是一個商業形態出現了。電影洗印廠、電影廠電影設備的各個方面，他們都知道電影畢竟是電影，再也沒有人去認為電影是一個政治宣言的釋放地。你看看我的電影就可以體會到，里面包含的僅僅是作為導演的一種個人表達，它絕對不是一個政治宣言，永遠不是一個政治家所能承擔的東西。藝術家在這個社會中的地位太薄弱了，特別是一些邊緣藝術家（包括我的電影里所表現的人物），他們只不過是這個社會多元聲音中的一元，很小的一個方面。

汪：你想沒想過要退出目前這種狀態？

張：哪種狀態？

汪：個人的、獨立的或者說是地下的？

張：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不是個〃地上〃〃地下〃的問題，實際上邊緣藝術在任何國家都是這種狀態，而且經常也有邊緣向中心轉移的情況，象美國最近很有名的導演塔倫·蒂諾，一開始也是獨立制片，拍那種強力、暴力的影片，表達方式也是邊緣狀態的，但他今天已經變成了中心。我覺得一切都應順其自然，就看你這個導演或藝術家是不是始終想把自己放在一個邊緣狀態，象日本前年獲諾貝爾獎的那位作家，他始終希望自己堅持在邊緣狀態，天皇授予他的獎勵，他拒絕去領，因為他希望自己保持在邊緣狀態。

汪：那么你呢？

張：我對我自己不表態。我覺得邊緣藝術家有邊緣藝術家的作用，當然我不反對那些主流藝術家他們所承擔的責任。說到頭來，我還是希望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導演也應該是多元的。

汪：你曾說，你最希望的是拍出客觀，不喜歡主觀，你眼中只有客觀，客觀會給你力量……

張：客觀和主觀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我長時間在電影中討論和實踐的，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的關系是我經常想的，因為我想追求電影的真實性。但是真實的生活在影片里有多少可存在？這種東西中的思辨過程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在拍攝時你必須去選擇，因為電影永遠是導演眼睛中和心靈里的東西，不管他是在拍攝或是在選擇什么，永遠是他自己的主觀精神，但對我自己來講我又那么急切地迫切地需要客觀力量。這之間的確是一個矛盾。

汪：你在《廣場》里拍了很多游人的鏡頭，那些游人知不知道你在偷拍？

張：我覺得不能完全用〃偷拍〃這個詞，因為即使有人看到我們在拍，他也不管。廣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大舞台，很多人都希望在這里盡情地表演，你看廣場派出所所長講的那段話，他說想自殺想游行想自焚想上訪想告狀都要到廣場上來。你看1919、1966、1976、1989年，這些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大型表演都要在廣場上展現，你說這需要偷拍？你到那個地方，就是把攝影機放在他臉前，他也不管你的事，而且我的攝影機是很大的。

汪：中央電視台編導、記者采訪的情形都被拍進了《廣場》，這是不是你們事先聯系好了的？

張：他們拍他們的，我拍我的。我覺得他們是演員，挺好的，因為他們在拍別人的同時自己也在表演，恐怕有人拍我們的話我們也在表演。

汪：你有沒有拍片的長遠計劃？

張：沒有。

汪：你的片子在國際上頻頻得獎，對你有些什么幫助？

張：沒有什么大幫助……只是我的第一部電影《媽媽》得到了法國政府10萬美元的獎勵，然後我用這筆獎金拍了《北京雜種》。

汪：你不認為得獎是對你藝術上的認可嗎？

張：（笑）我覺得恐怕不需要別人的認可。我總覺得我的電影更應該在中國放映，中國人對我的電影肯定更有感覺。我敢相信這一點。象《北京雜種》這部片子，如果剛拍出來時就在國內放映，那里面的感覺絕對是外國人體會不到的。

張：我認為這批人的主要成就還是在紀錄片上，象吳文光、蔣樾、溫普林、段錦川他們，還有《我畢業了》，在紀錄片領域里開發了一些新的東西，完成了一些過去中國紀錄片里沒有完成的東西，這是應該引起相當的重視的。電影也拍了一些，小帥的《冬春的日子》、何建軍的《懸戀》、鄔迪的《黃金魚》等。這批人里，小帥已經從邊緣向中心轉移了，他去了田壯壯的吉光公司，現正在拍《越南姑娘》。

汪：你會去類似〃吉光〃這樣的地方嗎？

張：我現在沒有這方面的題材，沒有這種感覺沒有這種體會沒有這種願望。

汪：下一部准備拍什么？

張：正在做一個計劃，准備拍一個愛情題材的電影故事。寧岱，女，1958年生，生於天津，長在北京。1989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劇作班。故事片《找樂》的編劇。

1993年，拍攝紀錄片《關於一部被禁影片的討論》（《停機》），片長60分鍾。此片去過20幾個電影節。

寧岱曾c過隊。從北京長途電信學校畢業後，做過5年機房工作人員。她喜歡學醫（因為喜愛白顏色），但沒有如願。85年她辭職報考了電影學院文學系劇作班。畢業時，學校要她去廣播電視大學報到，她去了，但人家說我們沒向電影學院要畢業生。於是她就一直等分配，這期間她去過意大利，學習西方電影史。回國後，做過電影學院西方電影史的代課老師，但最後也未能成為該院的正式員工。〃可能因為是女的吧。〃寧岱這么說。

至於張元沒單位的問題，寧岱的說法是：〃當時北影廠先要的他，八一廠也要他。他想去北影廠，但學校不同意。那會兒他正在拍《媽媽》，感情上也不想去八一廠。我也不同意他去，你想想當時那種氣氛。等他拍完《媽媽》去八一廠報到時，人家告訴他報到期已過。〃

雖說寧岱、張元是兩個沒有單位的人，但他們搭幫過日子的家卻井井有條。桌上的剪接機、碼放整齊的膠片盒、啟動著的電腦與傳真機，無不告訴來者，這里除了是家，更是一個工廠、一個辦公室。寧岱說他們沒有星期天，〃以前沒有雙休日還不覺得，現在別人休兩天，就覺得自己太辛苦了。我和張元經常討論什么時侯得出去玩一玩兒，休息休息，可這個休息日總得往後推。好不容易有一天，兩人都覺得這一天無事可做。就興沖沖出門，准備輕松一天。但半路上張元說我們去保定吧，下一個片子想在保定拍，為什么不利用這一天去看看外景呢？於是我們就去了保定。張元說他在北京期間從來沒專門玩兒過，象長城這樣的地方，都是利用拍片之余順便看一眼就算玩兒過了。他是工作狂，經常是一段時間里做好幾件事情，有時只做一件事情時，就算是很閑的了。拍片時勁頭十足，等片子一拍完，人就病了。〃在畢業後6年的時間里，張元拍了4部電影與10幾個mtv，寧岱拍了片子編了劇本寫了小說寫了書。

《關於一部被禁影片的討論》是寧岱拍的第一部、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一部片子。寧岱說，這部片子現在叫《停機》，紀錄的是關於張元導演《一地j毛》被迫下馬的事。當時，正趕上鹿特丹電影節來問片名，因為片子還未完成，就說了說大意，於是電影節就給譯成這么一個片名。

寧岱說，策劃《一地j毛》那段時間她正好無事，就被策劃者叫去負責該片的宣傳。於是她拍攝了《一地j毛》的籌備及開機的鏡頭，准備將來播廣告時用。事發後，他們都感到意外，〃由於已拍攝了一些內容，我想何不繼續拍一下這件事的結果呢？〃就這樣，寧岱成了紀錄片《停機》的導演。

《停機》的整個內容是以字幕（黑底白字，象從前的無聲片）串下來的，有如下一些──

1993年10月21日，《一地j毛》開機。

10月28日清晨，劇組接到電話，上級主管部門通知高山，因為《北京雜種》參加東京電影節，所有影視機構不得與張元合作，同時電影制片廠撕毀出租燈光及攝影機的合同。

攝制組工作停頓下來。

11月1日，劇組退還器材，人員回家。

影片共拍攝6天半，三處場景加秋天空鏡，共21本，76分鍾。

1993年11月28日，錄音、美工、女主角、攝影、制片、副導演先後撤出，《一地j毛》劇組解散。《停機》里，劇組成員個個心事重重──

圍繞張元〃下馬〃這件事，一些自由文化人（包括做〃個人電影〃的導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是《停機》最精彩的片斷──

崔健（搖滾歌手）：藝術家必須是自由的。沒有藝術的自由，就沒有真正的藝術。享有創作自由，這是一個人的權利。

唐大年（自由撰稿人、《北京雜種》編劇之一）：無論如何不能剝奪一個人的創作權利。

牟森（獨立戲劇導演）：有沒有這樣的法律？根據什么做出這種決定？誰決定的？

何建軍（獨立電影導演）：解決的辦法是明確一種法規。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定，作為獨立制作電影，隨時都會遇到這種困難或現實問題。

吳文光（獨立紀錄片導演）：我不知道張元怎么看待這個事情，他怎么去做。如果我想繼續拍這個片子，我一定不放棄。很簡單，如果拍一個電影，這是我想做的事情，就象作家寫一本書、畫家畫一幅畫，這是個人的權利、需要，就象吃飯睡覺拉屎一樣。你可以不讓我的片子放映、參加電影節，但是我想拍電影你為什么不讓我拍？如果我不理解，我特別想拍，一定要去做。這是我特別想說的，但各人有各人的方法，怎么去做，他有他自己的選擇。我沒把這件事看得象出了大事不得了什么的。對於我們來說，隨時准備了一把傘。就象有一天要下雨了似的，下雨了，就把傘打起來。但是，路必須走，除非你不出門，坐在沙發上睡在床上做夢、看天花板。如果你要出門，就必須該知道外面下雨你怎么辦。張元說這樣可以多睡一個小時覺了，我想他睡不著，他生下來就想拍電影，做夢都想超過他認為牛b的那些導演。

《停機》中，張元就〃下馬〃一事，說過兩次話──

一次是在劇組里，他對大家說：〃畢業以後我沒去任何一個單位。從准備做《一地j毛》起，開始了解整個單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整個狀況，我突然感覺到雖然我沒有在一個單位，但弄這個片子時，每一天頭腦（都）沉溺於每一個人之間的結構當中去。劇本本身實際上給了我一個緊箍咒，我沒有在一個單位，但它還是在框著我。事實上呢，也是這個樣子，我自己做電影，然而廣電部卻下了一個文，不許我導演。我感覺我雖然是一個自由的藝術家，一個個人制版權所有，但還是在一個大的體制中被框住了，我覺得真是一個悲劇。〃

另一次是在位於西單的他的平房屋里：〃為什么會下馬？形式上最直接的原因是上面不讓拍了，實際上是對我過去兩部電影制作方法的否認。我現在不能想是哪一個直接的事情，是不是我常去廣電部電影局交流就可以拍下去呢？如果我好好去協調會不會出現《北京雜種》這樣的影片呢？肯定就沒有了，《媽媽》這樣的影片也不會有，而且今天我也不可能去拍《一地j毛》。很多東西我完全想不出自己應該怎么去做，如果完全去那樣做，是不是我想做的電影呢？所以說現在不管做什么樣的假設或結論，只能自己堅持待下去或活下去。有機會再說，當然是自己去尋找機會。沒有人會送給你機會。〃

寧岱拍完此片後，又將《一地j毛》停拍的詳細經過寫成了書，共20萬字，書名也叫《停機》，但至今未找到出版商。〃我覺得這件事根本不是什么官方與非官方的矛盾、沖突，就象文革中的許多悲劇一樣，純粹是知識分子之間你爭我奪造成的。這件事反映了電影界內部長期以來人與人之間的復雜關系，有的導演見別人得獎就不舒服，在國外到電影節上去捅，回到國內到電影局去告……很多外界不知道的事情我都寫進了書中。〃

寧岱說她是個有話就想說的人，如果一段時間寫不出東西就感到痛苦。

《停機》完成於1994年元月，正好參加2月的鹿特丹電影節。

第四章實驗戲劇與影視（4）

自己的電影何建軍

【簡歷】何建軍（又名何一），男，1960年生，北京人。90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

1993年，拍攝黑白故事片《懸戀》（又名《紅豆》、《世紀末的對話》）。1991年，拍攝彩色紀錄片《自畫像》，片長23分鍾。兩片均於1994年2月應邀去荷蘭參加第23屆鹿特丹電影節。其中，《懸戀》獲國際影評人獎，去過10幾個電影節展映。

1986年，拍攝紀錄片《一個朋友》，片長20分鍾。

1994年元月至95年2月拍攝《郵差》。該片去過20多個電影節參展，在24屆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上獲金虎獎（青年導演獎），在95年5月新加坡電影節上獲gold獎。

何建軍是82年開始接觸電影的。高中畢業後，他一直在家待業，臨時性的在報社干過、做過建築工人。後經人介紹，去黃建中的《如意》劇組干雜活，從此，再也未與電影分離；並與一連串第五代導演結緣，在陳凱歌、田壯壯、張藝謀等導演的影片中，何建軍先後做過《黃土地》、《大閱兵》、《孩子王》、《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藍風箏》等多部影片的副導演。

與第五代導演合作的10年里，他邊干邊琢磨，〃漸漸形成一種連自己都不能抗拒的心理，即用電影說話，用電影關注今天現實生活里的人。〃86年，他用積攢的錢租來攝像機，和幾位朋友合作拍了第一個短片《一個朋友》，拍攝時間是兩天，拍攝經費為2000元。這個片長20分鍾的紀錄片，錄下了星星美展畫家米丘在國內的最後一次畫展。〃看到自己對電影的想象和曾經發生在自己周圍的事情及人物，變成有聲音有畫面的東西，心底真有種說不出的興奮和刺激。〃

〃為了去驗證那些曾經思考過積累過的有關電影的東西〃，88年，何建軍去了電影學院的導演進修班。

91年，他拍了紀錄片《自畫像》，片長23分鍾。這是他的第二個短片。片中紀錄了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裘沙對身世的訴說及他的一次畫展。裘沙先生除了是位畫魯迅題材的畫家外，還是一位歷次政治運動都受沖擊的知識分子。

93年元月1日，何建軍的第一部故事片《懸戀》開拍。他是用拍廣告片和妻子籌來的錢買的膠片。那時一本黑白膠片（國產樂凱牌）是300元，他買了30本，而一般需要40本。當他買完膠片，兜里只剩下了五千元。但他還是開機了。

《懸戀》的動機來自何建軍中學時代的一個事件。用何建軍的老師韓小磊的話來說，《懸戀》是何建軍對童年的一次記憶的終極縈繞，他一直想表達現代人的一種生活狀態，脆弱、敏感、自身免疫力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