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這種觀念，是古代許多士人的想法，也是一種古典的小農經濟思想，認為重農抑商，最有利於加強控制，有利於安穩。

窮不要緊，只要大家都窮，就穩了。

而抑制工商，很多時間是為了防御貴族豪強與工商的合流，一旦政治和資本再掛溝，以儒家治天下的王朝，就更加難以控制了。

把絕大多數的百姓控制在土地上，甚至禁錮在鄉里，這就是皇帝和儒家士大夫們的理想天下，他們甚至還總幻想著恢復到先秦時的井田制度呢。

所謂井田制度，就是把一塊地分成九塊，每塊百畝，然後八丁各耕種邊上一塊百畝地，中間那塊百畝就是朝廷的地，這八丁耕種自己的土地之余，還要合力為朝廷耕種那一百畝地，收獲後，中間那塊地所得就是朝廷所有，相當於百姓為朝廷服役納稅了。

朝廷以這些公田收入為財政，供應宮廷皇室，朝廷百官，然後以府兵制為軍制，閑時為民戰時為兵，朝廷也不需要額外再出軍費，想象是很美好的。

可是時代在前進，儒家許多人卻還總幻想著復古幾千年前的制度，無疑就是迂腐了。

不漢是秦朝的軍功爵制度，還是漢代的抑兼並打擊豪強制度，其實都證明了一點，那就是土地政策這塊，其實各朝都很失敗，這些王朝的敗亡，歸根到底，也是土地制度的問題。

而到了魏晉南北朝以來，士族豪強並起，庄園部曲制度盛行，走向了另一條路，形成了無數的門閥士族，中央朝廷控制力大減，結果就是戰亂不斷，混亂三百年。

隋重新一統天下，改進均田法，行府兵制，推租庸調稅法，在統一之初，確實有這個條件，但是經歷短暫的開皇盛世之後，才二三十年就已經推行不下去了。隋朝的滅亡雖然有許多條件，但國家制度設計之初的巨大的問題，還是葬送大隋的關鍵。

別說楊廣昏君，就算楊廣再強，爆發這樣系統性的巨大危機後，也很難撐過去，況且楊廣還是個很有野心的皇帝，他的野心加劇了這個危機，於是諸多問題堆在一起後，最終楊廣亡國了，成了大昏君。

部曲和奴隸制度，其實正是壯大士族門閥，成就豪強世紀的根本。

可魏征等人卻只看到了門閥豪強兼並成風，卻沒看到兼並其實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士族豪強們跟朝廷搶奪人口。

大量失地的人因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淪為了貴族豪強們的附庸仆人，人身自由等都被地主豪強們控制，這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過去的制度下，入籍的百姓才能成為課戶，再加上貴族官員等不課戶的特權，結果就是天下人口眾多，可朝廷真正能征稅，能征役的百姓卻是少之又少，國家的負擔最後都落到了數量很少的百姓頭上，他們承擔了太重不該承擔的負擔，於是歷史上，在初唐之後，無數的課戶開始成為逃戶，國家課丁數量進一步減少。

占據國家一半以上戶口的百姓，全都成了隱戶逃戶，成了依附於地主豪強們的部曲、奴隸，國家既不能征他們的稅，也不能課他們的役，甚至選他們為兵都不行了。

貴族官僚地主豪強階級，侵吞了朝廷最關鍵的資源，於是中唐之時，大唐表面的光鮮之下，已經腐朽不堪，才會有安史之亂，大廈崩塌。

「諸公，不抑兼並不可怕，因為地主就算買再多田地，按兩稅法，他也要按畝納地稅，地越多，稅越多，一分不能減免。雖為王公宰相，門閥士族亦要一體納糧。再者，只要開征契稅，那么土地流轉，朝廷還能額外得一筆收入。」

「當然，最關鍵的一點，地主就算兼並再多田地，可總要人耕種的，只要推行主客法，那么地主的地也需要佃出去，而佃種的佃戶們不再是他們的部曲，不再受人身控制，那么兼並再多田地的地主豪強，試問，除了田地要納稅，能多收糧多賣錢，他們還能再如以前一般威脅到朝廷嗎？」

「不能！」

秦琅跟他們細致的分析起來，「我們頒行主客法，還可以用法律明文方式，制訂佃租，禁止地主對佃戶的過多盤剝掠奪，保證佃戶們的利益。」

過去均田法下，本質上百姓其實就是朝廷公田的租戶，也要交租。可地少人多，還有大量的逃戶隱戶不課戶，結果就是課戶們交了太重的租。

一部主客法，讓佃戶入籍為客戶，提高其人身地位，擺脫人身控制，再以法律明文頒定佃租，保證佃戶權益，則一切迎刃而解。

因此不抑兼並，只要配合主佃專法，那么實際上就不是在放縱地主豪強兼並，不是在欺壓弱者的百姓，而是事實上的提高更多百姓的利益，保障他們切身的權益，也是朝廷增強對天下控制的強大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