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工業品價格的持續大跌。從1873年開始，世界經濟進入了持續將近22年的蕭條期，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品價格大跌，而中國對外貿易采取銀本位制，而銀兩又恰巧在這個時期不斷貶值，來自金本位制歐美國家的進口品，跌價部分的優勢因為銀兩貶值而被抵消，這些工業產品以銀兩計算的價格跌幅並不明顯。而印度則不同，他與中國同樣采取銀本位制，工業產品的跌價優勢並為被取消，這就使得印度紗相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匯率而有了價格上的優勢。

富弘毅做為內地的錢庄老板，可能不會將幾十年來世界經濟史研究的那么透徹。但他知道，來自印度的機紗進口價格這些年的變動情況。進口機紗的每擔價格，從1875年的30多兩，其後近20年持續下跌，間中雖然有一兩次的小幅上揚，但到了1892年的時候跌到了不足17兩，跌幅近半。而與此對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棉制品則沒有這種幅度的跌幅。

另一個原因則是錢貴。這一點，富弘毅作為錢庄老板最是清楚不過。在1870年代的時候，一海關兩大約能兌換1800文作用的銅錢，到了1890年代，則只能兌換1400文上下。中國的農村經濟是銅錢經濟圈的范疇，銅錢升值，意味著他們的購買力上升，這就使得印度紗相對於土紗有了更為強大的競爭力。

富弘毅在金融上的分析，讓楊邵文覺得心里輕松不少。這讓他明白，印度紗有如此優勢，除了本身不俗的競爭力外，還有不少匯率上變動的加成原因。如果都是本身的競爭優勢使然，土紗或許難有機會，但如果有匯率方面的加成原因，那就多了不少勝算。他雖然不能左右匯率變動，但也知道匯率的變化不會總是一個方向上的。這幾年進口紗的標價就開始緩慢的升了，銅錢的價格也不可能總是處在升值中，銅錢要是再升值，一些地方政府就會看到利益而去鑄造銅錢了。

盧廣勝又問道：「楊小子，你知道我們每年從印度進口多少棉紗嗎？」

楊邵文搖搖頭，這些數據得從清國的海關匯總出來才會有准確的結果，他當然不會知道。以清廷那糟糕的經濟管理水平，恐怕也是兩眼一抹黑。

他有些懷疑道：「應該不少吧，盧會長難道知道？」

「具體數字我自然不知道，但我可以估算出來。」

在楊邵文引入機紗近武進市場後，盧廣勝就在本地做過一些實地調查。

一般人家里的衣服分為勞動裝和盛裝兩種。本地農民的勞動裝一般用的布料都是土布，盛裝則是六成左右的土布，三成多的洋布以及一成不到的絲綢。而勞動裝與盛裝的比例為4比1，也就是說農民所需要的布料九成以上是土布。

農民一年消費2匹布料（舊土布）左右，其中土布為1.8匹。考慮到武進本地相對於其他地方要富裕不少，每年每人消耗的土布按照1.6匹計算。中國有四億以上的農民，每年消耗的土布則為6.4億匹，需要棉紗420萬擔左右。

盧廣勝最後總結道：「在武進，機紗進入才一年左右的時間，土紗差不多就已經消亡。考慮到內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機紗進入不易，以及部分農戶自紡自用的情況。我們保守估計，這420萬擔棉紗當中有六成左右用的是機紗，扣除本國產的機紗後，我們每年需要進口200萬擔以上的印度紗。總共需耗銀4000萬兩左右！」

4000萬兩白銀！

楊邵文倒吸一口冷氣。每年4000萬兩的白銀外流印度，還有於此相關的棉花種植、棉花加工、紡紗等大量勞動崗位的喪失。光是棉紗這一項上，中國就是損失慘重啊！更別說中國是個銀本位的國家，這些巨量的白銀外流，必將造成國內貨幣緊縮，重創經濟發展。

閔靖遠也感慨道：「我第一次聽說盧會長估算出來的結果也是非常震驚。甲午一戰，我們大清國賠償兩億兩白銀，舉國震驚。可我們光是棉紗一項上，每年就流失了4000萬的白銀，可又有多少人關心呢？哎，我自己也是能力有限，唯有希望我們武進縣能夠在紡紗一項上有所作為，盡量減少點利權的流失。」

國家打了敗仗，人人唾罵憤怒，士子們公車上書疾呼變法圖強。可經濟戰線上我們不知已經打了多少大敗仗，卻又有多少人站出來疾呼。

這一刻，楊邵文感覺心神激盪難以平靜，不知不覺間，感覺自己身上多了一種沉甸甸的使命感。自己的奮斗目標不再只是為了自己的家人，為了公司的員工，為了自己的代工戶，而是應該肩負起更大的責任與使命。他原來還感覺有些虛無的實業救國的夢想，此時此刻從沒有感覺這么真實而具體！